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英泽 郭心钢:区域、阶级与乡村役畜分配*

——以20世纪30—50年代山西省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 次 更新时间:2017-11-09 17: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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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英泽   郭心钢  

   【内容提要】 役畜是中国传统乡村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家庭财富。本研究利用新的资料分析发现,20世纪30—50年代山西乡村役畜分配在区域和阶级上具有明显的不均衡和不平等的特点。区域上,晋南多牛,晋北多驴、骡;平原多牛、马,丘陵、山地多驴。数量上,地主、富农阶级占有的役畜较多,中农、贫农阶级占有的役畜较少。类型上,地主、富农多马、骡,中农、贫农多牛、驴,这与不同阶级的生产经营方式密切关联。役畜分配结构因家户经济结构、地理区位等因素而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受疫病、灾荒、战争等因素影响发生动态演变。土改对于役畜阶级分配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土改后至高级社入社前,役畜分配发生的新动向,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乡村社会经济演变的传统。整体而言,20世纪30—50年代山西乡村地区役畜比较贫乏,这是家户间互助合作的重要背景,也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推行农业集体化的一个关键原因。

   【关键词】 役畜,分配,山西乡村,阶级成份登记表

  

一、引言

  

   现代农业的发展十分强调科学技术(比如机械、农药、化肥)的巨大作用,但在传统时期,家畜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家庭财富,而且是农业生产所需动力和肥料的来源,对农业生产和发展极为关键。早在殷商时代,牛、马等已被驯养。牛耕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历朝历代均十分重视和鼓励畜力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六畜兴旺”乃是几千年来中国乡民的美好愿望,“畜”文化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畜一般分为耕作畜和生产畜两类。耕作畜包括牛、马、驴、骡等大家畜,这些大家畜除耕作外,还可作骑乘、驮运等役用,故又称役畜。生态环境因素对役畜数量和类型的分布影响极大。

   从整体上看,近代以来的中国乡村社会,役畜比较缺乏。乔志强、刘克祥、夏明方、王建革等学者强调清末至民国时期频繁的自然灾害、社会动乱造成了役畜的严重短缺,农民生产条件恶化。①《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当中摘录了1840—1937年国内多地役畜减少或缺乏的大量史料。②可见,中国乡村役畜缺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相比富裕家户,中下层家户更易面临役畜短缺的问题。黄牛和水牛太费钱,比较贫穷的农民往往无力占有。③恰亚诺夫、卜凯、马若孟、曹幸穗等学者发现家户土地占有规模与役畜占有数量呈正比例关系。④李景汉、王寅生、张闻天、王建革、张佩国、罗朝晖等学者也注意到役畜占有数量在阶层、阶级上的差异。⑤富裕家户往往占有规模较大的土地和数量较多的役畜,而贫穷家户则占有规模较小的土地和数量较少的役畜。张锡昌、张培刚、张闻天等人的调查资料也反映出役畜类型在阶层、阶级上的差异。⑥一般而言,富裕家户较多地占有骡、马,而贫穷家户较多地占有牛、驴。役畜分配体现出不均衡和不平等的特点。以上所列举的各项调查材料和研究成果并非全部,但足以体现役畜分配问题乃是研究中国乡村经济的重要课题之一。

   由此可知,已有成果在研究区域上,或是单独村庄,或是几个典型村庄,或是一县,或是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数量都相对有限;在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于役畜分配的阶级差异性,对区域分配及演变讨论较少;在研究时段上,多集中于民国时期,对于土改前后的变化则关注不够;而且,一般将役畜分配问题置于家户或乡村经济研究之中,缺少专门性、细致性的讨论。

