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丹:自然派文学与启蒙主义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4 次 更新时间:2015-10-20 22: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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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丹  

   19世纪40年代,自然派登上俄国文学舞台,一批年轻作家在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美学纲领的指导下共同抨击着当时黑暗的俄国社会。自然派的创作延续并发展了源自18世纪的俄国启蒙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巩固了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地位,使现实主义取代浪漫主义成为俄国文学的主流。在新的历史语境之下,启蒙主义对理性与科学的追求,对自然和人性的肯定被新时代的作家继承和发扬,并且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一

   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狄德罗站在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之上指出美源于客观现实,这是以现实主义美学观解决这一问题的初次尝试。狄德罗的这一思想被俄国的启蒙主义者接受,在俄国文学中形成了最初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态,即启蒙现实主义。Н.А.斯捷潘诺夫写道,“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并不是横空出世”,“早在18世纪60年代就产生了‘启蒙现实主义’”[1]160。“说到俄国的启蒙现实主义,我们指的是现实主义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的发展阶段”[1]166。他指出,诺维科夫和克雷洛夫的讽刺散文、冯维新的《纨绔少年》、拉季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都属于启蒙现实主义文学作品。Г.Н.巴斯别洛夫指出俄国文学中第一个重要的现实主义者是写了很多寓言的克雷洛夫。克雷洛夫的寓言在主题、所反映的问题上表现了最初的民主主义,但是“这个民主主义尚未成熟”[1]108。Н.В.伊兹马伊洛夫也曾经指出俄国18世纪文学中就有现实主义的因素,他指出拉季舍夫已经“向现实主义迈进了一大步”,但是“没能建立起现实主义的诗学体系”[2]12。克雷洛夫和格里鲍耶多夫“从自己特殊的立场接近了现实主义,也没能建立起整个现实主义体系”[2]16。启蒙现实主义虽然没能建立起完整的现实主义诗学体系,但是为经典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打下了最初的基石,宣告了一种全新的美学观和艺术方法的诞生,其勇于表现社会现实的艺术态度已经具有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

   俄国现实主义诗学体系的建立是由普希金和追随他的脚步的莱蒙托夫和果戈理完成的。但是在自然派出现之前,俄国的现实主义作家是孤立的,现实主义文学在俄国还没有形成法国文学中那样的浩大声势,到了40年代随着自然派作品的大量涌现俄国现实主义才成为俄国文学的主流。它将发端于启蒙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成果吸纳汇总,形成了一股激进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冲击了浪漫主义在文学当中的统治地位,为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下半叶井喷式的繁华灿烂做了艺术上和人才上的准备。虽然自然派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与启蒙时代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新的因素并没有成为遮蔽其源头的迷雾。自然派文学力求表现真实的社会生活、促进民族自我意识形成的艺术目的与俄国启蒙现实主义文学所追求的目标完全一致,这也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在时代的更迭与变迁中始终坚持的艺术立场。

   二

   启蒙主义者所散播的科学与理性之光并没有在19世纪黯淡下去,对科学与理性的追求不仅推动了19世纪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发展,而且也波及到了文学艺术领域,自然派作家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诗学体系。在自然派的典型体裁——生理特写中体现出这一时期的文学对“科学性”的强烈追求。

   1845年,涅克拉索夫出版了自然派的宣言式文集《彼得堡生理学》。在我国翻译过来的文学史著作中,通常把这本文集译作《彼得堡风貌素描》,或《彼得堡风俗特写》,这种翻译方法实际上等于抹杀了生理特写体裁上的独特性。文集之所以叫做“生理学”就是为了凸显它和普通风貌特写相区别的特征,即并不是所有的风俗特写都是生理特写。采伊特林指出:“我们不能赞同高尔基的观点,认为所有‘忠于事实’的描写都是生理特写。”“生理特写首要的区别性的特点就是追求科学性。与只复现所选择的描写对象的特写作家不同,生理特写作家追求的是借助艺术的手段对所选对象进行‘研究’。”[3]В.А.涅德兹维茨基在谈到俄国的生理特写时曾说这是“科学式的体裁”。对科学性的追求是生理特写区别于一般风貌素描的本质特征。

