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论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从制度到行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9 次 更新时间:2019-06-29 00: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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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之  

  

   摘要: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也意味着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如果说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治理是制度导向的,那么在人类即将走进的新的历史阶段中,将会造就出一种行动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政治不仅是社会治理体系的构成部分,而且是核心的和主导的部分。工业社会的政治是民主政治,经典性的民主也可以说是制度民主。在20世纪后期,因为社会的复杂化和不确定化,制度民主显现出了不适应性,因而出现了协商民主理论、公众参与理论等试图弥补制度民主缺陷的新主张和新设计。但是,由于社会治理结构并未发生变化,致使这些新的设计都无法真正得到实施。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将遭遇更多偶发性的事项,制度的刚性决定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无力,反而会形成阻碍。因此,社会治理应当实现从制度导向向行动导向的转变。同时,这种转变也意味着社会治理从规则依赖向寻求道德支持的转型。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的改革运动中,包含着一种越来越注重行动而尽可能回避在制度方面开展争论的现象。特别是社会治理的实践者在谋划几乎所有改革方案时,都直接地把要加以改革的对象指向既有的制度。可以认为,一种“轻制度”“重行动”的策略在世界各国都得到了推行,似乎表现为改革中的一种重要趋向。但是,这一发生在改革进程中的实践特征并未被人们明确地认识到,因而,没有从理论上去加以思考和总结。当然,在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中,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学者们往往更多地去思考建立替代性制度的问题,而且更倾向于把发达国家正在要求加以革除的制度搬过来。从发达国家的改革状况看,虽然也能看到一些强化制度建设的策略,但往往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现了这种做法的不妥当,许多在较早时期的制度建设中已经消除了的问题又出来了。也就是说,新建立和实施的制度往往并不比原先的制度更优越,甚至是回到了被革除的制度建立之前的某种状态之中去了。这种把改革的关注点放在制度上的做法往往是以改革进程中的“瞎折腾”现象出现的,即“改过来了又改过去”。这就是制度主义思维在改革中的消极影响,即把人们带入了制度建设的某种恶性循环之中了。也就是说,人们陷入了制度主义窠臼,所要改革的是制度,名义上是革除旧制、建立新制,但在缺乏对基本的社会背景的判断时,仅仅把视线放在了所面对的一些表象层面的问题而要求改革制度。在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方案的实施中,以为做出了制度创新,实际上却是回到了所要革除的制度得以建立起来之前的状态中去了。

  

   其实,社会基本条件的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在工业社会中所建立起来的所有制度都是在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做出的,是能够适应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和活动的。现在,我们已经处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中,原先通过制度建设去解决问题以及确立社会生活和活动框架的做法本身已经成了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的迅速提升使得制度导向的治理方式在公私部门都陷入了困境。其实,在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长的条件下,行动导向的思路似乎更为合适。所以,我们在思考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生活模式时,提出行动主义主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们的关切点从制度引到行动上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制度功能的否定,制度作为行动框架的功能依然存在,制度的规范功能和秩序功能也不会减弱。所以,我们的行动主义主张主要是一种对社会治理以及生活中的行动导向的倡导,希望人们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坚持行动优先的原则,而不是更多地囿于制度而显得缩手缩脚。

  

一、社会治理的制度性思维遇到困难


   我们同意吉登斯对制度的界定,他说,“制度可以被看作是实践在时-空当中的深度沉积。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些在‘横向’意义上具有持久性和包容性的实践,在共同体或者社会成员中具有广泛的散播”。虽然我们经常说“制度设计”“制度安排”等,但制度的实践品质任何时候都不应受到忽视。也许“制度设计”“制度安排”等理念和追求反映了工业社会理性的雄心壮志,但是如果脱离了实践的话,对社会所造成的破坏则是巨大的。从历史上看,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产生的各种制度,用吉登斯的“实践在时-空当中的深度沉积”来描述是再贴切不过的了。所以,虽然我们把工业社会中所拥有的一切制度都归于18世纪启蒙思想的贡献,但是启蒙思想的贡献应当被理解为完成了使人从各种各样的压迫和束缚中解放出来、确立了契约精神等宏观层面。关于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如何开展社会生活以及如何进行社会治理等问题,应当看作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逐渐实现的“深度沉积”,而不应认为是主观性的制度设计的结果。

  

   然而,在20世纪中,由于科学的发展给予了人们自信,一度使“制度设计”“制度安排”等词语变得流行起来,人们以为在制度创新方面可以无所不能。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过程中,人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方面的能力,往往一拍脑袋就设计出一种制度,而且在改革的名义下获得了合法性。在这种背景下,似乎只要在改革的名义下行事,不管正确与否,人们往往也不去怀疑。就是这个原因,经历了数十年的改革之后,全球都陷入了风险社会之中。诸如恐怖主义、民粹主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间的冲突、环境危机跨境转移、贫富分化、难民潮等,都在撕裂人类社会。虽然不能说这些都是改革带来的,却又无疑是在这场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性改革过程中发生的。至少说明这场全球性的改革运动未能解决人类社会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场全球性的改革运动是在制度性思维中绕圈子,没有看到人类社会已经走进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没有根据这一点去重新思考社会生活和社会治理模式的问题。我们已经指出,在这场改革运动中,包含着从制度向行动的导向性转化。但是,这个方面在短时期内并未实现“深度沉积”,以至于人们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方面表现出一种浮躁的状况。

