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 次 更新时间:2020-03-30 19: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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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美国外交史研究出现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两大潮流。国际化潮流使美国外交史研究更加重视多国视野和多国档案, 以及对国际关系中越来越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关注, 并导致外交史演变成为国际史和跨国史。而文化转向则从过去强调权力与利益的物质主义解释转向文化的解释, 改变了外交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和对国际关系中文化因素的看法, 并为利用新的史料开辟了广阔前景。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使美国外交史研究逐渐走出危机, 并有可能重新赢得在史学大家族中倍受尊崇的地位。

  

   外交史研究曾是传统史学研究中非常显赫的领域, 特别是在冷战时代, 美国外交史著作拥有众多的读者, 外交史学家在大学讲坛上备受尊崇。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一度风光无限的美国外交史学却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批评, 外交史研究被指责为守旧、呆板、狭隘和缺乏想象力, 特别是缺少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在很多人的眼中, 外交史研究仿佛是一个贫血的病人, 已经衰弱不堪, 沦为史学领域中的“继子” (stepchild) 。但是20多年之后, 当人们在新世纪初期重新观察和评估美国历史研究状况的时候, 外交史学家们不无欣慰地发现, 经过改造和重塑的美国外交史再也不是历史学中的“继子”, 而是充满生机活力, 并正从边缘走向今天历史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的中心。一些学者甚至大胆地预言, 在整个史学研究领域, “下一件大事”很可能就是“外交史的复兴和再造” (refashioning) 。

  

   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复兴主要归功于外交史学家自身20多年来应对外交史学危机的不懈努力, 同时也得益于冷战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为该学科的复兴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自1980年代以来, 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和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 的潮流带来了外交史研究方法和观念的变革, 导致一种新外交史学的出现, 并使这一学科走出了危机。

  

   关于美国外交史研究自1980年代以来的新变化, 已有学者予以关注。韩德 (Michael H. Hunt) 在1992年就注意到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趋势, 罗伯特·格里菲思 (Robert Griffith) 则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中最早提出“文化转向”的说法。3 弗兰克·宁科维奇2006年撰文讨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4 他的文章对美国外交史研究传统范式产生的背景、过程及其衰落, 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外交史学的冲击, 文化转向的起因、主张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特别是他对文化因素的影响力和国际关系中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的分析, 颇具启发性。但是, 若要全面总结美国外交史研究20多年来的新变化, 该文还存在如下不足:仅关注文化转向问题, 而对外交史研究的另一重大变化, 即国际化趋势及国际史和跨国史的兴起很少论及, 同时也没有看到这两大潮流之间的互动;对外交史研究的两大传统范式——现实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学术特征的总结不够准确和清晰;在分析外交史两大潮流兴起的背景时, 对史学共同体内部的变化如何影响外交史研究, 特别是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对传统外交史的冲击, 以及冷战结束后国际事务新变化对外交史的挑战语焉不详, 对文化转向的诸多路径、特征、贡献及其对外交史研究的深远影响缺乏全面的总结和分析。

  

   有鉴于此, 本文试图在宁科维奇文章的基础上, 通过弥补该文上述不足及追踪最近两年来(注:此文发表于2008年)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进展, 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两大潮流——国际化与文化转向进行梳理。

  

一、 传统范式的危机

  

   作为一个独立的史学研究领域, 自20世纪20年代美国外交史出现,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 美国外交史研究主要由现实主义和进步主义两大范式主导。这两大范式在外交史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成就, 也造就了汉斯·摩根索 (Hans Morgenthau) 和威廉·威廉斯 (William A. Williams) 这样的大师级外交史学家。直至今日, 两派最有影响的史学家, 如约翰·加迪斯 (John L. Gaddis) 和瓦尔特·拉费伯 (Walter LaFeber) 仍然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领军人物, 发挥着广泛的影响力。

  

   现实主义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中最悠久、奉行者最多的范式, 其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第一代外交史学家塞缪尔·比米斯 (Samuel Flag Bemis) 和德克斯特·帕金斯 (Dexter Perkins) 等人的著作中。现实主义范式相信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角色, 因此民族国家应是外交史研究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对象, 而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维护国家的安全和扩大国家的利益, 因此外交就是追求权力和运用权力的过程。现实主义范式主要依赖政府档案, 对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该范式通常用国际关系格局和地缘政治的变化解释美国的外交政策, 权力、均势、国际体系、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战略是这一范式经常使用的分析概念。

  