   “физиология”(生理学) 一词直接借用了自然科学的术语,也被别林斯基称为

   “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生理特写)。这种独特的体裁形式源自于法国。1826年,法国作家萨维林出版了《品味的生理学》,首次将“生理学”这一术语引入法国文学。此后,另一些作家和出版商将这一术语巩固下来,其中,包括《婚礼的生理学》的作者巴尔扎尔。在生理特写作家的视野中,社会成为一个硕大的有机体,被分解成了许多小块,这些小块成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每一个部分都因为自己的独特性吸引着艺术家深入其中。

   别林斯基作为现实主义理论家非常推崇自然科学对待事实的清醒态度,他认为这是就此摆脱浪漫主义的一剂良方。自然科学的成就揭示了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必须在生活环境中对个体进行研究。自然科学自发地采用了辩证的思想,尽管是不自觉的、不连贯的,但是强调了对事实的尊重。生理特写作家借鉴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坚持以科学研究的精神来进行文学创作,这包含了三层意味。

   第一,“生理”的意思即自然、即真实,即以科学的精神反映事实的本来面貌,决不对黑暗的现实进行粉饰和美化,即使是最丑陋的、最肮脏的也不加修饰地描写,以最详尽的细节来表现真实的生活。生理特写作家不避讳描写肮脏的现实,甚至有些画面真实到会令读者产生不愉快的生理感受。涅克拉索夫的特写《彼得堡的角落》是一篇以特定的地点为描写对象的作品。肮脏的院落、发臭的污水坑、成堆的垃圾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面前。“在我面前简直就是汪洋大海;我惊恐地看了一眼自己的靴子想往回走;似乎,这里没有一块地方踏上去不是冒着深陷下去直到耳朵的危险。我决定尽可能靠着墙根,因为院子的边缘要比院子中间高很多;但是这个湿乎乎的可怕的高地是由大量的垃圾组成的,这些垃圾是住户们从窗户里倒出来或扔出来的;一踩上去腿就陷到了膝盖,同时一股强烈的令人作呕的气味扑面而来。”[4]133

   第二,以自然科学的研究的方法来创作,对描写对象进行定位、分类,完整地表现一类人、或某个人物的一生命运,以达到科学研究式的逻辑上的闭合性。

   定位是科学性的第一要求,生理特写作家严格遵循了自然科学的这一法则,严格限定所描写的对象。职业、阶层、地点成为最常见的定位范式。格里戈罗维奇的作品《彼得堡的流浪乐师》,巴纳耶夫的特写《野驴》《太太》《彼得堡的小品文作者》等作品都是以特定阶层为对象的生理特写。在严格限定描写对象之后,生理特写作家常常借鉴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对描写对象进行类别和属性的划分。别林斯基本人也曾经用这种方式对文学进行了类似生物学上的分类,他在《彼得堡生理学》的序言中写道:“文学,从这个词的广义来说是一个完整的充满差异的有生命的世界,就像大自然一样,大自然的产物被分成了种和类、纲和目,从体格庞大的大象直到非常小的蜂鸟。”[4]35这种划分鲜明地体现了生理特写的诗学原则。

   定位式的描写和类型化的分析都体现了生理特写对科学性的追求。为了实现逻辑上的闭合性和完整性,生理特写作家在表现人物命运时不会留下没有悬念的结局,通常以人物的整个一生为时间背景。生理特写中的人物不是个性化的个体,而是某个人群的代表,对他人生命运的说明就是对他所代表的整个阶层命运的注解。例如,布特科夫的特写《苦命人》集中解释了什么是苦命人、为什么是苦命人、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并描述了这类人的生活经历。

