胡晓光:略论佛教义学研究的立场、原则、方法问题

——从周贵华所著《言诠与意趣》一书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 次 更新时间:2020-02-10 09: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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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光  

  

   【摘要】佛教义学的研究立场,本身就是佛教界共有的基本信念与态度,或者说是佛教义学共同体的思想前提与出发点。佛教义学的研究立场的存在,保证“佛陀的佛学”的存在。基于佛教义学的研究立场,遵循的佛教义学之原则与方法,则更加充分体现与彰显、佛教义学的真正内在本质,与开启人心觉性的功能。作为“佛陀的佛学”的解释学,佛教义学的立场、原则、方法,是秉承佛陀的圣教量,为绝对根据与标准的。它的目的性,就在于依据我人的信仰心理与觉知能力,对佛陀的圣教量所开显的觉悟之道,进行理解与亲证。从某种意义上讲,佛教义学就是信仰与理性的统一;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实与超越的统一。这种统一性的观念,凸显了佛教义学,在研究与亲证上的真正优势与强力。

   【关键词】佛教义学;佛陀;解释学;觉悟知道;心理觉知;信仰心理;亲证

   【作者简介】胡晓光,杭州佛学院研究生导师

  

   周贵华先生是近年来著述甚丰的佛教义学专家,通过对他的著作阅读,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思想态度与学术作风。最近有时间我细心拜读了周贵华先生的《言诠与意趣——佛教义学研究》一书,该书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是以大乘佛教唯识学为核心,从而统摄全部佛教;并且,是以佛教的本位立场角度,来建构一种具有逻辑“完整性的佛教”。我认为该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他能够主动地、自觉地、站在佛教的本位立场上,并且,以随顺佛教意趣的方式,加以对佛教义学进行研究;他明确地区分了“佛教义学研究”与“佛教学术研究”的本质不同性。我认为这种观点非常重要;非常正确。这是真正的护教;这是真正的护法。

   对佛教义学研究的本位性与主体性强调,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佛教的现实危机,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如果我们再不自觉地加强佛教义学的主体性与本位性的维护与巩固,那么中国佛教完全有可能在文化世界里被彻底边缘化,从而丧失其应有的自身价值与生命活力,从危机走向悲惨的结局。当代中国佛教的悲哀在于:佛教界同仁们没有或缺乏忧患意识;没有自觉的主体精神;没有立基于佛教本位上的文化自信与自立;而是一味地主动加速溶入世俗世界。这主要体现在“佛学研究”上、“佛学教学”上、乃至“佛学修行”上,传统的佛教主体性与本位性的“戒定慧”结构体系,实质已丧失了终极话语权与实践准则。佛学已沦落为一种东方历史文化遗产标本,它在被西化范式所诠释,它自有的文化生命与精神动力被严重桎梏。在中国佛教空间里,现代起影响与主导作用的观念或意识形态,是所谓的“人间佛教”思想体系。印顺导师是始作俑者,我们必须承认,他的创制动机与目的,无疑是为佛教存活与发展着想的,本意是为佛教负责的。但是,这种善意用心的结果与其内在本质,确实存在着巨大问题。“人间佛教”是佛陀的佛教的真实意趣吗?众所周知,“人间佛教”是以“人本”为中心的;以人文形式出现;以人道为基准;以人性为定量;以教化人间为工作;以实现人生的通达与吉祥为目的;从而,开显出以人为本的“人间佛学”体系。这与佛陀的佛教,以佛为本的教法是有差别的,佛本的佛教,固有的神圣性与超越性被严重地拒斥掉了。以“人间佛学”的研究规范所建立起的“义学”结构,是遵循世俗世界的学术体例与研究标准,对“文献”、“语言”、“历史”、等问题都是采用“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客观主义”、“逻辑主义”或所谓科学原则与技术手段来解决。结果是,以外在观察代替直接体验;以思辨分析代替现观亲证;以文字语言表现代替内在真诚观境。从而形成了,一切世俗文化形式与本质无异的,文化形式与本质。这是佛教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异化”现象。所以,我们认为中国佛教的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和任务,就是自觉地反思“人间佛教”思想体系与其相应产生的文化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强佛教本位性的义学研究,通过佛教义学的研究与深入,对种种现实问题,都会有机会得到佛教的、本位性的、解释观念与消解现实问题的方法,在大力提倡佛教义学研究的同时,对佛教义学本身的规范与结构的建设,自然也是十分重要的课题。所以,我认为,对佛教义学研究的立场问题、原则问题、以及方法问题、都要全面系统深入地解决;同时要做认真精细抉择与运用;这样才能有助于,本位性与主体性的佛教开显与弘扬。在某种意义上讲“佛教义学”兴,则真实的佛教佛法必兴。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研究佛教思想的特殊性问题;同时,也十分关注、佛教思想的研究与体会的方法论问题。我的感觉是,佛教思想不是单纯的概念理论,而是具有内在亲证性;它是彻底地、自觉改变生命存在方式与性质的法门,所以佛教思想有别于一切世间学术。佛教是事实与价值的有机统一体,所以从事佛教义学研究必须在立场上、原则上、乃至方法上、要恪守佛教的思想准则。不然就不可能,真正迈进自我内心的如实观照感悟之中;就不可能如理如量的理解、明了佛教义学的真实意趣与价值。佛教思想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彻底超越性,这是佛教思想的本质。

