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晋书》史学成就的评价, 自唐代以来一直存在褒贬两种意见。唐刘知几在《史通·采撰》中说:“晋世杂书, 谅非一族, 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 其所载或诙谐小辩, 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 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 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 (晋史) , 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 王、虞之所糠秕, 持为逸史, 用补前传, 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 梁世之修《遍略》, 务多为美, 聚博为功, 虽取悦于小人, 终见嗤于君子矣。”1这是最早全面批评《晋书》的论述。以后五代所修《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云:唐修《晋书》“史官多是文咏之士, 好采诡谬碎事, 以广异闻;又所评论, 竞为绮艳, 不求笃实, 由是颇为学者所讥。”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六·别史类存目》综合诸家贬斥意见之后说:唐修《晋书》“其所褒贬, 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 忽正典而取小说, 彼靡不返, 有自来矣”。并列举其不当漏列烈士马传;不当删遗亮节之士郭琦事迹;尤不应“宏奖风流, 以资谈柄……是直稗官之体, 安得目曰史传乎”!最后竟断言:“正史之中, 惟此书及宋史, 后人纷纷改撰, 其亦有由矣。特以十八家之书并亡, 考晋事者, 舍此无由, 故历代存之不废矣”。这个结论实际上对《晋书》予以全面否定, 因后学对《提要》视为权威性评论, 故其影响颇为深远。

但历来对《晋书》的评价, 还存在着肯定的意见。北宋修《册府元龟》, 在撮录有关《晋书》修撰史实时指出:其“莫不博考前文, 旁求遗逸, 芟夷芜蔓, 举其精要……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捃摭诸家传记而附益之, 爰及晋代文集, 罔不毕记”。可以说, 这是最早对《晋书》较为全面肯定的评价。其中“举其精要”, “罔不毕记”, 显然是针对前人“务多为美, “不求笃实”的一种反批评。清乾嘉著名史家赵翼《廿二史记》对《晋书》的评价认为:唐修《晋书》时, 诸家晋书“时尚俱在, 必皆兼综互订, 不专据荣绪一书也”, 2。首先肯定《晋书》博采众家之长, 自当胜过诸家晋史。赵氏虽沿袭“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的成说, 但同时指出“然当时史官, 如令狐德?等, 皆老于文学, 其纪传叙事, 皆爽洁老劲, 迥非《魏》、《宋》二书可比;而诸僭伪载记, 尤简而不漏, 详而不芜, 视《十六国春秋》, 不可同日语也。”3赵氏更进一步肯定《晋书》多收表、疏、赋、颂等原始文献, 可见当时社会营竞、谈虚、选举之弊等等实情, 此点最具史学慧眼。4赵氏所论, 乃是对唐修《晋书》从局部到整体全面公允的评价。

80年代以来, 历史科学空前繁荣, 史学史研究随之发展, 对《晋书》持肯定意见者渐多。关于《晋书》的史学成就, 我们认为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对两晋错综复杂的历史格局, 能够较为完整系统地表述出来。两晋156年, 乃是我国秦汉以降最为混乱的时期。两晋统一仅11年便发生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 紧接着又爆发了各族人民起义, 随之由五胡贵族和汉族张氏、李氏建立起十六国割据政权, 以后长期形成南北对峙, 政权林立, 分裂割据, 战乱不已的局面。因而两晋的历史, 包容国别繁多, 兴亡无常, 各国的族别、地域、时间、人物和史事等等, 可谓千头万绪, 极为纷繁复杂。唐初史家们经过深思熟虑后, 在撰修《晋书》时, 既以两晋历史为主线, 又把其他各国政权摆在恰当的地位, 并受前代史著的启示, 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兼有纪、传、志特点的“载记”体, 完整地记叙了各偏霸政权的兴亡。全书分纪、志、传、载记4种体例, 对两晋和其他政权的各个方面, 分门别类加以缕述。比起其他诸家晋史来, 更能反映两晋时期中国历史的全貌。