   第三,以进化论的观点看待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特定的环境中对个体进行描写。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开始相信历史进化的观点,人们开始相信不仅在生物领域有进化,在人们的社会生活领域也是不断地进化的,人与环境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实证主义哲学强调探寻结果背后的原因,研究环境对个体发展的影响,辩证法承认世上的一切事物之间的联系,承认环境和社会地位对个体活动的制约性。从这样的哲学思想出发自然派作家有意识地提出了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

   达里的特写《乌拉尔的哥萨克》代表了人与环境最高程度的融合,这里的环境指的是大自然,主人公像动物一样根据季节的变换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没有动机,只有本能。人物和环境完全融合在了一起,人物的一切都是由环境决定的,人物是环境的傀儡,而他自己却并没有察觉这一点。巴纳耶夫的特写《野驴》强调了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力。“野驴”指的是俄国中产阶级的土皇上,与野驴相似的另一个称呼是“狮子”,“狮子”是野驴追捧的真正的上流社会的老爷们。巴纳耶夫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阶层作为生理特写的对象,是因为“在彼得堡‘野驴’;要比‘狮子’多得多”,而且“在我看来,圣彼得堡的‘野驴’要比圣彼得堡的‘狮子’让人更加好奇。”作品的主人公彼得•亚历山大洛维奇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彼得堡的野驴,他严格遵守着本阶层的生活习惯,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允许自己违背它们,自觉地受制于周围的环境和习俗。

   自然派作家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人性与环境的关系,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善良而美好的本质,缺点、矛盾都是后天环境造成的恶果。从这一立场出发,自然派作家深刻地批判了现实环境对人性的迫害。自然派作家对人性的肯定与启蒙主义所倡导的人道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启蒙主义者宣扬人生而平等,承认人的价值不受等级与阶层的束缚,这些观念成为人本主义得以萌发的思想基础。

   三

   在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俄国文学在18世纪开始出现了平民化的主人公。文学平民化问题最初是由感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卡拉姆津提出的,他主张文学创作要打破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面向世俗生活。感伤主义起源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在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反映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第三等级的思想感情。启蒙主义作家有意识地将新的题材和人物引入到文学领域当中,创作了以“第三等级”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卡拉姆津的作品《苦命的丽莎》就以一个穷苦的姑娘丽莎作为自己的主人公,并且把她塑造成与贵族青年相比具有更高的道德感的人物形象。但是当时的文学仍然是以贵族阶层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平民主人公在文学中的出现只是偶然和特例。直到19世纪40年代随着自然派的出现,平民主人公才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真正确立了自己作为文学主人公的合法权利。

   平民知识分子是自然派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主人公,其文学形象的形成得益于这一阶层社会地位的崛起。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别而嘉耶夫指出:“知识分子的队伍是从不同的社会阶层集合组成的,开始时贵族占有优势,后来则是平民知识分子居多。”[5]平民知识分子从三四十年代开始登上了俄国社会生活的舞台。他们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渊博的知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人们是不爱这种新人物的,他们所以不爱他,因为感觉到他具有一种伟大的坚韧不拔的力量——这种力量的现实的证据,以别林斯基为代表,那时候已经显现在贵族知识分子的面前。”[6]

平民知识分子以其自身的力量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赫尔岑的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作品《矛盾》和《一件错综复杂的事》都为这一形象的人物画廊奉献了不同的典型。屠格涅夫在短篇小说《安德烈伊•科洛索夫》中描写了平民知识分子与贵族主人公在精神上的对立,在这篇小说中已经初步形成了巴扎罗夫和基尔萨诺夫之间的对比路线。小说同名主人公科洛索夫具有坚强的意志力和果断的精神,他拒绝了一位姑娘的爱情,诚实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位贵族青年很为这位姑娘感到惋惜,他向姑娘热烈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与科洛索夫的拒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是在他许诺同那个姑娘结婚之后却又逃跑了,有一次他偶然听到姑娘的父亲在背后骂他:“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骗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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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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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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