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卓恩:韦政通先生武汉论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86 次 更新时间:2023-09-14 00:00

进入专题: 韦政通  

何卓恩  

韦政通先生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家、哲学家,也是教育家。他出生在镇江,游学在台北,著述畅行两岸。他的《中国思想史》《儒家与现代中国》《伦理思想的突破》等数十部论著别具一格,是因为他既经历了牟宗三学派的古学知识熏陶,也受过了殷海光学派的新学思维训练,并汲取了传统与现代对话时代的反思智慧。到八十高龄以后,韦先生写作发生障碍,转而将学问写在开放式课堂的讲台上。从2004年开始,直到去世前夕,韦先生相继在台湾清华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深圳大学以及越南河内大学等学府讲学,青年学生深受感染。

韦先生来武汉讲学两次,第一次是2006年4月,第二次是2008年10月,每次都有十多天,在各大学讲演、座谈,及与青年学者单独交流。我因为两次都是接待人,得以常伴左右,饱享精神大餐。先生的讲论,每每记录之、整理之,发现话题尽管广泛,却须臾不离学术,尤其在有关学术人生的开展方面,结合他自己一生的体会,提出很多独到而极富启发性的见解,让我对于学术、对于为学之道、对于如何做一个学者,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和感悟。

学术与思想、信仰、教化

何谓“学术”? 在先生看来,“学术”的意涵,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历史上,学术与思想不分,学术与信仰不分,学术与教化不分;但在现代社会,这些概念必须有一个区分,不能等同。但要知道它们之间有各种不同的联系。

关于学术与思想,韦先生说:“学术主要是对专门的对象进行研究的工作,属于知识的范畴。思想则是一种智慧,主要针对的是时代的问题。”中国传统学问其实以智慧见长,学问家实际上是思想家,严格的“学术”过去比较欠缺。思想家们不重视概念的建构和纯粹知识的演绎,他们的思想大多是通过语录来表达,不是靠事实与逻辑来论证。现代社会不同了,由于西方知识系统的影响,学术慢慢独立出来。学术靠论文、论著表现,思想却可以通过杂文来表达,像鲁迅。“学术”主旨在求真,“思想”主旨在求善,有那么一个大致的区别。不过他们仍然可以相互贡献,尤其学术反过来对思想作出贡献。学术越发展,它对思想越可能有贡献。以学术为基础,才是思想的正途,因为有学术的思想才比较靠得住,学术可以使思想有根基,比较深刻,比较系统,不是泛泛而谈。

关于学术与信仰,韦先生指出,“信仰跟个人的生命需要有关,是一种独特的生命经验。一个人信仰什么,不是争论可以解决的”,但是学术却有是非,需要辩论,需要有“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精神,也就是有真理高于权威、高于信仰的信念,“没有任何东西不受挑战,没有一种权威是不可以怀疑的,因为那是一个保持着无限可能性的地方”。他感慨道,中国传统的儒学很难有这种区别,儒学既是一种学问,又带有宗教性,连现代新儒家也常常混淆信仰与学术,甚至信仰优先于学术。

把学术与信仰混在一起,必然影响到学术的真实。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尊德性高于道问学,人格优先于思想,强调做圣贤。这是一个文化的要求、一个理想,可实际上,人间没有圣贤。但中国历史上,为了这个圣贤的信仰,“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个隐,那个隐,人的真实性丧失了。中国历史上的传记,只有司马迁写侠客写得非常生动,一写读书人就不太生动了,根据价值判断写人。偶像化,不利于学术的发展。西方天主教里的圣人奥古斯丁,法国启蒙运动时代的大思想家卢梭,都写有《忏悔录》,赤裸裸地写自己人生中的种种劣迹,我们并不因为他们行为上有很多很多缺点,就看轻了他思想上的价值,相反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人性。

学术与教化,传统中国也是追求一体的,中国传统中有所谓“经师”与“人师”的说法。经师,跟现代专门传授知识的人比较接近,汉代有所谓五经博士,专门讲经;中国传统里面还有一种人师,道德学问上做人的榜样、典范的那种老师。“经师易至,人师难求”,理想的学者既要做学问,又要做教化。韦先生认为,传统的“人师”,以道德楷模为追求,这在现代体制里面几乎落空了,当一个老师、教授,只是看学术上的专业和成就,道德方面现在慢慢没有着落了,其实这一方面很重要,尤其对做教师的人。学者注意德操,为人师表,仍然是值得提倡的。

