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邓小平就“包产到户”的几次表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3 次 更新时间:2020-10-25 14: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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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 | 赵树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

   访谈整理 | 潘飞

  

   《纵横》:1977年11月底,安徽出台了放宽农村政策的省委“六条”。这个突破性举动受到邓小平的赞赏,请为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

  

   赵树凯(以下简称“赵”):早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用胡耀邦的话说,一些对于农村改革“先知先觉”的地方领导人开始了对于旧的农业政策的批判与挑战。万里主持工作下的安徽,于1977年底出台了放宽农村政策的省委“六条”。对此,《人民日报》曾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

  

   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省委”六条后拍案叫好。他说,现在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要抓住抓紧现在的这个时机,要找出我们自己的办法。随后,邓小平在出访尼泊尔路经四川时,还向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作了推荐。“从此,安徽、四川两省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火把”。

  

   《纵横》: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座谈会,座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情况。会议期间,发生“张浩来信”事件,一时间令安徽刚刚启动的“包产到户”改革陷入困境。对此,邓小平态度如何?

  

   赵:这要从1979年春说起。那年2月,国家农委在九号院(指北京市西黄城根南街的九号院,原国家农委、农村政策研究室等中央农村工作机构20世纪80年代曾在此办公)成立,3月即召开了七省三县座谈会,主要是座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情况。会议期间,中央高层第一次对于包产到户发出信号,其标志是一位分管农业的中央领导批示《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张浩”的读者来信和措辞强硬的“编者按”。这封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张浩来信,指责包产到组打破了三级所有,“不得人心”。对此《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在这次会后所批转的会议纪要中,明令“不许包产到户”。

  

   此时,以万里为代表的地方包产到户支持者,显然处于弱势。面对张浩来信,万里一方面安抚、鼓励基层干部不要被吓倒,另一方面则利用农业生产的自然特性,尽一切可能掩护初露端倪的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例如,当那位分管农业的中央领导电话询问万里的时候,万里没有辩论包产到户好处如何,而是说:“不论何种责任制形式,不论好不好,现在是春耕大忙,农民正在种地,都不能变了,只能秋后再说。”

  

   同年6、7月间,万里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时找到邓小平,把安徽实行责任制和他在农村目睹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也反映了各方面的压力和不同看法。邓小平听后果断地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这也是邓小平对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次正面表态。

  

   《纵横》:1980年1、2月间,国家农委召开了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上,面对包产到户的争论,邓小平却谈起了2000年要达到小康目标的问题……请为我们回顾一下会议的背景和当时的情形。

  

   赵:如果说1979年春天围绕包产到户的争执只是硝烟初起,那么,1980年春天才是真正烽火弥漫。

  

   1980年 1月10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召开了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议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加强和改善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来克服已初露锋芒的包产到户。与上年3月的农村情况座谈会比较,这次会期尤其长,也与议题有关,因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是个庞大的主题,会议讨论广泛,既有宏观问题,也有很细节的问题。除去“马拉松”式的会期外,此次会议的规格也耐人寻味:一个部级单位的内部工作会议,规模也不过百人左右,不仅国家最高领导人参加,而且一批重要的中央领导人也都参加,并且讲话。这是因为,会议潜在的核心主题是包产到户。在当时,包产到户不论在政治理念上,还是经济体制上,可谓是天大的事情。

  

   1月31日,华国锋带领邓小平、李先念、余秋里、姚依林、胡耀邦等领导人出席会议,听取汇报并讲话。这天的会议,从下午3点开到晚上9点。

  

   华国锋讲完后,转向邓小平说:“邓老,现在该到你讲了。”邓小平说:“你们今天的会好像主要是讨论包产到户,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事先也不给我打招呼,到这个时间搞突然袭击,我脑子考虑都没考虑,现在叫我谈什么意见,这个问题以后考虑成熟了再谈。”邓小平没有直接回应包产到户问题,转移了话题,讲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20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1000美金。他说:“这是个战略思想,定出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按照1000美金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会议是人民公社管理,邓小平对于会议的主题只有一般化的回应:“很重要的一点是管理问题,管理好,不会出大问题。无论如何,集体总比个人优越,问题都发生在管理太坏、管理水平太低的地方。管理坏,各人就会找各人的出路、家庭的出路。”

  

