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论创新时代中的组织创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6 次 更新时间:2017-05-23 16: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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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之  

   〔摘要〕全球化、后工业化把人类引入一个创新的时代。因为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所以需要通过创新去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社会的组织化,人们是通过组织去开展社会活动的。组织既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社会的呈现方式。因此,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切创新活动都会发生在组织之中,会以组织创新去推动社会变革。组织创新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行为层面的创新,主要表现在技术创新方面;其二,是模式创新,即创建新型的组织模式。行为层面的创新在官僚制组织中也一直存在,但时常受到官僚制组织模式的约束和限制。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变属于模式创新。一旦我们建构起合作制组织,行为创新将不再受到任何限制,会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创新。

  

   〔关键词〕创新的时代;组织创新;官僚制组织;合作制组织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社会治理的伦理重构”(16JJD720015)

  

   〔作者简介〕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工业社会是一个摹仿的时代。可以认为,几乎这个时代的所有技术都是摹仿的技术。如果说技术是建立在科学发现的基础上的,那么,科学发现无非是认识对象世界的形态、构成要素和结构。在认识成果向技术的转化时,所要达成的则是摹仿的效果。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历史的转型反映在科学技术上,也意味着摹仿时代的那种在知识和经验传承方面的可复制性将被消解。事实上,这种可复制性得以消解的迹象已经明显地显露了出来,而且,无论是在科学发展、技术进步还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创新的热潮。倡导创新、鼓励创新、追求创新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甚至有着形成创新文化的迹象。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创新与建构的时代。如果我们把工业社会命名为摹仿的时代,那么,对于这一新的时代,我们则可以称为创造的时代。一个创造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必然会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层面上都涂上创新的色彩。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瞻望未来社会,可以认为,我们走向那个社会的进程将不会令创新与暴力革命联系在一起,因为那不再是告别蒙昧状态的举动,不再有需要革除的蒙昧。同样,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指向的那个社会中,创新也将是生活的常态,这个社会的变动在日常化的创新中形成一种和谐的节律,将把辩证法大师赫拉克利特静态视角下所看到的恒动转化成观察者在场的和谐。在这个社会,创新赋予社会以无限的生命力,创新自身就是生命力的源泉。当然,也会像工业社会那样,一些创新成果进入了生产过程中而转化为生产力,但是,不只是那些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成就才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即使那些没有进入生产过程的创新成果,也会直接地在人们的生活中被不同程度地共享,丰富着人们的生活,甚至完善着人的存在。后工业社会将是一个人们时时处处都讲求创新和开展创新的时代,如果说工业社会中创新只是涓涓细流的话,那么,当人类走进后工业社会,创新的涓涓细流将汇集到一个开阔的平原上,演化成一泻千里的洪流。

  

   一、走向创新的时代

  

   有闲阶级只存在于农业社会,只有在这个社会中,不事劳作的人才会过上闲逸悠适的生活,尽情地用诗和梦去编织华彩甜腻的美艳篇章。到了工业社会,有闲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了,代之以有钱的阶级。有钱阶级难以有闲,因为有钱,他虽然不需要劳作,却要放纵于物欲的驱使。这个时候,诗与梦都消失了,算计和策划是文字所要表达的全部内容,也是占踞人的头脑的唯一思想。到了后工业社会,有钱的人开始多了起来。因而,有钱本身也不再稀奇或受人羡慕,他们再也无法在物欲的放纵中得到不同凡响的社会认可。这样一来,奇思怪想也就开始大行其道。奇思怪想显然是对工业社会算计和策划的鄙视,却不是诗与梦的回归,而是无边无际的精神和思想放纵,用当下时髦的叫法,这就是创新。所以,如果说人类正在走进创新的时代的话,那将是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的。

  

   人类的农业社会历史阶段在时间伸展的意义上延续了很漫长的时期,这个社会的发展是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社会压抑了创新,使社会的发展失去了驱动力。我们认为,也许是农业社会的“中庸”文化形成了对创新的压抑。我们知道,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崇尚中庸的。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并未走进西方文化。所以,西方农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的混乱无序也说明是由于中庸观念的缺位而产生的社会影响。与之不同,中国农业社会的中庸观念是深入人心的,特别是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时时谨记的行为准则。但是,在农业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中庸之道中的“中不偏,庸不易”所包含的社会理想之高是难以用言语进行再表述的,那是对统一、稳定、和平、兴盛状态的追求。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中,统治结构本身就决定了“中不偏”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频繁不断的改朝换代也证明“庸不易”是没有现实根据的空想。不过,当人们信奉中庸之道时,是不愿意去作出创新举动的,中庸之道本身,就是一种阻碍创新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到了现代社会,中庸之道更成了创新和社会进步的思维障碍。当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的分化,中庸之道如果被放置在日常生活领域的话,还是具有价值的,它对于维护日常生活领域的稳定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如果让它成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原则,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消极的作用。  在中国的农业社会中,由于秉持中庸之道,因而,统治型的社会治理者在社会的常态运行中往往并不冲在前台,而是会陶醉于歌舞升平之中,会高歌无为而治的赞歌,只有在危机到来时才会做出应答,才会应用暴力去诠释统治的含义。所以,统治型社会治理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危机应答方式,拥有的是危机应答机制。与之不同,管理型社会治理则是存在于常态管理中的,包含着一整套在社会常态运行中发挥作用的有效机制,而在危机面前,往往显得无所适从。所以,社会风险以及危机事件都直接地对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构成了挑战。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社会风险度的迅速增强,危机事件的频发,可以说奏响了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挽歌。然而,人类不可能去为统治型社会治理招魂,而是必须进行创新,去建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那样的话,作为社会治理准则的中庸之道就应得到废止。一个鼓励创新的时代必然不能张扬中庸的规训,而是要把中庸观念看作是阻碍创新的因素而加以祛除。其实,中庸之道在中国农业社会的后期阶段逐渐转化成了一种民族性,那就是乐于学习、善于守成而惰于创新。如果有创新的话,也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奇技淫巧方面,而在重大理论以及规划未来方面,总是表现出了一种无比知足的状态。这可以说是一种务实的表现,但对于人类社会的前进脚步,则无疑是一种无形的阻碍。如果这一点不得到改变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可以一时取得非凡的经济成就,却不可能在守成中使其长期保持下去,更不用说承担起引领人类进步的使命。