   我们如果从世俗文化层面上看,也是如此。一种文化思想没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形式及意趣,就等于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与价值性。一种文化思想形态,首先就应该具有存在的主体性与本质性,作为呈现在人间的佛教义学也应如此,佛教义学要有自己的主体性与本质性。什么是主体性与本质性?主体性与本质性就是文化思想的“是其所是”的“自性”。佛教义学本身是有“自性”的,这个自性就是其特殊性。佛教义学的特殊性,主要在于生命内在的自觉超越性,这种自觉超越性,是以真诚的信念与务实的亲证为基础的,脱离了这个基础条件,就不是纯粹的佛教义学研究。我认为,佛教义学研究、与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区别,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是佛教义学是从实践出发,以信仰为前提,是从“概念”再到“实践”;而学术研究则是仅从思辨角度出发,以质疑为前提,是从“概念”再到“概念”的循环演绎。二是佛教义学研究的动因是超越实践;而佛教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求知佛教的文化根源与世俗属性。三是佛教义学研究,是以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性为佛教固有本质;而佛教学术研究,仅把佛教义学当成一种文化知识体系。二者区别是显然的。然而,在科学主义的霸权范围里,许多佛教学者不敢坚持佛教的自性信念,自己反而不自觉地走向去佛教化的研究方向,这是值得深思的。

   关于佛教义学研究的立场、原则、以及方法问题,近世的欧阳竟无和印顺法师都有详明精当的阐述。所谓的“结论后之研究”、“以佛法研究佛法”,就是佛教主义观念和立场的具体体现。这种坚持佛教基本信念;以佛教教义为终极真理;并且,以佛教本身固有的原则方法,为研究体悟的基本立场与基本目的;其本身就是几千年来的佛教一贯传统法脉。然而,近世以来,中国文化深受西方科学主义思维影响,基于人本的理智能力,以所谓的“客观性原则”为基本立场和方法,对历史文化进行质疑批判,以脱离“主观性”的诉求方式作为学术研究的不二法门。

   我的问题是,所谓的现代性的科学主义立场原则与方法,它的前提是否具有合理性、合法性、以及真正的可操作性?科学主义的信念是什么?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圆满的解决,那么“科学主义的大旗”就会蕴藏着“独断”、“霸权”、“野蛮”、甚至丧失“人性”的属性。以真理的名义做背驰真理的事。所以我们要警惕“科学主义的客观性”原则与方法。它实质是要建立没有个体性、主体性的世界,以所谓的客观性方式形成一种“文化集权主义”文化范式。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人的主体性、内在性、被彻底否定。基于这一点,科学主义的文化学术观,是不具有合理性、合法性、以及真正的可操作性。

