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凤翱:1930年代中国电影“左翼”表演文化的女性表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 次 更新时间:2019-06-11 20: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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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凤翱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受产业规模发展的客观因素及民族矛盾上升的内在因素的影响,在革命和商业之间平衡、抉择。当“左翼”话语以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形式出现而形成了中国电影表演文化的“左翼”浪潮之时,就为其提升和深化自身海派文化的内涵提供了历史契机。1930年代,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在中国民族、民主思想最为进步的上海,“沪人”的审美心理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直接影响着中国电影表演文化女性表达的“左翼”倾向。《野草闲花》《三个摩登女性》《新女性》等“左翼”电影及“孤岛”电影以即时或跨时的观念,或隐含或明确或生活化地彰显着女性话语,这与“沪地”女性解放运动的生命轨迹相伴,与其主要思潮嬗变相随,并以女性性别色彩浓郁的格调摄录着上海都市影像。

   关 键 词:1930年代  中国电影  左翼  表演文化  女性表达  海派文化

  

   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心地的上海发生了许多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沪事”,电影表演文化意蕴在电影的革命与商业之间获得了新的历史升华,中国电影表演文化的政治意涵增强。1930年代的中国电影表演文化,无论是前期的繁荣阶段还是后期的“孤岛”时段,都一方面浸润着海派文化商业性特质的类型化表演美学质地;另一方面,表征着海派文化革命性特征的政治性表演文化特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1930年代的中国电影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境遇,这催促中国电影表演文化在浸润海派文化气质的同时,也探寻到了塑造女性的表演路径,丰富和升华了其“左翼”表演文化意蕴。

  

   一、在电影的革命与商业之间:“左翼”表演文化女性表达的历史契机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整体彰显着“左翼”表演文化的特征,女性形象塑造的表演美学技巧使其视听化为上海影像。1930年代中国电影“左翼”表演文化的女性表达根源于“沪地”“沪事”的发生,又因受海派文化的影响,它表征着海派文化。这其中与“沪人”的美学审美期待的变化发展及其观影审美心理的重大改变有直接关系。

   (一)“左翼”表演文化:历史的铸就

   1895年电影诞生,次年即1896年便传入上海。当时人们对其“影戏”的称谓既表现着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冲,也展现着其“电力”“魔性”对国人眼球的征服。开埠以来的上海令世界瞩目,在吴越文化的基础上,上海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消纳着西方文化,进而孕育为独具地域特色的海派文化。中国电影表演文化的嬗变继承了上海历史的发展,呼应了海派文化的变迁,彰示着“沪事”的是是非非,表征着“沪风”的形形色色。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左翼”表演文化的铸就,不仅是对20年代“民众文学”“方言文学”等大众文艺思潮的践行,也是“左翼”文艺以电影为武器占领宣传高地的需要。电影成为反帝反封建、抗日救国、揭露黑暗、宣扬革命的利器。1930年代中国电影的“左翼”表演文化的形成成为历史的必然。

   1930年代电影表演文化的嬗变与海派文化的孕育相随、共振,社会历史的演进普遍影响着表演文化的铸就。“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尖锐的中国社会,忧患、觉醒的中国民众,决定了观众观影严肃意识的到来和表演文化“左翼”倾向的跟进。此时,忠孝仁义、才子佳人等中国古典表演文化已经很难像20世纪30年代以前那样令观众瞩目。相反,渗入了民族民主、救亡图存等之前“激进”“禁忌”文化意识的表演文化渐为民众接受。观众决定票房,观影心理决定创作热潮,新文学、新文化所蕴含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左翼”思想正契合了此时观众的审美期待。资本追逐利润,1930年代的电影资本开始集中投向“左翼”思想明显的新文学、新文化,铸就了中国电影表演文化的“左翼”潮流。

