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在传统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

——由韦政 通与牟宗三和殷海光的关系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 次 更新时间:2019-07-01 22: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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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  

   内容提要:一生受过传统主义、自由主义重要影响的当代思想家韦政通先生,于2018年8月5日逝世。有关他到底归属于那个思想阵营的问题,一直以来存在着诸多不同的争议。传统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家,实际上都不足以框限韦政通的思想,虽然传统主义激发他确立人文理想,自由主义启迪他追寻独立的自我,但韦政通出入各家思想,广泛吸纳中西思想资源,最终通过坚忍不懈地努力,将自己造就成了一位具有独立品格的,“做我自己式”的创造性思想家。

   关 键 词:韦政通  牟宗三  殷海光  传统主义  自由主义

  

   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史上,韦政通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人生道路或成长过程特殊,为学方式或思想特征特殊,与传统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也非常特殊。这种与传统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特殊关系,既是中国当代思想史的有趣话题,也是了解韦政通思想和切入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门径之一。选择这样的课题进行研究的用意就是出于上述的考虑。

  

   一、特殊的机缘,艰难的抉择

  

   对于韦政通来说,与新儒家和自由主义的特殊关系,同时也是他个人成长的机缘。“我与台湾的新儒家和自由主义者,都有较深的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因缘,也是难得的际遇。”[1]99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由一连串相互联接的机缘组成的,不论是平凡人的遭遇,还是杰出人物的赖以成就自己的时势,也无论是幸福或灾难。古今中外,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佛教的“随缘”看似消极,实则人于机缘无可奈何。但有趣的是,机缘对于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对于普通人,机缘永远都是普通的,对于不同寻常的人,机缘却又往往是不同寻常的。韦政通说他“很幸运,该认识的都认识了”,其实就是指自己走上学术思想道路的外缘比一般人更优异。但同时也使他必须面对一般学人所不曾面对的取舍难题。

   韦政通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机缘对于韦政通总是和理想缠绕在一起,并且不断推动他走向理想。这些机缘既构成了他人生理想成就的直接境遇,同时也经常使他陷入困顿从而接受考验,成为他人生中的有意义但不顺畅的遭逢。这些都是对理想主义者的理想和意志甚至生命能力的考验。对于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来说,经过考验,这些遭逢反而都成了重要的人生体验并作为成功的财富,养育着和不断地养育了理想主义者的理想,使他愈加奋进,愈加珍惜生命和构成生命的时间。经过考验的理想主义者的理想和信念会更加坚定,工作会更加踏实,看待问题的态度也会愈加客观。韦政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人生遭逢正是对他的理想的考验过程,也是他的理想成就的特定方式。

   (一)韦政通与牟宗三

   五十年代中期,韦政通经由劳思光的介绍认识牟宗三,参与牟宗三在台大和东海大学的人文友会。这是他从困顿走向理想的关键环节。

   认识牟宗三,是韦政通人生过程中最重大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机缘。这一次机缘,按照韦政通自己的说法,是他人生中的“信仰之旅”的开始。牟宗三以其训练有素的真正哲学家的严整姿态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往情深的热忱和几乎近于固执的坚守,使韦政通很快成了他的信徒——真正的崇拜者,韦政通被笼罩住了。一时间韦政通忘记了自己的存在。

   因受牟宗三的影响,韦政通确立了坚定的儒家信仰,韦政通自己的证词是:“五十年代,使我成为一个儒家信徒的,主要应归功于牟宗三先生的启导。”[2]35-36但是“牟宗三先生的启导”之所以能够发生作用,主要还在于韦政通的生命里原本就有浓烈的儒家“色素”,同时,韦政通当时处于精神生命分裂(此指因寻找不到明确的人生目标而导致的信念与理想等的综合的心理焦灼状态)的困顿时期,“迫切需要的是一个信仰,一个使分裂的生命归于统一的信仰”[2]36,韦政通正是基于这种信仰加入了牟宗三先生主讲的“人文友会”,聆听牟宗三讲学,接受牟宗三的熏陶,成为牟宗三的弟子并确立了儒家的信仰。

