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为什么我们总迷恋盛唐风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2 次 更新时间:2019-12-22 22: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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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 (进入专栏)  

  

   从三国到南北朝,整整四百多年,中国处于分裂状态。这一个时期,据气象学家的研究,正是亚洲北方大陆寒冷的时期。有人以为,这时候,草原上的民族生活不易,于是大批南侵,渗入中国。隋唐开始,也正是亚洲北方回暖的时期,草原上出现一个强大的突厥。其号令所及,东到今天西伯利亚东端的海岸,西到阿姆河流域,乃是继匈奴以后最庞大的一个草原强国。突厥的起源地是在蒙古高原的西边金山地区,除了游牧以外,突厥人善于利用当地的铁矿铸造铁器。蒙古高原西南方水源丰富,也是农牧两宜的地方。因此,突厥人与匈奴相比,掌握更多的资源,也能发挥更大的力量。隋唐在建国之初对突厥人都要容让三分,甚至待之以优厚的条件,以便在逐鹿中原的时候取得突厥人的合作。

  

   隋唐的帝室都是北周将领的后代,最初的根源都是尔朱荣率领的六镇军人,其中包括胡人和汉人,即使是汉人,也已经相当程度地胡化。这个军事集团的领袖们,几乎家家都是胡汉通婚,所以隋唐帝室都是兼有胡汉的血统。在隋代取得中国南朝领土以前,六镇集团的行为仍旧保持强烈的胡风。整体来讲,唐代的君主传统,不论生活习惯还是族群观念,其实并不符合汉文化的模式。例如,他们的婚姻关系,在中国人看来相当混乱,子烝父妾,兄弟相残,亲戚杀戮如仇人。至于女主掌权,武则天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具有如此行为的统治阶级,在胡人看来,就是胡人。所以,隋唐的中国与各方胡人的交往,远比汉代的胡汉之间为亲密。

  

   唐代政权的政府组织,不如汉代严整。可能是因为隋唐本来就延续征服皇朝的发展路线,政权的合法性就是在于武力的控制。北周将领的家族构成了统治阶层的核心,再加上隋唐合并了南朝,南朝本来就是以世族统治为基础,于是隋唐的政府结构,基本上建立在胡、汉大族的支持上,然后加上一些南朝发展而来的文官系统。

  

   唐代的世族政治,至少从高祖、太宗维持到了武则天。武则天政权开始吸纳不在世族圈子里的人才。一般人以为,武则天开始科举制度,整体地改变了唐代的政治特性。其实,即使在武则天以后,科举出身的进士还是以大族的子弟较多。唐代的科举并未制度化,权贵的赏识、人情的关说以及候选人本身的声名,都足以将进士候选人送入文官体系。无论是世族子弟还是进士出身,其具有的品行、能力和学问,都未必是担任文官的条件。唐代文官整体的素质,确实是不如汉代察举所得的贤才。到了唐末,世族力量的衰弱,并不是由于科举进士的抬头,毋宁说武人参政对其产生的影响更大。著名的牛李党争,一般看作世族和进士之间的斗争,可能也并非如此绝对。

  

   北朝是征服皇朝,基本上没有文官体制;隋唐的文官系统,是从南朝继承而来。南方六朝的许多制度都是因陋就简,并不完全是合理的制度。隋唐继承南朝传统,在文官制度上也是非常混乱。唐代官制,一个官员的职称包括等级、职位、荣誉、勋位、派遣、兼任等,不像汉代制度,一个官员担任一个官职。而且,地方有较多的自主权;尤其天宝以后,地方权力坐大,地方大吏可以封拜中央官职。例如杜甫,他的工部员外郎职位,乃是剑南节度使严武承旨封拜,杜甫从未在京任职。整体来讲,唐代官员人数众多,还要加上一些外族领袖的虚衔官。唐中叶以后的政府官员,较之唐初,增加人数可能不下十倍。这样的体制,运作不会很顺畅,中央的号令更未必能在地方层次有效执行。

  