   现实主义范式研究的重点是美国国家 (American state) 政策, 试图回答这样一些核心问题:美国政府制定了什么样的政策?这一政策是如何制定的?是由谁制定的?政策的形成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政策是如何实施的?现实主义范式把美国的外交决策视为一小部分政治精英根据国际政治的现实和本国的力量与利益进行理性的精确估算的过程, 不大关注公众舆论和社会力量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认为公众普遍对国际事务无知, 而精英比公众更精通国际事务, 能够超越党派政治, 摆脱意识形态教条来理解国际政治的现实, 并制定出合理的战略来维护美国的安全与利益。冷战初期, 乔治·凯南 (George Kennan) 和汉斯·摩根索等人继承了比米斯的研究取向, 并丰富了现实主义范式的内容。他们把美国外交史与刚刚兴起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相结合, 运用政治学中的权力、利益和地缘政治等概念和理论, 对美国外交史进行了非常精细的分析, 并试图适应当时的史学“社会科学化”潮流, 建立解释美国外交史的“科学”体系。20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以约翰·加迪斯为代表的研究冷战史的“后修正派”, 大体上也遵循现实主义学派的取向。“后修正派”的贡献在于, 他们从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和认知心理学中汲取理论资源和解释框架, 更加重视国际体系和大战略的分析, 并开始关注决策精英的意识形态、官僚政治的作用、决策者对国际事务的认知与误判等。

  

   正因为现实主义范式的奉行者关注的是国家的政策, 因此他们把有关政策过程的记录, 即外交档案和决策者的回忆录作为最重要的资料, 对档案的依赖和迷信成为其学术研究的主要特色之一。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现实主义范式的奉行者非常愿意充当学术共同体和政府之间的联系人, 强调学术研究的功用性, 试图通过历史研究为政府的外交决策提供借鉴。由于他们主要是从外交档案中寻找素材和灵感, 使用的语言也大多来自外交档案, 因此经常成为“决策者在学术界的天然盟友”和“官方观点的代言人或阐释者”。

  

   如果说现实主义范式主要从国际环境因素寻找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力量, 进步主义范式则转向美国国内, 相信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动因植根于美国社会之中, 试图探究美国国内各种社会力量对政策的影响。进步主义范式试图回答这样一些核心的问题:美国外交政策与美国社会的关系是什么?美国国内的经济制度、阶级结构、利益集团 (特别是美国经济利益集团) 和意识形态是如何塑造美国的对外政策的?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对美国社会有什么影响?在资料的运用上, 进步主义范式不仅使用政府的外交档案, 同时还运用其他方面的资料, 并大量借鉴美国国内史的研究成果。

  

   进步主义范式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以著名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 (Charles Beard ) 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学派。比尔德等人研究了形成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经济和地区因素, 把美国外交政策视为国内社会集团对外交决策者施加影响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以威廉·威廉斯为代表的新左派外交史学 (即冷战研究中的“修正派”) 继承了进步主义史学的研究取向, 强调经济因素, 特别是强调寻找海外市场以缓解美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是美国外交的主要动力, 并对企业集团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和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进步主义谱系中除了早期的比尔德和20世纪60~70年代的新左派之外, 在80年代承续其香火的是迈克尔·霍根 (Michael Hogan) 等人提出的合作主义模式 (Corporatism或Corporatist Synthesis) 。6 进步主义范式的贡献在于, 它把美国外交史研究的重心从国际环境因素转向美国国内有组织的企业、金融和劳工集团等国家以外的行为体, 以及社会结构对外交政策的制约, 促使人们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步主义范式试图在美国社会中寻找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力量, 弥补现实主义范式之不足。

  

   尽管现实主义范式和进步主义范式从表面看来有很大的差异, 其实两者有很多共同的特征:认为国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行为体, 因而国家是外交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分析单位, 换言之, 外交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探究国家政策与行为的根源, 非国家行为体除非与国家政策相关联, 否则基本上不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内;以阐释美国政府的政策为主要任务;主要关注精英人物的活动——现实主义范式关注政府内部的决策精英, 进步主义范式则关注政府之外的社会精英;相信美国外交政策根本上是受权力 (现实主义范式) 和利益 (进步主义范式) 追求, 即物质性因素的驱动;在解释立场上坚持美国中心论, 低估甚至无视其他国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主要依赖美国政府的资料, 很少使用其他国家的档案;在认识论上信奉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 相信史料特别是所谓第一手史料包含了真实的历史信息, 史学家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可以再现真实的历史过程。

  

   现实主义范式和进步主义范式像两根巨柱一样, 支撑起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大厦, 在美苏对峙极为紧张, 美国国家安全环境异常严峻的冷战时代一度风光无限。但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 两大范式的基本观念和方法面临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既源于整个西方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观念、理论和方法的两波变革, 也由于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世界形势和国际事务的新变化。

  

20世纪60年代新社会史的兴起构成了对外交史研究的第一轮冲击。社会史学家批判外交史学家不思进取:当绝大多数学者开始从下向上看历史, 越来越厌恶撰写精英和强势群体经历的时候, 外交史仍然固执地以国家政策和白人男性精英为自己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关注对象, 没有看到少数族裔、妇女、下层民众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作用, 漠视他们对外交与国际事务的看法;过分依赖美国政府的档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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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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