第二、在内容上“甚为详洽”。唐初修晋史时距两晋较近, 前人所修晋史及其相关资料足资参考者尤多, 故能参酌群书, 兼综互订而成。加之名家参撰, 领导组织有方, 保证了《晋书》在史事完整、史料详赡等诸方面, 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晋史。本纪中宣、景、文三纪, 虽记汉末和曹魏时期史事, 实为追溯两晋朝之所以能够建立的缘由。在列传中征引了传主所作的各种类型的大量文献资料, 不仅内容丰富, 史料价值也极高。尤其是列传中大量引用传主所作的疏、表、书、论、箴、教、经、制、释、誓言、颂、诗、词、赋、书势、书状、制图六体等各类体裁的文献资料共约270余篇。在这些原始材料中, 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两晋平吴、分封与宗王出镇, 九品中正制及选才任贤、徙戎与安边、重农耕尽地利、兴学校复礼仪、老庄思想、玄学、东晋北伐、皇室士族骄奢淫逸、贬抑浮虚、官吏贪残腐败、赋役繁殷、百姓凋敝、各族人民大流徙等有关两晋经济、政治、军事、民族、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的重大核心问题。此外, 像《裴秀传》载《禹贡地域图序》, 保存了我国最早的地图绘制法, 《束皙传》记录了《汲冢书》发现和整理经过等, 都是有关文物、文献的重要史料。同时, 在最高统治集团的有关列传中, 还真实地揭露了其凶残、篡夺、贪婪、斗富、荒淫等卑劣行径。列传最后一卷, 集中记述了西晋末和东晋末大规模流民和农民起义, 给王弥、张昌、王如、杜?、孙恩、卢循等6位农民起义领袖立传, 对起义原因和斗争过程记述之详, 在正史中算是最突出的。《晋书》志的内容也很丰富。其十志不仅从汉末写起,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的缺陷, 而且对晋以前的典章制度加以概述, 保存了不少前代重要资料。如《地理志》的总述, 记录了历代地理建置的沿革流变, 写出了历代封国、州郡等级以及户口增减情况, 是一篇颇有价值的地理总论。《天文志》介绍了汉魏以来存在的三种天体说, 并肯定了浑天说。《律历志》记载了《黄初历》、《景初历》、《春秋长历》等3种历法, 是科学史的重要资料。《刑法志》记录了李悝《法经》片断, 乃是刑法史的宝贵材料。1