但是在知识专业化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要一个学者既在学术上有发展,又在社会教化上有成就,那不太容易。新儒家本身,虽然他们想做教主,但是他们还是以一个哲学教授、哲学家的身份在社会上出现的,基本上也走的是知识化的路子。儒家发展应该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培养博士、将儒家从学术上重建,是一种方法;将来如果有一部分人能从学院走出来,提倡一种社会讲学的风气,像香港霍韬晦先生走的那条路,让我们的观念被更多的社会人知道,也是一种方法。这是学问家和宣传家分头努力的方向。

学术与方法

学术研究当然有个方法问题。韦先生认为具体的方法因人而异,但有几个普遍性的问题需要注意。

首先是要了解自己的个性和条件,看适合从事哪一个类型的学术研究。

韦先生介绍了台湾人格心理学专家杨国枢对学者形态的划分。做学问一种是安土型,安于一个研究领域,不断耕耘。像林毓生先生就是安土型的,一生围绕一个题目转,越来越深入。另一种是游牧型的,像游牧民族一样,逐水草而居,喜欢搞新题目,开辟新的领域。游牧型的人一般比较博学,范围很广,容易被新鲜的东西所吸引,可是比较难深入;虽然难以深入,但开辟了许多新的方向。梁启超就是这样的人,一生开了很多方向。

就学术课题的选择,韦先生自己也有一种划分学术类型的说法。他说,中国的体育非常发达,有的人适合长跑,有的人适合短跑。学术也一样。短跑,就是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累积起来,彼此之间可以不连贯。长跑就是一个大型的研究工程,连续地做下去。做研究工作,可以慢慢测验出来,自己适合哪一种。短跑、长跑不影响学术成就,写大书还是写短的文章,跟学术成就无关,跟学术的品质也无关,写了大书不一定就会有大的成就。

了解了自己适合的学术类型,就可以少走弯路。接下来,一个带普遍性的方法,就是养成一种学者的生活方式。

韦先生说,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即日常生活的不同习惯。志于学术的人也要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企业家奢侈的生活方式不适合我们,艺人好名好利的生活方式也不适合我们。作为学者,每天生活的场所应该是研究室、教室和学术会议室,尤其是研究室或书房。我们的生活方式在空间上就是要求一生都习惯进书房读书做研究,这种习惯丝毫不是勉强,而是自然的习惯,就像吃饭、睡觉、甚至呼吸一样自然,而且乐在其中。韦先生说,培养学者生活方式并不容易,但是如果能从培养兴趣入手,继而养成自我激励、自我鞭策的能力,就可以慢慢做到。因为学问慢慢丰富了,精神世界也慢慢丰富了,“内重则外轻”,你就会淡泊名利,生活简单,且不怕孤立,不怕寂寞。

养成学者的生活方式,研究活动就有了定力。在此基础上,不难在技术上摸索出适合自己的独特方法。谈到技术上的方法,韦先生特别提供了一种“科际整合”的观念。

韦先生说,中国人比较缺乏对话的能力,孟子跟荀子都是各说各话,根本不是对话,朱熹与陆象山也是这样,争论了半天,对对方根本不了解。到现代,自由主义跟新儒家也是这样,彼此不了解对方的确切想法,就想当然地乱骂一通,以为对方是谬误,自己是真理。学科之间的不沟通、不了解而造成的“隔行如隔山”更是普遍。这妨碍了学术的探索和发展。西方也有很多很多的毛病,但是相对来说在这一点上比较好一点。西方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就有辩论的传统,辩论的关键,不在结论,而在过程。辩论的过程中,能够将概念的真实含义呈现出来,在这个基础上再讨论下去;再加上他们有“爱师更爱真理”的精神,彼此能够敞开,能够容忍,所以可以讨论下去,最后学术一步步发展,文化一步步推进。