   但是,与牟宗三先生一样,韦政通也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同时,然而本身的性格中又有着与生俱来的叛逆性格,一但发现自己被笼罩住从而失去了自我,他要反身了——去重新找回真正属于他的自我。

   六十年代初,韦政通因个人的生活问题,使自己的人生再度陷入旋涡之中,这一事件的影响之大,是他和牟宗三先生以及同门师友们当初都不曾想到的——这次事件导致了韦政通与牟宗三先生在不寻常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师生关系宣告中断!韦政通1963年3月24日的日记上写着如下一段话:“今天真正想到我要与‘道德理想主义’者分道扬镳了。过去几年中,曾与朋辈多次谈起这个问题,彼此都只当戏言,想不到今天真的走上这条路。”[2]48

   由这段日记可以看出,韦政通潜在的自我一直没有泯灭,尽管当初所说的是戏言。但这种“戏言”表明具有明显叛逆性格倾向的韦政通,在潜意识里始终想着要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从而成就真正的自我。这种愿望或“本我”的冲动,注定使韦政通不可能永远无理性原则地始终跟随一个人,不管他是谁。不过理想主义在信奉者的心理上是十分强大的,任何一个真正的信奉者,都不是可以轻易转身的。无论她的感召力、吸附力还是震慑力都会使一个企图转身的曾经信徒感到难舍和颤栗。何况牟宗三先生当时正如日方生,在台的追随者日渐重多。对于韦政通来讲,离开牟宗三之后向何处去?自己还能不能有所发展?如何才能有所发展,都是极其重大的心理障碍。这样做会使天下学人朋友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存可能都会重新成为重大的问题。做出这样的抉择,对于当时还没有真正成长起来的韦政通来说确实太艰难了。在那种境遇下,即便与牟宗三“闹翻”,也会想办法和解,恐怕真正的分道扬镳未必能够成为现实。但是机缘再一次出现在韦政通面前,牟宗三调到香港工作——牟宗三一离开,韦政通在思想上顿时感到“大解放”。[2]49

   韦政通的所谓“与道德理想主义分道扬镳”,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与牟宗三断绝交往,或者同时也包括徐复观等,因为本来在1962年开始于台湾的“中西文化论战”,新传统主义者们对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是深恶痛绝的,徐复观当时授意韦政通撰文反击李敖,并准备以《民主评论》和《人生》为阵地回击并摧毁反传统派的堡垒《文星》。但是韦政通在认真读过《文星》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倒受了李敖的刺激和影响,站到反传统的阵营中,并成了《文星》的作者。要之,徐复观先生是韦政通最好的前辈朋友,对韦政通有过知遇和提携之恩,韦政通的生存资源——中学教师的身份都是徐复观帮助获得的,而且韦政通在孤立无助的时候,曾在徐复观家里过了一个农历年。要之,韦政通是儒家的信徒,但不是使徒。这是由他性格中固有的叛逆倾向所决定的。

   其实韦政通的“与道德理想主义分道扬镳”,主要还是指思想的态度和心理上对于权威主义学术的挣脱。所分的是道,不是情与交往。这一点可以从后来韦政通的相关回忆中得到充分的证实。韦政通永远忘不了牟宗三和徐复观等的恩情。韦政通对牟宗三的怀恋完全可以从“师恩如山”[2]48等的话语中体会出来。但是韦政通与牟宗三之间的结局是因为分道而断了交往,尽管双方还在各自的心里上互相关注和关怀着。韦政通何以有如此的思想变化直至导致与道德理想主义者最后分手?1964年9月4日,韦政通在给自己的学生黄天成的信中有如下一段话,可为此思想的转变提供一个证明:“我思想的转变,开始在三年以前,以往,一直是着重向传统儒家的优点方面想。三年前的夏天,我始真感到以生命为思想主要领域的儒家,对生命本身的透视,竟是十分肤浅的。同时对基督教的原罪,和佛教的无明,始稍有深入的认识,而儒家对人性负面的解悟,只止于气质之性是不足的。我就从这一问题开始思考,问题越缠越深越广,渐渐对儒家的其他缺陷,亦有深切的体认。这一发展,使我对儒家从无条件的接受态度,转向批判的态度……”[2]49-50应该说这是韦政通认识自我的真正开始,而这个时刻的到来,是伴随着对以前的我不是真自我的醒悟,同时和着与“如山师恩”的道德理想主义者牟宗三分道扬镳的心里苦痛到来的。