第三、突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我国古代儒家提出的大一统思想, 经秦汉统一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建立已成为定型。自汉末至隋统一近400年间, 长期处于分裂割据和南北对峙, 加之两晋和南北朝史家修史或只重两晋而忽视十六国政权, 或不从南北朝整体历史出发, 只记本国历史, 而抹煞其它政权, 这些因素使秦汉以来所形成的大一统思想受到削弱。唐王朝实现统一后, 必然要恢复大一统思想, 以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唐修《晋书》在总体构思上正是根据大一统思想理论, 重新设计、编纂、论述一个分裂时期中国历史全貌的。它以两晋政权为正统, 以十六国为偏霸的“载记”体的创新, 就是大一统思想在编撰史著方面的体现, 从而解决了汉族正统中心与胡族偏霸政权融于一体的难题。这不仅做到了历史分裂与修史全面矛盾的统一, 更重要的是维护了大一统思想理论, 对我国古代国家的统一富强, 以及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对民族关系有较公允的处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其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但长期以来在处理民族关系上, 大汉族主义思想较为突出。唐修《晋书》在“华夷一家”进步民族理论指导下, 对民族关系的处理上较为公允。虽然“载记”中有“僭伪”字样, 但在史实叙述中, 将东晋和十六国基本放在同等地位对待。因此, 在整体字数安排上, 东晋 (与十六国大致同时) 纪、传共42卷, 除去四夷、二凉3卷共39卷, 约53.7万余字 (除去《忠义传》至《列女传》等7卷中十六国人物所占字数) ;十六国32卷加上二凉, 约46.12万字, 十六国历史字数约为东晋历史字数的80%, 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这就有条件对十六国政权记载较详, 包括族源、习俗、建国前活动和建国始末等等。而且, “载记”在记录十六国政权历史时, 既较为公允地既揭露其落后的一面, 又肯定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尤其对石勒、苻坚、姚兴、慕容等一批杰出的少数民族国君的历史作用, 作了充分的肯定。《晋书》的各类传, 如《儒林传》收入十六国人物5人, 《隐逸传》收入13人, 《艺术传》收入10人, 《列女传》收入14人, 《忠义传》收入5人, 共计为47人, 占五个类传总人数137人的34%。假如减去西晋时期的人物, 比例会更高。在《儒林》、《艺术》两类传十六国人物的15人中, 大多入仕各少数民族政权, 不少人身居要职。《忠义传》中的韦忠, 先守义于西晋太守陈楚, 后尽忠于前赵政权刘聪。刘敏元仕刘曜为中书侍郎, 因赡护同县的孤老, 被誉为忠义之士。《列女传》在于褒奖“贞烈之风”, 前赵刘聪妻刘氏、苻坚妾张氏、苻登妻毛氏、慕容垂妻段氏、段丰妻慕容氏、吕纂妻杨氏等皆予以列入。所有上述各项内容均可证明, 唐初史家对《晋书》字数分配、内容繁简、类传人物的选择, 都是在对东晋和十六国基本同等对待的原则下, 通过精心构思后设计和安排的。这种构思和安排, 不仅全面地再现了十六国时期130余年北中国的历史, 而且也表明这段历史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第五、叙事头绪清楚, 主次分明, 行文言简意赅, 绝少繁冗浮躁之风。这就是赵翼所称的“爽洁老劲”, “简而不漏, 详而不芜”。《晋书》列传、载记叙事散文之中, 有不少篇章清新隽永, 形象生动, 寓论述于叙事之中, 饶有文学情趣。如《姚弋仲载记》对羌族部落骑兵首领姚弋仲粗鲁率直、真诚无欺的表情和神态的描述;《刘伶传》只用200多字, 便将一位不慕荣利, 任情放远, 风流潇洒的名士活灵活现展示在读者面前。《晋书》中这类史学文笔, 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晋书》大量地摘录《世说新语》、《语林》等类近文艺著作的素材, 史家们在剪裁编缀修订中, 又或多或少地作了文学加工, 从而更加深化了这些赏心之作的文学趣味。《晋书》的文学价值, 不仅继承了《史记》、《汉书》光辉的文学传统, 而且带有魏晋时期文艺隽永、幽默、诙谐、风趣的时代特征。2

关于唐修《晋书》的缺陷, 论者虽多, 但不少重复旧说。我们总结诸家的批评, 择其要者, 并间下己意, 总为三端:

第一、《晋书》出于20余人之手, 而无名家作总体性的统一加工修订, 虽有敬播叙例, 实难全面贯彻, 因而有时体例不够规范化, 或前后内容重复。最突出的是纪、志、传、载记史实, 有时互为牾。如《怀帝纪》记永嘉四年 (310年) 十一月, 加凉州刺史张轨安西将军。本传谓永嘉 (307年-312年) 中拜带都督镇西将军 (二品) 。《愍帝纪》记杜?“道亡死”。本传中却说“ (?) 不知所终”。这是纪、传记载互异。《孙盛传》记孙盛父恂, 为颍川太守。《孙楚传》却说其子恂“未仕而早终”。《武帝纪》记咸宁五年 (279年) 十月, “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束皙传》作太康二年 (281年) 。《卫恒传》则作太康元年 (280年) 。这是纪与传、传与传记载互异。《慕容载记》云拜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冀、并、平四州牧。《穆帝纪》但云假幽、平二州牧。这是纪、载记内容互异。《李重传》载“于时内官重, 外官轻, 兼阶级繁多, 重议之, 见《百官志》”。然《晋书》有《职官志》, 不称《百官志》, 且不载李重之议。《司马彪传》记泰始初, 武帝亲祠南郊, 彪“上疏定议, 语在《郊祀志》。”按《晋书》无《郊祀志》, 唯有《礼志》, 亦不载彪议文。这是纪、志记载不相顾及。所有上述诸条, 皆因纪、志、传、载记出自众人之手, 无一高手总其成, 彼此不相检照所致。撰者抄录旧晋史文, 不相统一, 也是原因之一。