学术要发展,需要培养宽容的精神。对同行的异见要宽容,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尊重你,见解不同不影响我们彼此的交往;对隔行的见解更要宽容,要了解认识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采取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学科可以从不同方面提供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只有一条路。韦先生说,在不同学科的结合方面,台湾从上世纪70年代起,发展出一个比较好的传统,就是“科际整合”。杨国枢、李亦园留学回来带回一种方法,用多学科结合的方法讨论社会问题,邀请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医学等各种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员一起研究,出的第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很有创见。

韦先生说,他后来在学术上的一些突破,很多从这里受益。譬如他后来写《中国文化和现代生活》,就是学习借鉴了社会学的方法,不完全是思想史的方法了。这样就突破了单纯哲学史、思想史方法的局限,比较有自己的特色。韦先生说,人类的社会文化活动是一个整体,把知识分类是要的,但不能过分拘泥于分类。

学术志业与学者使命

学术人生有两种道路,一条跟学位、职衔有关,属于“职业”的范畴;另一条则超越学位、职衔,将自己当作一种历史文化的载体,以在时代文化上继续创新为己任,可称之为“志业”。学者人生离不开职业,有的人甚至只将学术作职业看;但真正的大学者,更看重的是学术本身的价值,将学术创造看作自己的生命,将学术作为志业。作为人生选择,从前一条道路努力的人比较多,也比较可以得到实际的利益;从后一条道路努力的人比较少,但他们更有理想性。

韦先生说,作为职业和作为志业,对社会都可能有贡献,但是性质上有很大不同。职业的目标比较容易达到,甚或有一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志业则不一定有这个效果,它的目标比较宏阔,是否达到可能需要漫长时间的考验。而从学者素质的养成来说,学术上的职业和志业尽管都要有一定专业的训练,志业的要求也更多。学术作为一个职业,可以限定在一个狭小领域里面,但作为志业需要不断地突破。学术发展不能满足于守住一个堡垒,只在一个小范围内做专家,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学者。做学问就像桑蚕抽丝作茧,一点一点抽丝,作成一个蚕茧,让自己有自己一个的天地;但你不能一直在茧里藏着。如果一个学者作成一个茧之后,不变成蛾飞出去的话,那个蛹会闷死在里面,会僵化。

韦先生说,做学问非常辛苦,但是也有很大的报偿。学问本身会产生满足感,补偿自己所作出的牺牲。从事学术工作的人终极的追求是“创造性满足”。从“无”到“有”是一种创造,一部大的书,一部好的论文,就像一个人建立一个大楼,你又是一个建筑设计师,又是木工,又是水泥工,什么都是你一个人做起来的,这种过程完成以后,你会产生一种创造性的满足。名利可以带给人很大的满足,但是名利也非常容易丧失,创造性的满足一旦出现,任何人拿不走的。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成就,令韦政通先生非常振奋,欣慰中国人真的可以创造一些奇迹。他说:

“从一个人文学者的立场,我觉得将来中国要成为第一流的国家,社会文明的水准必须提高。目前中国文明的水准还不高,文明的水准表现在生活的习惯、开车的习惯、守法的习惯、聚精会神的习惯,这都反映最基本的文明水准。这方面应该大大提高。提高文明水准,价值观念要改变,要确立的价值观念包括躬行、自由、民主、法治、正义等等,这些价值观念的确立,人文学者的责任特别重大。首先要在理论上把观念确立过来,理论层次弄清楚以后,然后再在制度上落实,最后内化到我们生活当中来。社会文明需要提升人文素养,人文素养靠发展人文思想,推进人文教育。人文学者任重道远,这是逃不掉的责任。第一流的国家不会自然降临,过去二十多年尽管中国社会有很多弊病发生,但大方向没有错。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人把中国文化的创新作为人生的目标,这是我最大的期待。”

韦先生的身上,有一种很特殊的学者魅力。他谈话,总是语气平缓,娓娓道来,和蔼中透出睿智,理性中透出激情,格外有提振人生、催人奋进的效果。

韦先生2018年8月5日在一次车祸中不幸离世,没能看到最近几年的情境变化,但是,他对于“提高文明水准”“中国文化的创新”的殷殷期待,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他对于学术工作的一些见解,也慢慢在变为学界的“常识”。翻出旧日谈话记录,分享给读者,以纪念韦先生远行五周年。

    进入专题: 韦政通  

本文责编:chendongdo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哲学 > 哲学学人与经典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46041.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08月30日 07 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