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问题和对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8 次 更新时间:2018-12-03 01: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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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工人队伍空前壮大,农民工成为新生力量;农民数量大规模减少,并且日趋分化和高龄化;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产阶层的主力;私营企业主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不断产生,等等。我国当前关于阶级阶层存在的一些争议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这种社会巨变带来的积极影响和面临的挑战,正确处理现阶段阶级阶层关系要在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采取措施。

   关 键 词:阶级阶层  社会结构  社会变迁  改革开放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change  reform and opening-up

  

   阶级阶层分析,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国旗的五星图案,代表了当时阶级阶层结构的基本格局,即围绕中国共产党这颗大星的人民大团结,由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四颗小星组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一些社会阶级阶层逐渐消失,阶级阶层结构呈现简单化趋势。

   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提出“两个基本”和“一个主要矛盾”,即“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循序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1956)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都是在那个时期写成的。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1962年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2]。这些思想在“文革”浩劫中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实践中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导致经济和人民生活长期停滞不前[3]。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果断地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了大规模的阶级阶层关系调整,如为几百万人摘掉“反革命”“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臭老九”的帽子,为几十万错划的“右派”摘掉帽子,为一大批人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为70万工商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等等,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4]。改革开放初期,经过阶级阶层关系的调整,形成“两阶级一阶层”的阶级阶层格局,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5]。

   本文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现状以及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调整阶级阶层关系的政策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方面发生两个重大转变:一是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伴随着这两个巨大转变,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极为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原来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构成的相对简单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现在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了,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要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正在形成。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变迁,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一)工人队伍空前壮大,农民工成为新生力量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在我国4亿多从业人员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6900多万人,占17.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近4900万人,占12.2%。现在近40年过去了,到2016年,在全国7.7亿多从业人员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达到2.2亿人,占28.8%;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达到近3.3亿人,占43.5%①。

   随着工人队伍总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工人队伍的结构也发生三个显著变化:

   一是农民工成为工人队伍中庞大的新生力量,2016年全国农民工的总量达到2.82亿人。在整个非农从业人员中,扣除党政干部、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等之后,约占工人队伍的60%。虽然农民工的户籍身份还是农民,其文化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也低于工人队伍的平均水平,但他们成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流水线、一般建筑业和日常服务业的骨干支撑。

   二是服务业工人的人数超过了工业工人,成为工人队伍中人数最多的部分。改革开放初期,服务业工人是三次产业中从业人员最少的部分,而到2016年,服务业工人的人数不仅超过了工业工人,也超过了农民。特别是随着以通讯、金融、物流、电子商务、房地产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一支与新技术、新业态密切联系的,有别于传统体力劳动工人的新型工人队伍迅速成长,人数已达数千万人。

   三是工人队伍中的国有企业职工比重较大幅度减少,其经济社会地位分化较大。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工人中大约75%是国有企业工人,25%是集体企业工人,几乎没有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组织。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几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国有企业的工人和集体企业工人都较大幅度地增加,但1995年是一个拐点,那时国有企业工人达到7000多万人,集体企业工人达到约3000万人。经过国有企业改革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大发展,国有企业工人的人数大幅度减少,到2015年,全国6200多万国有部门从业人员中,扣除700多万党政机关公务员、3000多万国有事业单位人员等,国有企业工人实际已下降到只有3000多万人,集体企业工人也只剩下400多万人,而私营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各种非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工人,达到近2亿人,其中私营企业工人1亿多人。

   这些变化也使得工人队伍的经济社会地位发生分化,现代服务业、效益较好的国有垄断行业、与新技术新业态相联系的知识经济部门,工人的经济收入情况相对较好,而传统产业部门、去产能国有企业需要安置的工人经济收入次之,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