第二、史学的核心是考信求实, 要求撰史者有考求信史和实录的识断。《晋书》在这方面也出现不少错误。如《皇甫方回传》载王敦遣从弟代陶侃, “既至荆州, 大失物情, 百姓叛迎杜?。”据陶侃、王、杜曾三传记载, 荆州将吏拒王, 乃在未到荆州之前。且所迎者为杜曾, 而非杜?。《孝武帝纪》记太元十四年 (389年) 六月, “荆州刺史恒石虔卒。”本传云石虔监豫州、扬州五郡军事、豫州刺史, 不为荆州刺史。另据《恒石民传》载, 石民为监荆州军事、荆州刺史。石虔当为石民之误。恒温北伐“金城泣柳”事, 本在东晋太和四年 (369年) 第3次北伐, 由姑孰赴广陵, 必经琅邪侨郡治所金城。《恒温传》误移于永和十二年 (356年) 第二次北伐。此次北伐姚襄, 由江陵赴洛阳, 不得经金城。《王羲之传》记、“王敦尝谓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 当不减阮主簿。’ (阮) 裕亦目羲之与王承、王悦为王氏三少。”此事采自《世说·赏誉篇》阮光禄云条:“王家有三年少, 右军、安期、长豫。”刘孝标注称:光禄为阮裕、右军乃羲之, 长豫乃王悦, 即王导长子, 安期指王应, 王导兄王含之子。而王承也字安期, 乃太原王湛之子, 他卒于元帝渡江之初, 不得入琅邪王氏“三少”。上面两条均为采《世说》资料, 未加深究而致误。《王羲之传》云:羲之为会稽内史时, “又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按羲之为会稽内史时, 谢安尚未出仕。永和九年 (353年) 夏四月, 谢尚为尚书仆射。此时王羲之正为会稽内史。故谢安当为谢尚之误。《天文志》下载:义熙七年 (411年) 七月, 朱龄石克蜀。据《安帝纪》, 龄石以义熙八年 (412年) 十二月西征, 九年 (413年) 七月平蜀。显然前者为误。《天文》、《五行》二志, 虽出自名家李淳风之手, 仍存在着纰谬。如日蚀由于太阴之交, 约一百七十三日一交, 故未有不逾五月而再蚀者。《天文志》中载:武帝泰始二年 (266年) 七月丙午, 十月丙午;泰始九年 (273年) 四月戊辰, 七月丁酉;十年 (274年) 正月乙未, 三月癸亥;惠帝永康元年 (300年) 正月己卯, 四月辛卯等皆有日蚀:并不满一百五十天。以《宋书·五行志》五相较, 则泰始二年唯有七月丙午日蚀, 九年唯四月戊辰日蚀, 十年唯三月癸未日蚀, 惠帝永康元年唯四月辛卯日蚀。沈约据两晋实录, 又合日蚀常规, 必可据信。《晋书·天文志》中所载其他四处日蚀, 当为误记。《地理志》缺漏尤多。如太康三年 (282年) 以后逮怀、愍两朝34年, 郡县沿革, 概从阙佚。东晋地理沿革全无, 其中侨州郡县及十六国疆域志, 与当时政治军事斗争关系密切, 《地理志》却全然遗漏。

第三、《晋书》中封建迷信色彩比较浓厚。如《杜皇后传》记“长又无齿, 有来求婚者辄中止。及 (成) 帝纳采之日, 一夜齿尽生。”《干宝传》载, 其父宠侍婢, 其母妒忌, “及父亡, 母乃生推婢于墓中”, “后十余年母丧, 开墓, 而婢伏棺如生……既而嫁之, 生子。”《苻丕载记》云:“前秦右丞相徐义为慕容永所俘, “械埋其足, 将杀之。义诵《观世音经》, 至夜中, 土开械脱, 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导之者”, 遂南奔。《刘聪载记》载:刘聪死前, “鬼哭于光极殿”, 其“子约已死, 至是昼见”。《艺术·吴猛传》说他有“神方”, 还豫章时“江波甚急, 猛不假舟楫, 以白羽扇划水而渡, 观者异之。”《艺术·佛图澄传》称他“能役使鬼神”, 石勒爱子斌暴死后, 澄“取杨枝沾水, 洒而咒之”, 斌又复生。《桓温传》记方士比丘尼有道术, 于别室浴时, “倮身先以刀自破腹, 决断两足”, 浴后身体完好如初等等。应当指出, 《晋书》中的鬼神荒诞不经之说比较浓, 既因采自当时鬼神志怪之书的资料, 又受王隐、何法盛晋史中《鬼神录》的影响。虽说此为败笔, 但也反映了当时人普遍崇拜宗教鬼神的文化风尚, 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人文化心态的素材, 未可一概否定。