  

   在制度性思维中,人们追求的是同一性,或者说,人们对同一性的追求转化成了制度性思维。与之不同,在行动导向的思维中,人们是直面差异的。也可以说,人们对差异的承认会反映在对行动本身而不是对制度的偏爱上。显然,差异是天然的,自然界本身就包含着无限的差异。但是在人开始寻求差异背后的同一性之前,自然状态中的差异性对于社会治理没有什么意义。也许人们会说,在农业社会的等级制条件下,当人们意识到等级之间的差异时,也同时看到了处在同一等级中的人的同一性。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同一性的寻求虽然在古希腊哲学的水、气、原子等概念之中就存在了,但真正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的则是现代社会的同一性追求。作为概念的同一性本身只能视作现代性的范畴,在农业社会中,人们是没有同一性意识的。同一等级中的人所看到的只是他们之间的相似性,而不是作为抽象结果的理性同一性。只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哲学思考才发现同一性,并在同一性的基础上去确定普遍性,进而转化为制度设计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建构。

  

   所以说,工业社会是人类寻求同一性和利用同一性的历史阶段,而且也只有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同一性才成为有着实际价值的思想造物。当我们把对同一性的寻求与工业社会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人们如果去寻求同一性和维护同一性的话,可以相信其所有寻求同一性的努力都会被自己的行动所否定。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一方面人们在思维活动中由于某种惯性而必然会按照近代以来已成传统的路径去寻求同一性;另一方面又在行动中承认差异和包容差异,在某种意义上,无视差异或排斥差异的行动总会落得失败的下场。对此,我们可以领悟到这样一条道理,在一切天然的差异中,都是包含着同一性的。之所以农业社会的人们发现了相似性而不是同一性,那是因为科学理性尚未发育成熟。在人类步入工业社会后,科学理性迅速成长和壮大,从而扬弃了相似性而去寻求同一性。现在,我们的世界中已经很少天成的差异了,我们满眼所见的都是由人再造的差异。在这些差异中,也许只有极小的部分包含着同一性,而绝大多数差异是拒绝以抽象的方式去寻求同一性的。也就是说,人造的差异可能并不包含同一性,而是需要回归到从相似性的角度去发现差异间的洽接点。

  

   总体看来,全球化、后工业化将我们引进了一个差异化的时代,社会治理必须在承认差异和包容差异的前提下开展行动,即便是基本的社会制度,也必须从基于同一性、体现普遍性而转变为承认差异和包容差异上来。差异是我们正在遭遇和即将面对的最大现实,只有承认差异和包容差异,才能在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行动中确定其正确的方向。当然,我们今天面对着许多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造就出来的“恶差异”和“消极性差异”,比如,人的财富占有、贫富差别等,这些差异是需要加以消除的。易言之,一切与人的共生共在相冲突和相背离的差异都是必须加以消除的。但是,消除这些“恶差异”和“消极性差异”的路径不应从寻求同一性开始。因为,这些差异恰恰是在对同一性的利用和物化过程中产生的,再次寄托于同一性寻求而去消除这些差异,只能陷入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恶无限”。从思维方式上看,消除“恶差异”和“消极性差异”的着眼点也许应该放在对相似性的认识和把握上,即在比较中去发现相似性,以相似性为目标,并用实际行动去抑制甚至消除那些反相似性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这仅仅是针对“恶差异”和“消极性差异”而言的。

  

   同一性追求反映在社会治理实践上就是压制和努力消除差异。诚如艾丽斯·杨所说的,“虽然某个群体的所有个体成员承认他们之间的群体关系,但是,在他们对于那些相同特性的共享程度上,以及在解释和处理他们与那些相同特性的关系的方式上,他们通常存在着差异”。如果我们告别了同一性追求,转而用相似性去理解和规范人的关系,就会在实践上采取承认差异和包容差异的态度。当然,差异的强弱会对相似性造成影响,会使相似性表现为强弱不等的状况。但是,就对承认差异和包容差异的实践而言,并不构成冲击。因为,在这种实践中,相似性是一种借以开展行动的依据,而不是行动所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人们将根据差异的强弱去选择或设计不同的行动策略,而不是对差异本身作出排斥。其实,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差异的强弱并无定数,而是处在变化之中的,即便是依据差异的强弱而开展行动,也必须随时准备对行动策略进行调整。另外,差异本身也是非常复杂的。在人们之间多维度的关系中,某个维度上的差异很强,而另一个维度上的差异可能很弱。所以,在行动策略的安排上,主要以承担任务的需要而定。这就要求合作行动者首先需要拥有对差异的包容精神,并带着这种精神去认识差异,在开展行动的过程中根据承担任务的需要去决定与谁合作以及怎样合作,以达到完成任务的效用最大化。

  

从寻求同一性到承认和包容差异,这是社会治理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我们指出这一点的基本依据就是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而且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其一,工业社会与全球化、后工业化所指向的后工业社会属于人类历史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如果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治理模式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治理模式不同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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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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