   唐代地方制度,也与汉代的郡县体制并不相同。隋唐先后统一中国,在平定的过程中,常有某一路的军事,有“某某道总管”的名称,意指这一战线的统帅。唐代政治体制原来只有州、县两个层次,但是后来,却在州之上又加了“某某道”的“观察使”或者“节度使”,还是延续开国之初军事行动的“道”。开国不久,唐代规划了若干“道”,例如“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道”等名称依次出现。这种安排,与汉代的州表达了不同的观念。“州”是空间控制,“道”是线形的开展。在唐代,“道”的职掌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将各地的资源,例如税收的绢帛和谷米,经过该道的转运使,转输中央或者指定的地区。“条条大道通长安”——“道”的体制,实质上就是中央控制天下的网络。这些“道”的名称,到今天还存在于中国的省名,例如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江西、湖南、湖北等。宋代只是将“道”改成“路”,其规划还是延续唐代的诸道。“羁縻州县”的“羁縻”两字,也未尝不是表达一个线性的联系。

  

   唐代对于处理边陲外族的关系,有其特殊的制度。唐太宗即位后,中国力量强大,突厥也不能不向中国低头。唐太宗与突厥会盟时,被奉为“天可汗”。北朝的胡人君主,都有大单于和中国皇帝的双重身份。唐太宗其实也就是继承同样的传统,一身兼中国大皇帝和草原上天可汗。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有特辟的交通路线引向长安,号称“参天可汗道”。中国的州县,除了内地是实际统治的部分外,在西、北、东三方面,都有所谓“羁縻州县”。这些地方的领袖,有“大都督”、“大都护”这一类的名称,甚至还加上唐室中央政府的官衔,它们乃是名义上属于大唐统治的疆域,实际上还是由原来地方族群的领袖管理。

  

   这些“羁縻州县”以西北方向最多,唐代六百多州县中,有二百多个是西方的羁縻单位。东亚许多国家的领袖,包括日本、高丽等,都带着唐代地方官职的官衔。固然日本从来没有真正被唐人统治过,而且唐室对日本也相当地宽容,但日本实际执政的“将军”,一直带着“倭国国王”的头衔以及“大都督”这一类的官称。于是,唐代的疆域西过葱岭,到达今天阿富汗一带,东到大海,北方包括整个草原,往南一直到今天的越南。这一个庞大的疆域,有本部和核心,再加上周围广大的边缘地区。在这种观念下,唐代的天下其实也没有边界。整个唐代,在北方、西方都没有长城,也没有边塞,那是一个开放的领土。任何族群愿意归属,其领袖都可以取得中国的官称,被列入大唐天下之内。这是一个开放的天下秩序,有极大的包容性,也有极大的弹性。

  

   相对于汉代的天下秩序,唐代又有所不同。汉代的天下秩序,最重要的观念乃是皇帝承受天命,作为普世的共主。汉代在逐渐扩张的过程中,很重视中央的号令直达地方,也重视将地方的俊彦纳入统治机制。汉代重视的是从上到下坚实的结构,而唐代的机制则大开大阖,来者不拒,向四方延伸。有一次,我在西安凭吊汉唐古迹时,曾经将汉唐比较,认为汉代是厚实,唐代是宏大,各有其特色。

  

   唐代的天下秩序,看来不是空话。唐太宗时,突厥与中国之间和平相处,长城沿线并无严重冲突,不仅南北贸易,而且西、东之间,也在这一线频繁来往。各处族群,在这一农牧交界处混合居住。安禄山就是营州混血的“杂胡”,在发迹以前,因为通多种语言而经营区间商业。安禄山担任河北的节度使,其部下是胡汉各种族群的混合;他的精锐“曵落河”,更是以胡人为主的勇士。安史之乱乃是唐代盛衰的转捩点,从此以后,河北藩镇形同化外,整个地区彻底胡化。唐代晚期契丹兴起,取得后晋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即使宋代统一中国本部,但从西部的关陇到东部的燕云,包括河北大部,都不在汉人中国疆域之内。这一大片土地,胡化大于汉化。辽、金、西夏,都是在这一形势下长期立国。这是胡汉混合的一个方式。

  

   燕云十六州,即今北京、天津北部(海河以北),以及河北北部地区、山西北部地区。公元936年,中国后晋的开国皇帝石敬瑭(后唐河东节度使)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后晋,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按照契丹的要求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往后中原数个朝代都没有能够完全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略意义使得中原的北宋政权感受威胁持续长达160多年。