  

   在中国,中庸之道的影响是深远的,形塑了人的观念和行为,而且更多的是以消极的一面呈现给我们的。比如,从科学发展史来看,中西方的学术发展路径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特征。西方学术发展是在学者的相互承认中进行的,而中国学术发展恰恰是在学者的相互不承认中前进的。在西方,学者们拥有的是学术共同体意识,你取得了学术成果,我会表达承认。我承认你并不等于我复制你,而是在对你作出承认的前提下从事着我自己的创新活动。在中国,同行是冤家,你取得了学术成果,我表示不承认;在无法表示不承认的情况下,我假装不知,即不加表示。然而,在我自己开展学术活动时,偷偷地复制你的成果。但是,在复制你的学术成果时,往往进行了一些改装。正是这种改装,也达成了推动学术发展的结果。不过,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不承认本身就是对创新的敌视,而偷偷地复制又是基于某种非常现实的需要。尽管也能够取得推动学术发展的结果,但在文化上,却表现出不愿创新、畏惧创新的状况。

  

   在西方,由于缺乏中庸之道,形成了竞争文化,因而,“西方学术界的许多人士也已经将支撑竞争文化的对抗主义规范内在化。试想一下普遍流行的学生评价体系,这些体系都以分数为据,且具有竞争性。这些竞争制度不是认识和建立于个体大学生独特的优势和劣势之上,而是促使学生在一系列不曾间断的学业竞争上相互争斗,这种竞争是同广泛流行的竞争文化一致的。事实上,许多教育家将课堂竞争视为大学生毕业后参与经济、政治和法律竞争的必要准备。”〔1〕这种教育模式把每一个进入社会的人都塑造成竞争者,培养了学生竞争精神,传授给学生竞争技巧,甚至许多课程本身所提供的就是关于竞争的知识和技巧。如果说学者也是由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那么,他们的研究成果肯定会反映竞争文化的需要。如果说在文化演进中有什么创新之处的话,也是走在强化竞争文化、传布竞争文化和落实竞争文化的道路上的。事实上,学者的生活和工作就是在竞争的环境中进行的,他需要在竞争中去取得他所期望的名誉、地位和待遇。

  

   就西方而言,由于缺乏中庸之道,在道德建构上是不完整的,因而,为竞争文化的生成留下了巨大的腾挪空间。特别是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由于道德的缺失,由于人们是在竞争文化的驱使下开展行动的,所以,现代性的行动“甚至在规定、勾勒一个未来之前,在说出必须说出的一切之前,甚至在进行激励或仅仅警告之前,思想本身,在其存在的层面上,自从其最早的形式起,就是一个行动——并且是一个危险的行动。”〔2〕也许每一次的行动、每一个单项的行动,在孤立地进行考察时不仅看不到其危险,反而会看到其积极性。然而,被隐藏下来的危险却积聚了起来,直至酿成风险社会。就人类在20世纪后期开始呈现出了风险社会的特征而言,现代性中的道德缺失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主要原因。令人恐惧的是,当人类已经深深地陷入风险社会时,依然表现出对竞争的路径依赖,依然要求在科学和法律的名义下开展行动,依然极尽嘲弄地表达对道德的蔑视,甚至出现了新公共管理运动这样一种要求把竞争引入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来的意见。人们一边品尝着现代性的苦果,一边极尽全力地维护现代性,希望誓死捍卫现代性。这就是现代性之迷信,而且是一切迷信之中最可悲的迷信。也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进入21世纪后,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个领域中,人们都突出了创新的要求。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充分地认识到,需要通过人的创造性的张扬去迎接一个新的未来。

  

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正在走进一个创新的时代,在社会建构中也需要创新。比如,在历史上,从君主到民主的转变,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飞跃。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危机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在风险社会中,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题凸显了出来。在这一条件下,如果依然纠结于以谁为主的问题,显然没有什么意义了,而是需要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而行动。在从君主向民主的转变中,人民的身份从臣民转化为公民,但人依然是有身份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性社会转型中,人的身份面临着彻底瓦解的局面。在每一项共同行动中,人都是以具体的角色出现的,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次更为根本的变化,必将使既有的各种思想路线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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