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良:互联网帐号恶意注册黑色产业的刑法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2 次 更新时间:2019-11-21 21: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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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 (进入专栏)  

  

   摘要:如何在刑法上惩治恶意注册黑色产业,已成为当前我国刑法理论应当面对的问题。互联网恶意注册黑色产业可以分为三个环节:上游行为、中游行为和下游行为。恶意注册黑色产业链上游行为是指为恶意注册黑色产业提供注册所用的信息和资料、程序工具和技术支持等。中游行为是指利用从接码平台处取得的手机号和验证码以及打码平台获得的图像验证码识别,利用公民信息、自动化运行工具和突破安全保护措施的工具,完成整个注册过程和养号过程。下游行为是指出售恶意注册的账号,以及利用恶意注册的账号从事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在我国刑法中,互联网账户的恶意注册行为本身并没有规定为独立罪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通过法律解释,对互联网恶意注册黑色产业的上述三种行为按照现有刑法规定进行惩治。

  

   关键词:互联网 恶意注册 黑色产业 互联网犯罪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和快速发展,网络已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几乎每个人都享受着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各种红利。然而,互联网生态同时伴生了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这些网络违法犯罪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对此,我国刑法设置了相关罪名,例如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这些网络犯罪主要是针对计算机以及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的,具有破坏性、毁坏型和侵入型犯罪的特征,但它又不同于对公共设施的破坏(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财产的毁坏(侵犯财产罪)和对住宅或者居所的侵入(侵犯人身罪)的性质。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所具有的独具一格的属性,决定了它在刑法中应当单独设置罪名。

  

   第二种类型是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传统犯罪,例如网络诈骗、网络盗窃、网络诽谤等,这是传统犯罪的网络化,对此《刑法》第287条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在刑法教义学中,上述规定称为注意规定。它的功能在于:在刑法已有规定的情况下,提示司法人员注意对相关规定的适用。因此,注意规定也称为提示性规定。注意规定不同于特别规定,特别规定是刑法对某一特别事项所做的规定,因而对于已有的规定来说,是一种补充性规定。《刑法》第287条的规定,提示司法人员对于利用计算机实施刑法已经规定的犯罪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定罪处罚。可以说,大多数传统犯罪都可以利用网络(以网络为工具)实施或者在网络空间(以网络为地点)实施。对于这些发生在网络上的传统犯罪,完全可以根据现行刑法规定进行认定处罚,只不过需要对刑法教义学的犯罪认定原理进行适当的调整。

  

   第三种类型是破坏网络业务活动、妨害网络秩序的犯罪。随着网络空间越来越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的社会活动或者经济活动都以网络空间为平台而展开。其中,破坏网络业务活动犯罪的侵害客体主要是网络经营活动,因而具有破坏经济秩序的性质。而妨害网络秩序犯罪的侵害客体主要是网络空间的公共秩序,因而具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性质。在我国刑法中,此类网络犯罪呈现空白的现状。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处理这些破坏网络秩序的行为,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以互联网帐号恶意注册黑色产业作为一个切入点,对破坏网络业务活动、妨害网络秩序的行为如何认定处罚进行刑法教义学的思考。

  

一、互联网恶意注册黑色产业概述


   网络空间不同于真实的实体空间,它具有一定的虚拟属性。也就是说,现实社会中的人并不都是以真实身份存在于网络空间。计算机技术使得真实的人以匿名的方式存在于网络空间成为可能。如果网络空间中活动主体的身份都是匿名的,就会极大增加网络空间秩序管理的难度,甚至使这种网络空间管理完全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在客观上就提出了网络身份实名制的需求。为此,我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规定:“网络运营者为用户办理网络接入、域名注册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用户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网络运营者不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对网络空间的有效管理,就是建立在网络身份的实名制基础之上的。实名制提高了在网络空间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成本,同时也为网络安全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安全法》确立的网络注册实名制,是对网络运营商设立的法律义务,而并没有对个人违反网络注册实名制规定为违法行为并设置处罚。

  