   1930年代中国电影“左翼”表演文化的历史铸就,客观而言是电影资本与“左翼”思想各取所需、相互妥协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随着“左翼”思想话语权重在中国文化领域的渐趋增大以及观众观影期待的转向,电影资本需要寻找符合时代潮流的投资制作方向,以使边际效益最大化。“左翼”思想基于文化话语权的雄心和政治传播力的抱负,也“勉为其难”与电影资本联姻结盟。在此期间,联华影业公司之所以后来居上,正得益于其“制、发、放一体化”的影业经营策略和“左翼”表演文化的融入。可见,1930年代中国电影“左翼”表演文化的铸,就是电影资本与创作在特定历史时空下各自寻找出路、不谋而合的结果。

   中国电影表演文化“左转”的现实意义在于,它创造了新文学参与表演文化更新的方式,构建了电影进入“左翼”文化运动的路径,弥合了电影通向新文化运动的鸿沟。中国电影“左翼”表演文化的铸就增加了电影票房收入,扩大了“左翼”传播的影响。这其中的秘诀之一便是“左翼”文化与商业文化的交融。中国电影“左翼”表演文化的女性表达激活了电影与生俱来的商业基因,实现了电影在革命与商业间的融通,升华了电影表演文化的政治品格,而中国电影“左翼”表演文化的女性表达缘于海派文化的浸染。

   (二)“左翼”表演文化的女性表达:海派文化的浸染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左翼”表演文化的女性表达是对“沪地”之“沪事”的适时呈现,是对“沪人”之“沪风”的艺术诠释。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的抗日救国成为其都市生活的主旋律。如此,“沪事”即为“国事”,“沪人”引领“国人”,“沪地”渐为“心脏”,“沪风”倾向“左翼”。上海经济中心、舆论中心、电影中心的地位使海派文化的商业化、开放化、个性化特质轻易浸染于中国电影表演文化之中。1930年代中国电影“左翼”表演文化的女性表达是海派文化作用于电影创作之后“左翼”话语的商业化表达策略。

   中国电影表演文化与女性形象的彰显相依相随。在电影中,女性成为一种电影话语表达的策略。电影中的女性往往成为影片的商业性手段,解读中国电影表演文化所展示的女性形象可以描绘出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初创期的中国电影表演文化对女性的描绘采用了一种非均衡的方式,与前电影艺术一样,娼妓文化成为中国电影初创期重要的视听表现母题。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表演文化,女性形象是被看的对象,她们是“都市漫游者”的“捕获物”。1900年代早期至1930年代,男性导演主导了电影表演文化的话语权,女性形象被塑造为“摩登女性”“新女性”等富于现代意识的角色。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表演文化的女性表达被运用到了极致,女性角色成为“左翼”文化传播的承担者。此时,正如中国有声电影的开山之作《歌女红牡丹》(1930)那样,上海都市现代女性的塑造成为电影表演的主攻方向。而1930年代中国电影表演文化,无论以现代女性造型还是以古代女性造型呈现,均带有明显的“左翼”政治文化倾向。

   1930年代中国电影“左翼”表演文化的女性表达,一方面缘起于海派文化的特质,另一方面也表征着海派文化的特质。海派文化的商业性、娱乐性特征要求“左翼”表演文化需要在凸显女性角色塑造的同时讲述一个通俗的故事,而将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等“左翼”话题掩盖于爱情、传统等题材的商业包装之中。夏衍的《狂流》(1933)、《时代的儿女》(1933)、《前程》(1933)、《上海二十四小时》(1933)、《女儿经》(1934)、《同仇》(1934)、《风云儿女》(1935)、《压岁钱》(1936)等便是以爱情故事、日常生活等通俗叙事模式表现着1930年代中国社会的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社会问题等“左翼”话题的作品。海派文化浸染下“左翼”表演文化的女性表达通常以情节、细节、关系等元素设计,而实现表演文化的商业性、娱乐化,以彰显海派文化的特质。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狂流》在传统爱情故事的叙事模式下,赋予双方不同的阶级身份,以爱情的挫折影射阶级的矛盾,在爱情故事一波三折之下揭示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如此,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等“左翼”政治话题以符合主流价值、契合大众审美的形式得以诠释。同时,影片对刘铁生、秀娟、李和卿三角关系的设计及定亲宴会喜剧色彩浓重的细节安排等,均强化着影片的商业卖点而娱乐性显著。可见,1930年代“左翼”表演文化的女性表达浸染着海派文化的特质,而其海派文化特质的彰显实现于电影“左翼”话语的商业娱乐化包装之下。