尽管《晋书》存在着上述三点缺陷, 但从全面考察, 其资料十分丰富, 体例较完备而有创新, 史事叙述头绪清楚, 处理东晋十六国的复杂关系较为得体, 行文简洁遒炼而具有文学风采, 且包含着某些古典史学的进步观点, 它基本上反映了两晋十六国156年历史的全貌, 而且是记述这段历史最为完整的唯一一部史著。因此, 我们认为:南宋史家叶适在全面论述《晋书》时指出, 其“得”占七、八成, 其“失”占二、三成, 3乃是较为公允的评价, 因为它完全符合《晋书》内容的实际。关于对《晋书》的肯定评价, 如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 基本采用赵翼说。刘节《中国史学史稿》认为“现在晋史算是一部好的正史”。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 除对《晋书》某些观点批判外, 对《晋书》本纪、传、载记的编排叙述, 基本上作了全面肯定。瞿林东在《中华文明史》第五卷第十一章第一节对《晋书》的优缺点作了全面的论述, 同意叶适的评价。台湾学者廖吉郎在《六十年来晋书之研究》中指出:唐修《晋书》“虽不及史汉三国诸书, 然以视唐宋以下诸史, 犹当较胜一筹, 其搜讨之博, 包罗之富, 诚汉以后一伟大著作也。”李培栋《晋书研究》, 对历代贬斥《晋书》的不实之词, 作了全面有力的批评。

《晋书》修成后, 唐何超撰有《音义》5卷。刘知几《史通》对《晋书》进行评价, 贬多于褒。唐宋时期的《通典》、《通志》、《通考》, 以及《通鉴》两晋部分的《考异》和胡三省《注》, 对《晋书》的典章制度和史实内容, 有所补阙正误。但真正在《晋书》的文字校勘、编纂内容和典章制度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者, 当推清代、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清代学者有20余人用较大的精力, 对《晋书》作了校勘、补正、考异、商榷等工作。其中成绩显著者, 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记》、卢文《群书拾补》、张《读史举正》、周家禄《晋书校勘记》、丁国钧《晋书校文》、劳格《晋书校勘记》、李慈铭《晋书札记》等等。如果仅从校勘角度讲, 以周、丁、劳三人成就最为突出。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中, 征引清代学者校勘最多的, 有周氏约166条, 居首;丁氏83条, 居第二, 劳氏47条, 为第三。如以对《晋书》校勘和全面研究而论, 则钱、王、赵用功最勤。钱氏乃经史、音韵、训诂、典制、地理、金石之通才, 尤精于中西历算, 其《晋书考异》共计375条, 而用力最多的是对《晋书》各志的正误补遗, 其条数占总数的46%。王氏博学有重名, 其《晋书商榷》共约309条 (包括小条在内) 。赵氏史学名家, 其对《晋书》的多处评论, 极具卓见。他们三人在校勘的基础上更进一层, 对《晋书》所记年、月、日、地名、人名错误, 掌故释疑, 记事颠倒遗漏, 礼、乐、天文、历律、郡县沿革、侨州郡县迁徙的考辨铨释, 无不涉及, 内容较为丰富。清末以来学人对《晋书》的评论, 不少源自钱、王之说。