  

   另一方式,则是在华胡人的汉化。中唐以后,恰是伊斯兰文明大为膨胀的时期,中亚一带波斯帝国的故土,纷纷为伊斯兰的阿拔斯帝国并吞。唐代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原籍是高丽,率领唐室军队驻屯在今天中亚的河中地区(transoxiana),与阿拔斯帝国的大军对垒。公元 751年,唐室军队竟大败于怛罗斯河。唐室在中亚的控制力一落千丈。波斯王室余众和当地族群的统治阶层,甚至于整个的族群,在受伊斯兰侵略之后纷纷逃入中国。唐代政府一次又一次安顿这些从羁縻州府逃亡的族群:最初将他们安置在陇西,然后放在今日的关中西部,然后又不得不打开山西地区,最后甚至于开放山东,让这些迁入中国的西部胡人居住。

  

   从开元、天宝到唐末百余年来,先后迁移入华的族群,总人数不亚于三五百万,他们在中国休养生息。唐末时,胡人的总数可能到达千万上下。这些族群之中,最著名的乃是讲粟特语的胡人,他们原本是来往中国与西域的商人,在西边大乱之后,便纷纷落户定居。例如沙陀,乃是昭武九姓之后,一个一个部落整批进入中国。定居在山西的沙陀人,在五代十国中,至少占了两个半朝代——这就是唐代天下秩序的特色:胡人归属中国,乃是回归一个开放性的秩序。

  

   大唐帝国编织了一个绵密的驿站系统,符合“道”的观念,将各地的交通纳入一个网络。这些驿站有官驿,负责递送官家的物资以及传递官方的文书;来往官员,也在这些驿站投宿歇夜、换车换马。在官方驿站的附近,都有民间经营的旅舍和车马行。唐代的诗文往往提到驿站歇店的情形。这些旅舍,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不仅供给住宿和休息,也提供车马在下一站倒换,很像今天租车旅行的情形。旅客可以租一匹小驴或是一匹壮马,行道千里,无所障碍。杜甫就说过,在开元全盛的时候,全国的小城镇物资丰富,踏上千里旅途的人,不用带粮食,也不用担心交通工具。不仅内地,即使在远地——如西域,根据今天发现的一些唐代文书文书的记载,也还有这种驿站网络。固然,自秦代开始,中国就有驰道的网络,汉代也有官方的驿站,可是像唐代这样规模的、官家和百姓都能使用的交通网,却是少见。

  

   唐代物资的流转十分方便,当然也就刺激了区间物产的流通,对于经济极有裨益。数百年战乱之后,唐代的安定、与民休息和经济的发达,可谓互为因果。单以对外贸易而言,不仅有向西的路线——所谓“丝绸之路”——运送外销的丝帛,在东向、南向的海道上,也开辟了中外贸易的航道。东路跨海,唐和日本之间交通,人员和商货来往不绝,日本大量接受唐代文化,也将日本的经济相当程度地连接于中国的经济圈内。南向沿着马来半岛和南海岛屿,进入印度洋,既可以和伊斯兰世界——所谓“大食”地区——交通,也可以直达红海,甚至远及非洲沿岸,各国商舶来往,运去瓷器、丝帛,运来珍宝、香料。广州、泉州、扬州,都曾经有不少胡贾经商,甚至有胡人居住的“蕃坊”,犹如清代晚期出现的“租界”。唐末黄巢进攻广州时,当地的胡人竟有十余万人之众。

  

   汉代的时候,中亚、内亚各地以“汉人”的称呼代替了过去的“秦人”。在南方一路,唐代以后中国人的称号就是“唐人”,这一名称延续到今天。宋代以后,南洋一带还是称中国人为“唐人”,甚至于今天美国的华侨商业区,还是自称为“唐人街”。

  

深受胡化的唐代,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了许多外来的成分。先以日常生活方面来说,唐代的饮食起居乃是总结了南北朝时候的汉、胡分野,整合为新的方式。南朝以前,汉人的居住方式,是以席铺地、凭案而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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