   同时,邓小平似乎还委婉地批评了会议的准备不够充分。根据农业部副部长杜子端传达:“邓小平副主席讲,少开点儿会,准备不好,不要开会。”

  

   实则,邓小平对于包产到户一点也不陌生。因为, 包产到户在地方的进展情况,邓小平不仅相当了解,而且也有明确的赞成表态。只不过这时他的支持还不是公开的,而是非正式、私下的。万里最初表态同意包产到户的试验,是在1979年2月6日的省委常委会上。关于试验结果,万里曾多次利用非正式场合向邓小平汇报。万里晚年曾说:“亏了小平同志的支持。我从安徽回来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成果以后,他公开表示支持。”也就是说,其实万里在包产到户试验之前,就已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对情况是了解的,态度是明确的。

  

   《纵横》:1980年4月初,邓小平第一次内部回应包产到户问题。当时是怎样一种情况?

  

   赵:1980年3月6日,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之后, 国家农委印发《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纪要》。文件说:“会议对包产到户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就全局来说,应当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与1979年春那次会议纪要比较,“不许”变成了“不要”,显然口气缓和了一些。这种表述,是与十一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相一致的。此外,1979年春的那次会议纪要是中央转发,并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这次会议纪要则是作为国家农委文件下发,没有作为中央文件来下发。

  

   对于人民公社管理会议的精神,具体到国家农委文件下发以后,地方在具体工作态度可以说是各取所需, 继续分化。就一般地方来说,还在坚持不许包产到户; 在一些敢于突破的地方,则仍然在想办法突破。最为敢干的是安徽。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回忆:“会议结束我回到安徽,向万里做了汇报并向他请示这次会议纪要和精神要不要传达。万里说:算了吧,我们省农业会议刚开过,下面正在执行,你这个会议精神与我们省委的会议精神不一致。

  

   1980年2月下旬,万里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离开安徽前,万里在省委会议上,明确将包产到户列为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为包产到户“报了户口”。但是,万里离开之后,安徽一些地县负责人开始用行政命令“纠正”包产到户,导致农民砍树杀牛等现象发生。安徽的情况开始动荡。

  

   同年4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领导人谈话,主要是谈长期规划问题。姚依林汇报道:“甘肃、内蒙古、云南、贵州这些省份,中央调给他们很多粮食,这是国家很大的负担,提出这些地区是不是可以改革,在这些地区政策上搞的宽一些,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多想些办法,减轻国家背的很重的包袱。”邓小平说:“农村地广人稀, 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邓小平还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的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到了很多这样可喜的资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随后,中共中央于同月召开经济发展长期规划会, 邓小平在会上指出:甘肃、内蒙古、云南、贵州等省区的一些农村生产落后,经济困难,应当实行包产到户。显然,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态度又进一步。时任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在其回忆录中说,邓小平说几个贫困地区“干脆包产到户”。但是,在这两次谈话中, 邓小平尚未直接点安徽的包产到户,也没有直接肯定回应万里在安徽的做法,没有回应这些激烈的争论。

  

   《纵横》:1980年5月末,邓小平终于就包产到户问题明确表态。请问其中的要点包括哪些?

  

   赵:邓小平关于包产到户更有力度的回应,就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1980年5月31日的谈话,也就是见诸《邓小平文选》的《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一文。谈话是邓力群整理的,关于这次谈话的背景和场合,《文选》脚注只说是“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的一部分”。

  

   这次谈话的篇幅很简短,长不过千字。从内容上看,直接谈及政策问题的主要是在前半部分。如果联系当时的背景加以解读,重要观点有三。

  

   第一个要点,是对包产到户的直接肯定。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 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第二个要点,回应对包产到户的质疑批评。邓小平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

  

   第三个要点,关于包产到户将来发展的看法。邓小平说:“这些地方将来会怎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强调:“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

  

   就其影响来说,邓小平的表态是包产到户获得政策突破的关键所在;同时也必须看到,邓小平关于包产到户的表态,不是孤独的一次谈话,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年多后,1981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会议纪要在1982年1月1日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全党。这就是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把上一年度75号文件中“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临时户口改成了正式户口,第一次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国农民发自肺腑的拥护。到1981年底, 全国农村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为此,胡耀邦欣喜不已。他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1983年的中央1号文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正式得到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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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纵横》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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