《晋书》虽有十志, 但不免阙略。《廿史述要》称:“《晋书·地理志》舛驳特甚, 志中惟武帝一朝, 怀帝以后, 仅掇数语, 东晋则不及。其时侨州郡县, 地异名同, 千易百改, 迁徙无常”, 而《晋书·地理志》皆为空白。至于两晋艺文方面, 则全付阙如。因而清代学者首先重视对《晋书》的地理、艺文两志的校正和补阙。《廿五史补编》中所收《晋书》校补志11种中, 清人便有9种。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 均属《晋书》补志开创之作, 内容丰富, 价值颇高。年表于史提要省繁, 年月史实相系, 聚类汇总而便于寻检。故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说:“ (撰史) 表法既上, 可以文省事多, 而事之脉络也具”。清人为《晋书》补《诸王世系表》、《宗室王侯表》、《功臣世表》、《将相大臣年表》、《方镇年表》以及《僭伪十二国将相大臣年表》等共18种, 除张愉曾《十六国年表》、练恕《西秦百官表》外, 全为万斯同所作。西晋封爵杂乱, 如泰始20余王, 永嘉48王, 既未详其胄裔, 更莫辨其名位。这些年表对西晋诸王初步理出头绪, 或关西晋乱起之由, 或涉西晋、十六国职官和政治斗争, 稽检方便, 殊为重要。总之, 清代是对《晋书》进行全面校勘、编纂研究, 以及补志补表的开创时期, 为后代学者进一步研究《晋书》打下了基础。

民国时期, 用力于《晋书》者, 颇不乏人。其成就斐然者, 首推吴士鉴、刘承《晋书注》。该书分列“溯源”、“捃逸”、“辨例”、“正误”、“削繁”、“考异”、“表微”、“补阙”、“广证”、“存疑”10例。其内容旁搜博考, 异者辨之, 同者证之, 谬者纠之, 遗者补之, 书法体例, 声韵训诂, 无不囊括。其资料搜求甚广, 凡经史子集, 释道诸部, 敦煌遗书, 流沙坠简, 外国史乘, 类书、地理、方志、金石、考古等, 悉心网罗, 务求穷尽。据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统计, 《晋书注》凡引书320余部。台湾学者廖吉郎《六十年来〈晋书〉之研究》 (台北中正书局1974年出版) 所列为310部。吴氏力求吸取前人所有校勘注释成果, 实为对他以前《晋书》校勘注释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中华书局《晋书》校点本《校勘记》中征引前贤校注最多者, 即为《晋书注》, 总计近200条, 可见其对《晋书》研究之重要性。然而《晋书注》同任何宏篇巨著一样, 受个人和时代条件限制, 如果详为审察, 其内容既有可斟酌之点, 亦有失误之处。李步嘉在《〈晋书注〉疏误管窥》一文4, 列举“援引之失”、“考证之失”、“训诂、句读之失”、“校勘之失”4点, 所示多为的论。若从精细准确的角度讲, 则李文尤有未尽。不过, 吴氏对《晋书》研究所作阶段性总结的功绩是不能否认的。由于此书对晋史研究极为重要, 亟须博雅君子尽快整理, 学术界翘首以待。

民国继清人为《晋书》作志者, 有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 但在其《晋书注》中未提及, 或为早年著作, 有所不满者。黄逢之作《补晋书艺文志》, 5用力最多, 覃思博涉, 历时甚久。其《序例》说:“今采本书纪传, 各家目录, 《隋书》诸志, 郑、马二《通》, 旁及金石遗文, 类抄古本, 窃补阙略, 以成此篇, 凡四十家, 一千二百八十八部, 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三卷。卷数无考者二百七十九家”。黄氏之作, 尽管王重民《补晋书艺文志》曾指出其偶有误改或重录之失, 但有关两晋艺文, 黄氏和清代丁氏之作, 互有详略补充, 堪称补两晋艺文之代表作。又《晋书》艺文志之补者, 多有异议, 尤以释家一类最为突出。故刘国钧纂成《三国两晋佛典录》6, 以补正诸家艺文志于释道类之岐异和不足。又有杨家骆精于目录之学, 踵前人之成绩, 对两晋著作存书与辑本, 别为《两晋遗籍编》上下二篇, 合333种。通过以上诸人的努力, 两晋经籍艺文, 基本完备。