   (二)农民数量大规模减少,并且日趋分化和高龄化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9.6亿人口中,有7.9亿农民(农村居民),占82%;在4亿多从业人员中,有农民(农业从业人员)2.8亿人,占70%,是典型的农民大国。改革开放后,农民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很多农民转换了职业,变成乡镇企业工人或管理者、进城农民工、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主等。到2000年,农民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下降到44.2%,不过由于从业人员总量增加了,农民的绝对人数增加到3.1亿人(扣除领工资的农业工人)。

   经过近40年的发展变迁,到2016年,在全国13.7亿多人口中,有6亿多农民(农村居民),占42.6%;而在全国7.7亿多从业人员中,有2.2亿多农民(农业从业人员),占27.7%。在近40年改革开放中,尽管人口总量增加了5.8亿人,但农村居民和农业从业人员的绝对数都减少了,比例数更是大幅度地减少。根据《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5年)》,2015年全国有26744个农户,耕作土地面积在10亩以下的占79.6%,10~30亩的占10.3%,30~50亩的占2.6%,50~100亩的占0.9%,100亩以上的占0.4%,未经营耕地占6.2%[6]。

   农民阶级发生了几个大的变化:一是相当大部分的农业劳动力特别是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劳动力,都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2016年我国持农村户籍、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工总量达到2.8亿人,其中以进城务工为主的外出农民工达到近1.7亿人;二是在务农的农民中,出现了一些从事种植、养殖、渔业、牧业、林业等规模经营的农业大户以及数量众多的兼业户,纯粹务农的小耕农的数量和比例都大幅度减少,完全靠几亩土地耕作维持生活的小耕农,成为农村的和整个社会的低收入群体;三是留在农村从事农耕的农民,呈现高度高龄化,40岁以下的务农农民已经很少了,如果不改变农村的耕作方式和耕农收入过低的状况,耕农将无以为继;四是务工经商、参军、上大学、嫁入城市等似乎成为农村孩子改变自身命运的主要渠道,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改革开放前仍作为农村阶级分析的“家庭成分”概念,已经成为历史记忆。

   (三)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产阶层的主力

   专业技术人员是指在企事业单位和各种经济社会组织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是一个以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经济师、科研人员、记者、编辑、演员、作家、艺术家等为主体的职业群体。这个群体以高学历和脑力劳动为特点,我国习惯称之为“知识分子”,而在西方研究社会分层研究的文献中,他们通常被划为“新中产阶层”或“白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区别于以小资本者为主体的“旧中产阶层”和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体的“蓝领阶层”。

   我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分散在各行各业,总的人数还不是很多。按照国家统计局就业分类来估算,1978年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约1500万人,约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4%;到2015年,这个群体达到5000多万人,约占全部从业人员的12.5%。

   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一是他们的政治地位提高了,不仅不再是“被改造”对象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不仅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成为知识创造和科技“创新”的主体。二是经济地位也显著提高了,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收入“脑体倒挂”的现象,即所谓“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得到根本扭转,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已高于公务员的平均水平。三是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还几乎是完全依靠国家财政发工资的群体,现在其所在的单位,已经分化成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差额拨款单位和完全自收自支单位。如出版行业等一些事业单位,已经转变成企业,全国公立高校的财政拨款大概占总经费支出的50%,全国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大概只占医院全部日常支出的近10%。

   专业技术人员也面临着一些发展的矛盾。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对教育、医疗、文化的需求大大提高,教育、医疗和文化等事业日益繁荣,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广阔发展空间,知识价值大为提高;另一方面,专业技术人员所在的非营利机构,在“创收”机制的驱动下,也出现某些行为扭曲,如趋利的倾向和所谓的“道德滑坡”。

   (四)私营企业主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阶层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完成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私营企业主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以后,私营企业主阶层从无到有,快速发展。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私营企业1908万户,私营企业主(投资人)3560万人,全国实有私营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比重为87.3%;注册资本(金)90.55万亿元,占全国实有企业注册资本(金)的53.8%;全国私营企业从业人员1.64亿人,雇工人数1.28亿人。

总的来看,我国私营企业绝大多数都还属于中小企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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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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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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