   基于上述反思,本文主要利用山西省30个村庄20世纪60年代的《阶级成份登记表》,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手段,探讨20世纪30—50年代山西乡村役畜分配问题。研究表明,20世纪30—50年代山西乡村役畜的数量、类型及其结构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家户中体现出分配不均衡、不平等的特点。从区域上看,晋南多牛,晋北多驴、骡;平原多牛、马,丘陵、山地多驴。从数量上看,家户的役畜数量与土地占有规模呈正相关。地主、富农阶级占有数量较多的役畜,而其他阶级占有数量较少的役畜。从类型上看,役畜结构具有明显的阶级差别。地主、富农阶级一般较多地占有骡、马,这与其经营其他非农产业直接相关。中农、贫农则主要占有牛、驴,与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联系甚密。同时,役畜分配结构并非长期固化,战争、灾荒、家户生产规划和乡村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均会使其发生改变。山西乡村社会因为役畜缺乏、频繁分家等因素,多个家户之间合伙饲养役畜的情况较为常见,且伙养现象一般发生在亲友家族之间。

   1950年前后的土地改革旨在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对地主、富农阶级的土地、牲畜、农具、房屋等财产进行征收,分配给贫农、雇农等占有少量财产甚至没有财产的阶级。役畜当然也在被分配的行列。土地改革对役畜分配结构的影响是巨大的。土改之后,阶级间的役畜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地主、富农占有的平均役畜数量减少,而贫农、雇农占有的平均役畜数量增多,但役畜分配仍然不平等。此外,多个家庭占有一头(为简化起见,全文役畜以头计)役畜的情况增多,这与土改、分家有密切关系。高级社前,伙养役畜的比例虽然低于土改后,但高于土改前,体现出了个体家户之间合作生产的倾向,但整体比例不高。20世纪50年代后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广大农民家庭纷纷加入高级农业合作社,大耕畜和大农具等归集体所有,而自留的一般只是小型家畜和小农具、副业工具。在集体化时代,国家大力提倡牲畜繁殖,特别是牛和猪,从而使得这个时期山西省的役畜数量有了较大增长,由此也可以看出现代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经济变迁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二、役畜养殖结构的区域差异

  

   在我国,乡村社会中所用役畜,南北方有所不同,北方以黄牛、驴为主,骡、马较少。尽管同为役畜,牛、马、驴、骡在用途和效用上多少有些差异。一般而言,牛较多地被用于耕种,也可以役用拉车,体力强,耐力好,但行动迟缓。驴和骡既可用于耕种,也可以用于驮运、骑乘,山地尤其重视驴,驴价便宜,饲养容易,但体力稍弱。骡、马则较多地用于平原的运输,载重大、速度快、用途广。1948年春节,涌入长治县城看演出的农民,“从平川来的是骡车,它有直径长达四尺的铁箍木轮。从山区来的是滑稽的小驴车,它有三尺见方的车板和铁锅大小的轮子。”⑦在韩丁眼中,平川和山区的役畜类型有着明显的不同。

   事实上,由于生态压力和饲料缺乏等原因,与马、骡相比,驴在近代史上是呈现上升趋势的。“一般农民养不起大牲畜,愈来愈开始养小牲畜,特别是驴。”⑧从表1中,也可以发现,驴在各村中的平均占比为11.82%,高于其他役畜占比。驴在山西乡村役畜结构和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另外,从1935年山西各县物产调查结果也可窥见山西南北地区役畜结构的明显差异。⑨抗战前,山西全省牛、驴饲养量均达50余万头,而骡的饲养量为20余万头,马只有6万余头。⑩抗战以后,乡村役畜遭受巨大损失,1949年才勉强恢复至抗战前的水平。尽管社会环境动荡等因素造成役畜数量大幅度减少,牛和驴在近代山西一般家户的家庭生产生活中却一直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

   土改前,山西南北地区的役畜结构很不平衡。从山西省30个村庄土改前各类役畜所占百分比(见表1)可以看出,各类役畜在每个村庄的普遍程度。

   第一类,牛。在土改以前,晋南地区的姚村、张王、上平望3个村庄拥有牛的家户比较多,姚村的牛所占比例最高,达45.76%,驴、骡相对来说较少。这3个村庄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好,适宜农作物的种植和耕牛的使用。

   第二类,驴、骡。晋中地区的昔阳县和平遥县所属村庄,尽管其各自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结构存在差异,但拥有驴、骡的家户比较多,例如昔阳县的石坪、西南沟和太原县的赤桥,驴的比例较高。这与当地煤炭业、造纸业的发达直接相关。平遥县的北营、新营骡子比例较高,可能与晋中地区的商业、运输业发达等因素有关。而晋北阳高县的村庄驴、骡占有较大比例,同时,这些村庄拥有羊的家户非常多,如杨塔、下神峪、青介山。