   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孤岛”电影,继续秉承着上海摄制电影深受海派文化商业性深刻影响所形成的浓重的商业化色彩。对商业、娱乐的过度强调使“孤岛”电影出现了粗制滥造、唯利是图的“畸变”现象,但将“孤岛”电影置于外敌入侵、国破家亡的特殊时空下,概览“孤岛”电影整体,于商业娱乐形式下也暗含着对上海进步思想策源地和先进文化发祥地的呈现,透露着对国家、民族的拳拳之心。迫于时局,“孤岛”电影表演文化更具海派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及个性化的特质,更显“左翼”表演文化的间接性、隐含性与引申化的特征。

   1937年后,正是缘于新华、艺华、国华、金星等“孤岛”电影的坚守者以武侠神怪、古装、时装等类型表演文化为策略的经营智慧,使中国电影的商业脉络得以维系和传承。1930年代后期,“孤岛”电影表演文化女性表达显现,而“左翼”表演文化的隐晦表达使其海派文化本原特征鲜明。聚焦女性角色塑造、富于商业味道与娱乐色彩的“孤岛”电影,是深受海派文化浸染的结果,是它面对纷繁局势而采取的电影商业生存策略。与此同时,这种生存策略使“孤岛”电影“左翼”表演文化得以传播,是海派文化衍生的一种经营智慧,更彰显着海派文化的风采。

   综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沪地”“沪事”的发生影响着“沪人”的审美期待和观影意识。当民族矛盾上升、民族思想高昂、救亡意识增强之时,中国电影商业娱乐表演文化逐渐被“左翼”表演文化所取代,以契合上海的城市文化身份。在1930年代的特定时空背景下,电影资本对利润率的渴求与“左翼”文化对传播力的渴望,生成了一股驱动中国电影表演文化吐故纳新的力量。这股力量促成了1930年代中国电影表演文化的“左转”。其间,女性表达成为其契合海派文化特质,又能有效传播其政治意图的表演文化策略。1930年代中国电影“左翼”表演文化的女性表达将阶级意识、政治倾向和革命精神以极富商业性、娱乐性和个性化的形式有效传播,符合民族矛盾上升的时局,符合海派文化演进的规律,并造就了中国电影表演文化的“左翼”思潮。可见,1930年代在中国电影产业勃发与民族矛盾尖锐的形势下,资本对票房的渴求与观众对观影的期待,使得中国电影处于革命和商业之间。当“左翼”文化以富于海派文化特质的商业化、娱乐化形式以表征1930年代中国电影表演文化时,便形成了中国电影表演文化的“左翼”热潮。这恰恰为其提升和深化自身海派文化的内涵提供了历史契机。

  

   二、现代女性:“左翼”表演文化女性表达的即时存在性状

  

   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性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解放运动初级阶段已经过去。此时,被推到女性解放运动前沿的是就业平等以及经济独立。这从根本上决定着女性的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

影片《三个摩登女性》中的周淑贞、《新女性》中的韦明等的经历与当时历史环境下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阶段相暗合。1930年代,中国电影“左翼”表演文化的现代女性即时表达已经超越了20世纪初期女性解放运动初级阶段的主题,即为追求自由婚姻与男友私奔,表现其对恋爱自由和婚姻独立的追求。进入与30年代女性解放运动要求就业平等和经济独立的主题相一致的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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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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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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