   作为一种东方文化形式的佛教义学,它有自己的主体性与个性。它的出发点、以及终极意趣是基于主体内在性的;并且,是以“主观事实”为前提,而建构的知识与价值的统一体。佛教义学不同于一般自然知识,佛教义学的意趣,在于开启生命心灵内在的觉悟,它的现实性是主体的内在自觉。所以佛教一向自称为“内学”。我们若从人的存在现象上看,人的主观性仍然是人的现实属性。从主观性出发,或者依据主观性而建立人的观念,这都是绝对的属人的事实与基础。没有人能超越主观性,没有离开主观性的客观性。主体、客观是构成第一人称的基本特征与属性。如果以“去主观性”立场、原则、方法、来研究佛教义学,那么就会遮藏了,佛教义学的内在固有本质与内涵,而只能呈现在凡夫共业平台上的虚幻抽象的形式了。

   从世俗文化的角度上讲,学术研究应该是自由的、多元的,也就是说在学术研究的“立场”上、“原则”上,以及“方法”上,都有选择性。当然在具体选择中,不一定保证所有选择的“立场”、“原则”、“方法”都具有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可操作性。科学主义思维是一种绝对主义,它以所谓的“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为依据,无情地剥夺了人的主体性与自由性,科学主义是反科学的。佛教义学的立场、原则、方法是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及真正的可操作性的。欧阳竟无的“结论后之研究”就是对佛教义学的信念与承许。印顺法师的“以佛法研究佛法”就是恪守佛教义学的原则与方法。由于佛教义学本身具有“整体性”、“具体性”、“系统性”、“次第性”以及“实践性”,所以佛教义学的研究,也自然要随顺佛教义学的事实情况,加以如实地认知与体悟。佛教义学研究,最根本性的特质就是以“信仰为前提”;以“圣教量为权威”;以“主观内在如理思维为方法”;以“随顺圣道亲证为目的”。学术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信仰性的研究,二是非信仰性的研究。不论从主观角度,还是从客观角度研究,都是方法论的区别,都有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从佛教的特殊性角度看,非信仰性的研究势必落入外在表层上,不能真情实意地感受内在的实质与境界。而从信仰性角度出发,它的研究就具有价值的取向性。《金刚经》曰:“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大智度论》曰:“佛法大海,信者能入”。另外在大乘教法的次第中“信”是首位,并且,具有十信之义。可见佛教义学的研究实质,是进道的初步所必须的资粮。佛教义学是价值与事实的统一体。所以信念与认知是不可分离的,而人的信念与认知的主体正是人的存在现实性——主观性。大乘佛教唯识学,就是从生命的主观性角度,建立了随顺圣道的修学体系。佛教义学的研究之立场、原则、以及方法,其实都蕴涵在佛教的“教、理、行、果”的体系之中了。我们提出“佛教主义方法”就是要让人们知道,佛教义学是具有自洽的方法论系统,是最能够契合佛教本质的善巧方便。而去信仰性研究,永远是不能达到佛教预设的目的的。它只能满足,世俗化的共业文化心理,与外在性的、知识体系性的、抽象化理解与描述而已。

   另外,从社会现实上讲,佛教本身,就应该加强自身的学术团体的建设。以佛法研究佛法,本身是理直气壮的事,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在时下,信仰性的研究被边缘化,甚至被丑化了。从历史上讲,两千多年的佛教思想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讲,实际就是信仰性的研究开拓史。历史上,无数个佛教思想巨人,都是基于信仰性态度,而展开对佛教义学的深度体会与广度拓展。所以,作为一种学术团体;一种学术姿态;一种学术价值取向;佛教义学的立场、原则及方法,都是绝对具有存在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的。科学主义很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科学主义往往以科学的名义,行强权之道,摒弃异己,独立士林。在佛教学术研究上面,使得佛教内部人士,也不敢公开自己的价值立场与学术原则,这是可悲的现实。作为佛教徒群体,有必要、也有能力、重建属于佛教自身的学术系统与学术规范。佛教义学研究,应该基于佛教的固有整体性考量,以内在的统一性为前提;以圣教量为基本原则与方法;以真诚的信仰态度进行如实研究;以神圣性使命感去认真感悟圣道。这样才能保证,佛教义学的真实义蕴的存在,和佛教义学的教化作用的存在。否则世间就没有真正的佛教,没有真正的佛教义学。

我们若能冷静地反思一下,就会清醒地意识到,我人的认识与判断,都是建立在主体自我意识基础上的,“人为自然立法”或云“人为天地立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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