杨守敬以《晋书·地理志》问题最多, 虽有清人补正, 犹未尽意, 故取材而绘为图。其所绘有《西晋地理图》、《东晋地理图》、前赵和后赵等十六国疆域图。据称此乃补毕、方两家之缺陷。此外, 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 对东晋南北朝地志, 也有整理补遗之功效。程旨云撰《中国历史地理·两晋篇》, 其篇首分弁言、晋代行政区域之演变、户口农田水利、都市与交通、边疆民族、民族大迁徙、民族血缘与民族文化、结论, 共8篇, 附有7表。各篇中又分有小子目。程氏认为两晋地理重点有三:行政区划之演变、南北交通之要道、民族意识之反应等, 其讲述较详。以行政区域之演变为例, 又细分为晋初之行政区划;行政区划之调整;州郡之侨置;东晋行政区划之再调整;十六国之疆域等5类来叙述。显然, 程氏两晋地理篇之旨趣, 已超越地理而深化到与地理有关的史实之研究。

民国时期, 对两晋职官之研究, 以论九品中正制者最为引人注目。而食货方面则以占田、课田制论述较多。但上述两方面的论著, 质量较优者, 似不多见。程树德于《九朝律考》中, 有《晋律考》3卷和《序》1篇, 有关两晋律令诸端, 从资料上大体理出头绪。此一时期, 继清人之后又补出《晋书》14表。秦锡田《补晋宗室王侯表》, 综有爵位可考之宗室, 所得54王, 其有误者则正之, 漏者则补之, 疑者则阙之, 语简而要, 一般王侯爵位掌故, 大致齐备。秦氏《补异姓封爵表》, 对晋13等封爵, 分别制表以明之。于一爵之中, 又以先后为次, 年代失考者列于后。有的关系其世次, 而阙名待考者, 或纪传记载有误应加刊正者, 或世系无考者, 秦氏皆随文加案语说明, 以便查阅。秦锡圭《补晋执政表》、《补晋方镇年表》, 继清周济《晋略》诸表之后, 其《补晋执政表·序》云:“周氏疏舛尚多, 附列之人, 牵连及之, 可议尤众。兹表之作, 虽未敢以信后, 然错综全书, 详加校订, 有审且慎焉”。其两表凡有异周表者, 皆逐处注明, 以示补周表之不足。吴廷燮《晋方镇年表》、《东晋方镇年表》, 与万斯同表体例各异, 一重时序, 依时而列诸镇;一重方镇, 分州列表。体例既异, 则内容记述有别, 而吴表考证之多, 尤非万表所能及, 显见吴氏拾遗补阙之意。沈维贤《晋五胡表》, 以晋武帝泰始元年 (265年) 起表, 迄晋愍帝建兴四年 (316年) , 每年之下, 再分述有关西晋及诸胡史事。有关五胡之始兴, 及寇乱之情由, 且详为注释, 无论地域、种落、建国史实, 旁征博引, 条理分明。缪荃孙撰十六国中的四凉、夏、北燕六国百官表, 他在《后记》中说:“万季野 (斯同) 先生历代史表有汉、赵、后赵、成、秦、燕、后燕、南燕九国将相大臣表, 练立人 (恕) 补西秦百官表, 今补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夏、北燕六国表”。可知缪氏作表, 乃补清人之所阙。其体例虽仿万表, 而博稽群书, 按年比事, 纠误补阙, 所得六国百官共384条, 六国职官, 可以分别查稽。至此两晋十六国之志、表大略俱全, 表、志之作告一段落。志、表中之重复者, 或补其阙, 或补其不善, 除少数水平略低外, 绝大多数互见详略异同, 各具短长, 自可齐轸并驱, 为学人所用。故民国时期, 是《晋书》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及补志补表的最后完成时期, 其成绩是显著的。7