   在现实生活中,某些个人或者单位为了在网络空间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就会对抗网络身份的实名制,因而出现了互联网账号的恶意注册现象。互联网帐号的恶意注册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恶意注册是指不以正常使用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和平台注册规则,使用虚假的或非法取得的身份信息(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以手动方式或通过程序、工具自动进行,批量创设网络帐号的行为。广义上的恶意注册,除了单一的注册行为以外,还包括了注册行为结束后,为防止恶意注册的账户被封禁和提升帐号牟利价格,而突破互联网安全策略,模拟正常使用帐号形态,保持帐号的正常存续和使用的行为,俗称养号行为。〔在以网络帐号体系为基础的互联网环境中,网络违法犯罪产业都以大量帐号资源为前提,这些账号资源为其提供网络身份,并隐蔽真实身份、制造虚假流量、增加溯源难度、逃避法律追究。在这种需求的刺激下,催生了互联网上的恶意注册黑色产业,并使得原本正常的帐号注册与使用行为异化为黑色产业人员牟取非法利益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恶意注册黑色产业的存在,为其他互联网犯罪提供了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恶意注册行为就成为源头之恶。

  

   根据腾讯公司《互联网账号恶意注册黑色产业治理报告》的描述,恶意注册黑色产业链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环节:第一是产业链上游。为恶意注册黑产提供注册所用的信息和资料、程序工具和技术支持。第二是产业链中游。黑产人员利用从接码平台处取得的手机号和验证码以及打码平台获得的图像验证码识别,利用公民信息、自动化运行工具和突破安全保护措施的工具,完成整个注册过程和养号过程。第三是产业链下游。各种恶意注册帐号的贩卖商人和代理,负责将大量帐号出售贩卖,供下游用于多种用途。如何在刑法上惩治恶意注册黑色产业,成为当前我国刑法理论应当面对的问题。在我国刑法中,互联网账户的恶意注册行为本身并没有规定为独立罪名,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刑法教义学的立场,能否通过法律解释,对恶意注册行为按照现有刑法规定进行惩治,这是值得研究的。

  

二、 恶意注册黑色产业链上游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评析

  

   恶意注册黑色产业链上游行为是指为恶意注册黑色产业提供注册所用的信息和资料、程序工具和技术支持等。这是恶意注册的帮助或者预备行为,对于形成恶意注册黑色产业链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帮助行为是指为他人恶意注册提供信息和资料以及技术支持等。在被帮助行为,即恶意注册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该帮助行为不能根据共犯原理而入罪。只有在该帮助行为本身符合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的情况下,才能以犯罪论处。预备行为是指为本人恶意注册获取信息和资料,在恶意注册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该预备行为也不能根据预备犯的原理而入罪。只有在该预备行为符合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的情况下,才能以犯罪论处。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为恶意注册专门提供用于注册的身份(包括公民自然人和法人)信息和身份资料(身份证照片、营业执照照片等)的行为主要涉及是否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相关罪名。

  

   (一)为恶意注册提供或者获取个人信息和身份资料行为是否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为恶意注册提供或者获取个人信息和身份资料,可以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是提供或者获取真实的个人信息和身份资料;第二种是提供或者获取虚假的个人信息和身份资料。

  

   1.为恶意注册提供或者获取真实的个人信息和身份资料行为的定性

  

   对于为恶意注册提供或者获取真实的个人信息和身份资料的行为,主要涉及是否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由此可见,在我国刑法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可以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是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第二种是盗窃或者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在恶意注册黑色产业中,为他人恶意注册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完全符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该罪论处。因此,为他人恶意注册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虽然是恶意注册的帮助行为,由于该行为已经构成独立的犯罪,因而应当按照该罪定罪量刑。

  

   在恶意注册黑色产业中,除了为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和身份资料以外,还存在为本人的恶意注册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情形,该行为也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恶意注册黑色产业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通过交易、互换等方式批量获取公民信息。

  

在司法实践中,恶意注册的公民个人信息主要是通过交易,亦即购买的方式获取的。那么,批量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是否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呢?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向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但在获取行为中,则规定为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没有明确规定购买这种行为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是否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就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对此,存在一种观点认为,这里的“其他方法”应当是与窃取相当的方法,因而排除购买的方法,因为购买方法与窃取方法不具有性质上的同一性。这是基于同类解释所得出的结论,似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中,与窃取相并列的是“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这一规定源自《网络安全法》第44条,根据该条的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这里的“其他非法方法“应当从广义上理解,这一理解同样适用于《刑法》第253条之一。2017年6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4条明确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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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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