   韦政通开始为自己初步定位,从其写给黄天成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在此时为自己确定的位置是准备对过去“盲目信奉”的传统儒家进行全面的批判。

   本文作者认定韦政通此时已经认识了真正的自我,与韦政通先生自己的说法似乎并不完全相合。因为韦政通于1977年11月13日在接受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讚源的采访时,曾经说到一生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两个人——牟宗三和殷海光。他说“在牟先生那里,我只认识他,不认识自己;在殷先生那里,使我认识了自己”[3]294,仿佛韦政通能认识自己是由于殷海光先生的诱导。殷海光对韦政通的诱导自然是很重要的,但韦政通与殷海光相识,实是1965年的事情。此前韦政通已经与道德理想主义分手,并且开始走向了对传统儒家的批判途程,用韦政通自己的话说就是“思想的探险”。结识殷海光,对于韦政通更大的意义似在于对自己所认识的自我的强化和确认。这是用外在的眼光来证实自己的做法,这种做法表明选取这种做法的人,在当时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或力量来为自己的选择进行辩护,他需要外界的帮助。殷海光的主要作用应当在于:当韦政通缺乏足够的自信和在非常孤立的氛围中缺乏必要的同情和高层次的肯定时,满足了他的心理需求。就像朱子当年在李延平过世以后,因为一时间摸不清李延平学问的真趣,在“如穷人之无归”的情况下发现了胡五峰一样,其实朱子对胡五峰并无实质性的收获,只是因为五峰当年的身份和地位之显赫而自己的主张又能与他相同,于是欣喜若狂,愈加自信。不过所不同的是,韦政通虽然没从殷海光那里学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但却欣赏殷海光的“自我精神”之可贵并且对他的“相对客观”①的态度和对自己的肯定感到满足和感激。

   有关牟宗三与殷海光对韦政通的影响情况,我们可以从韦政通自己的表述得到说明:“牟先生在我的生命中,影响是最直接的,他使我从一个混沌的生命当中,开拓出一个理想的生命。……”“(牟的影响)那个阶段在我个人还是思想的儿童期;不过如果没有那个阶段,就没有后来的发展。这个阶段是最珍贵的。”“(殷的影响)认识了自己之后,才有真正的信心,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3]294韦政通的理想主义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与牟宗三并不相左,双方的情怀里,都有强烈的传统热情和对现世的责任。只不过牟宗三在相当的程度上采取了独断的态度,而韦政通则坚定不移地走向了批判的立场。韦政通在《人生》杂志上发表的长篇小说《长夜之光》是专门弘扬儒家思想的,此时韦政通还没有结识牟宗三。而相当长时间以后,韦政通虽然认为自己的那部作品由于理念的东西稍多,并不是意想和形象化的特别好的文学作品,同时议论过多,而又以宣传某种固定的伦理或政治文化观念为主调。这是今天的韦氏最反对的文艺观。但曾经却不无骄傲的自誉为“可能是中国有新文艺以来,唯一的一部宣扬儒家的小说”[2]18。韦政通曾告诫本文作者说“传统的东西,现在必须抓紧抢救,(否则就会因不断破坏和现代化进程的扫荡而损失殆尽)能抢救一些是一些。”②这不仅是韦政通对于传统的热情,也是他内心深处的历史责任感的流露。不过牟氏由于过分的自信和独断而使自己在拯救现世的道路上入了歧途,并且不愿认账又不许揭短,有些以教主自居的味道了。韦政通可能在六十年代初即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受不了牟氏的独断和执拗而反身,而走向了对传统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毁掉传统,这与陈序经和早年的胡适、吴虞、鲁迅等是有原则性区别的,韦政通反传统的热情,来源于对传统的真挚之爱!其所谓的反传统,毋宁说是救传统,或许会更恰当些。

由此可见,韦政通的理想主义是通过牟宗三的影响而确定并不断被强化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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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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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船山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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