新中国五十年来对《晋书》的全面研究, 主要成就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校勘方面有全面总结吸收前人校勘成就的中华书局《晋书》校点本《校勘记》。中华书局《晋书》校点本最早为吴则虞初点, 并作了《校勘记》长编。杨伯峻和张忱石在吴氏基础上, 正式进行全面校点, 并按统一体例出《校勘记》。《载记》部分则是由唐长孺校点的。全书《校勘记》共计约2156条 (包括何超《音义》5卷注) , 减去重复的51条, 共有2105条。杨、唐等自出《校勘记》1385条, 为校勘总数的66%, 其余吸取26家校勘和研究成果共1142条, 为总数的34%。杨、唐等自校所出《校勘记》约占三分之二, 足见其用功之勤。杨、张二人的校勘, 以志为最多, 又可见其对典制之重视。以《校勘记》内容分类, 对《晋书》原文衍、脱、错字、字句倒误的校勘共约611条, 订正各种类型的人名错误约329条, 史实错误近100条, 记日干支错误92条, 年、月时间错误约117条, 地名错误约103条。8杨氏等校勘所用除宋、元、明、殿、百纳本外, 还采用敦煌石室《晋书》残本、各种类书、典制、金石、《通鉴》原文、考异、胡注等古籍, 各种资料, 基本网罗殆尽。故所出之《校勘记》, 绝大多数不是用一条或二条证据, 而是用三、四、五、六条或更多的证据。这比清人校勘常只用一、二条证据, 有的虽指出错误, 但不知何据, 更具有准确性和权威性。唯其搜集资料最为丰富, 所以其《校勘记》才有可能比其他各家总和多出一倍。而且杨、唐、张氏等在采用其他各家校勘成果时, 常用多条材料加以补正, 这类补正各家的校勘记共约279条, 占所吸取前人校勘记的38%。因此, 中华书局校点本《晋书》, 不仅是目前所有版本中最好的, 而且其所出《校勘记》对研究《晋书》和晋史,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吕思勉读史札记》论《晋书》7条中, 指出唐修《晋书》之源的王隐《晋书》、孙盛《晋阳秋》价值颇高;《晋书》“予诸旧作, 收获必多”, 意指其为新创之史著, 而非抄袭前人之作;以及《晋书》“荒怪”之说“正可见当时风气”诸点, 皆为评论《晋书》之高论。周一良关于《晋书》撰有札记53条。9其中有的实际上是短篇论文, 对晋史多有创见;多数则是关于《晋书》编纂的史实、制度、名物、语词的考订辨识。由于周氏对魏晋南北朝史造诣很深, 其札记水平颇高。如《〈晋书〉改易史料文字》、《〈刘元海载记〉删略》、《恨不杀汝》、《李氏称巴氐》诸条, 均为精彩之笔。其札记既揭示了唐人修《晋书》时采集资料之得失, 又澄清了某些史实真相。

第二、建国后关于专门研究《晋书》的论文, 大约有30余篇。其中内容包括唐代重修《晋书》的原因、编纂方针和指导思想、参纂人员、起止时间、取材来源、史实正误、《载记》与《十六国春秋》的关系、《晋书》的文学性、对《晋书》的总体评价等等。其中有些文章质量颇佳, 所获主要有三, 其一是对唐修《晋书》的原因、指导思想、起止时间、参撰人员、取材来源等问题, 基本予以解决;其二是对《晋书》的编纂方针和指导思想, 也大体明确;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是对《晋书》的史学价值给了一个公正的评价。因为在千余年对《晋书》贬多于褒的情况下, 只有新中国的学者用唯物史观作指导, 才能突破封建传统偏见, 实事求是地对《晋书》的史学价值给予符合实际内容的充分肯定, 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可以说, 这既是对《晋书》在二十五史中地位的彻底翻案, 也是对《晋书》史学价值的总体性认识的一个飞跃。

第三、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 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 迄今属于断代史的共有4部, 论文集20部, 专著39部, 中国通史或专史中有关两晋卷共约20余部。古籍整理7部1。论文数量之多, 尤为可观。学者对晋史的研究与《晋书》研究之间, 既有区别, 又有联系。其区别在于, 研究晋史主要在揭示其各个领域的客观规律, 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联系在于, 在揭示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时, 必然会涉及两晋历史资料、典章制度、史实真伪、人物评价、文化遗产等, 而这些同《晋书》的编纂又息息相关。因此, 历史学者对晋史的全面深入研究, 为《晋书》的编纂研究打了坚实雄厚的基础。有关评价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很多, 在此本文难以一一作出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