   第三类,马。晋南上平望的马所占比例最高,晋中的北长寿也不算低,可能与其村庄所在的交通区位有关。但整体来看,山西各地养马的家户不多。王建革认为马在清代以来的华北乡村社会中是逐渐退出的。11山西尽管不在其研究区域之内,但有着同样的事实。

   有的村庄,如鞍马沟、后营和燕窝,甚至没有任何有关役畜的记载,这可能也与原始统计数据的缺失有关。

   民国时期有关山西乡村社会的调查资料中,也有不少关于役畜结构方面的统计数据(见表2),可进一步反映乡村役畜分布在区域上的差异。抗战前,卜凯组织调查的全国7省17处2866个田场中,北方多驴、马、骡。他认为:“驴在北部的用处很大,由于驮载的工作很多;而且驴和牛马等于拖车或耕地以外,还可磨面。马当然较为适宜于寒冷而干燥的北方气候,而骡只有北方较多,盖由于不适宜于中东部的水田工作。”12在这些调查地区当中,五台8村牛、驴、骡的数量很大,平均每村有牛25.3头、驴22.1头、骡18.4头,户均役畜数量很高。武乡4村的牛、驴、骡的数量相较五台8村偏少,平均每村有牛9.2头、驴18.5头、骡4.9头。代县的上庄,虽然户数很少,但所拥有的驴、骡数比晋南黄旗营治村的每个附村都要多。抗战结束时的永济县黄旗营治村下的7个附村,均以养牛为主,马、驴、骡则相对很少。显然,相比晋北的代县、五台和晋中的武乡,晋南虞乡县的牛较多,而驴、骡则很少。这些民国调查资料充分说明山西役畜养殖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结合表1和表2,尽管山西南北地区各村的役畜分配特点不尽相同,但有意思的是,晋北地区的代县、五台的户均役畜数竟是晋中武乡、晋南虞乡的1—2倍,而其单位役畜负担的耕地数量也相对来说较低。这很有可能是因战乱等因素造成永济县当地役畜流失。晋西北7县40村在抗战前牛、驴数基本相当,骡、马较少,而到1940年,牛数降至战前的61%,驴降至33%,骡马降至14.4%,骡马和驴降幅甚大。13役畜的大量减少,造成单位役畜负担的耕地亩数很高。根据晋绥边区1946年12月畜力耕地统计数据,24县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县畜力平均负担亩数在100亩以上,代县高达213亩。14这与表2中的数据形成鲜明反差。贯家堡村北距太谷县城5里,全村牲畜以驴最多,占役畜总数的三分之二。该村家户与太谷城内的生活联系十分密切,“已经不是纯正的农村”。前去摆小摊的家户进城次数最多,几乎每天都去,而全村男子从商者占男子总数的17.9%。15由此可见,饲养成本较小的驴,显然成为贯家堡村家户的理性选择。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山西役畜类型结构在南北地区上的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源于当地的生态条件,还与地理区位、经济结构、社会秩序等因素密切相关。晋北地区的“主要交通,皆赖旧式工具,如二轮大车及骡驴之类,前者通行于平地,后者多用于山地”。16晋北又毗连归绥地区,役畜市场十分兴旺。浑源县第五区“养牛甚少,约由归绥贩运者居多”。至于所养之驴,“仅足本区农民使用”。17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中国本土战争不断,民众差务繁重,役畜遭掠事件频频发生,导致乡村地区的役畜流失十分严重。1932年,鲍刚、张仁杰各师先后路过平遥县境,应差的骡马“被打过站致死”,或被军队扣去,“为数甚多”。18抗战前的永济虞乡县黄旗营村,饲养骡、马、驴、牛之家达总户数的60%,而在抗战爆发后,因日军盘踞,抢夺劫掠,拉差杀伤,所存者仅剩20%。19

差务繁重和不公造成交通干线附近地区的大量役畜外出支差或死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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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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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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