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斌文: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 次 更新时间:2019-05-29 00: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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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斌文  

   摘要:  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援用宪法的现象经历了从“赋魅”、“返魅”到“祛魅”的过程。目前学术界关于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初步完成了“祛魅”的使命,“法院援用宪法”成为了一种普通的“日常行为”。经验研究表明,我国法院援用宪法所承载的价值是有限的,而相关司法实践素材存在缺乏权威性、丰富程度不足、知识碎片化等缺陷,制约了相关经验研究的深入和创新。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也存在着研究素材与研究方法雷同、数据统计的形式化、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弱化、价值与事实混淆等短板。但通过经验研究,可以从现实出发观察宪法对司法实践影响的真实情况,在个案观察中慢慢寻找宪法解释的可能性,在有限的空间内提炼宪法实践的本土资源。我国的宪法实践和司法实践的品质决定了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价值,相关经验研究需要细心、耐心和信心。

   关键词:  法院援用 宪法 经验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底,“齐玉苓案”批复被最高人民法院悄然停止适用。转眼十年过去,关于“法院援用宪法”[1]的研究在这十年中也悄然转型。一方面,是研究立场的转变。中国宪法学界愈发注重实践性和本土化,强调中国宪法学的问题意识,[2]忽视中国宪法体制、简单照搬外国经验的研究套路在当下越发失去了市场,关于“宪法司法化”的研究也从“集体跑题”[3]的窘境中被拉回正轨,由法院主导合宪性审查的“狂想”亦成为昨日旧梦。另一方面,是研究视角的转换。在研究立场转变的带动下,关于“法院援用宪法”的研究亦逐步走向经验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直接跳过了“法院能否援用宪法”的争议,从具体的裁判文书中寻找宪法的身影,试图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和提炼法院援用宪法的规律。[4]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为“宪法司法化”议题的推进开拓出一条新路。

   经过近几年来的积累,无论是研究素材的数量、数据统计分析的精细化程度还是对裁判文书中宪法影响力的发掘深度,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首先,伴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裁判文书公开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201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实施后,裁判文书上网成为常态,“中国裁判文书网”作为全国法院统一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为相关经验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相关商业裁判文书数据库的智能化提升也大大提高了检索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其次,统计工具的升级和数据分析处理的精细化使得相关经验研究更具有社会科学色彩。受司法大数据研究兴起的影响,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也从原来的个案分析、简单的数据罗列发展为更加注重数据处理和展示。SPSS软件的运用标志着法院援用宪法经验研究在数据处理上逐渐走向成熟。[5]再次,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的素材搜集标准已经逐步走向了实质化,在素材的检索关键词设置上似乎可摆脱以“宪法”作为形式上的关键词。无论是杜强强关于合宪性解释的实证研究,[6]还是陈道英关于我国民事判决中宪法言论自由条款解释的研究,[7]都不再受限于“宪法”这一检索关键词,而是专注于某一项宪法议题在司法实践中的展开。从关注“宪法”这一词汇到关注具体的合宪性解释实践,相关的经验研究更具有针对性,有关学者也更容易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宪法释义学的分析。

   但是,随着研究的推进,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面临着创新空间不足、研究素材和研究结论雷同等诸多问题。在新的环境下,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需要回应的核心问题是:根据中国的司法实践,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还能为中国的法学研究做出怎样的贡献?目前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是否还有创新的可能?在下文中,笔者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二、法院援用宪法的“返魅”与“祛魅”

  

   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援用宪法,作为一种现象经历了从“赋魅”到“祛魅”的过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基于法律体系不完善、裁判方法不成熟的特定时代背景,我国学者开始探讨在司法审判中直接适用宪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从一开始就主张“在审判中直接适用宪法规范,在法律文书中大胆引用宪法规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法律解释和个案审判中适用法律的尴尬”[8]。伴随着我国宪法学界对基本权利直接效力研究的兴起[9]和“违宪审查”研究的兴盛,“法院援用宪法”作为一种现象被赋予了特殊的期望,亦被抬上神坛,成为了证明“宪法是法”的重要标志。[10]“齐玉苓案”成为了证明宪法可诉性的重要证据,亦被视为类似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开创性案件。[11]王禹编著的《中国宪法司法化:案例评析》[12]试图通过搜集和整理我国法院援用宪法的裁判实例论证法院“可以”援引宪法来说理和裁判,并以此达到某种“祛魅”的目的。[13]但可惜的是,这一“祛魅”的过程并不成功,原因之一在于王禹将所收集的案例视为“大胆探索”、“经典案例”,[14]但由于受当时裁判技术和裁判文书公开程度的限制,相关案例远没有达到“经典”的程度,相关裁判的方法和技术如今看来不足为训,甚至被童之伟教授称为“错误很多,过于随意,正面效果甚少”。[15]这种经验研究反而加剧了学界对法院援用宪法认识的非理性化。而当时社会媒体渲染的各种“宪法第一案”缺乏扎实的经验研究基础,与事实相悖,进一步打乱了法院援用宪法“祛魅”的进程。[16]

   随着200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废止“齐案批复”,法院援用宪法在“祛魅”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出现了“返魅”,这突出表现为“法院不得援用宪法裁判”作为一种主流观点被法院和学术界广泛接受。[17]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再次发挥了“祛魅”的功能,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研究的重点从价值判断转向了事实描述,规避了“概念陷阱”。相关的经验研究不再纠结于我国《宪法》文本中“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解释,弱化从应然层面判断法院是否能够援用宪法进行审判,亦不再围绕“宪法适用”、“宪法援引”、“宪法司法化”等概念的界定浪费笔墨,而直接对地方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进行观察和梳理,提炼相关规律。继而,相关的研究议题也不再是建立在价值判断基础上的宏观制度构建,而是着眼于法院审判行为,对法院援用宪法的态度、方式、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运用和效果等具体问题的探讨。这一方面避免了学界因立场和方法不同导致的观点分裂与“各说各话”,奠定了相关研究的基本共识,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因价值判断和制度建构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和学术冒进,更有利于发现和解决我国宪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第二,地方法院援用宪法的实践被正视,“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实现了“日常化”。经过近三年来的积淀和验证,学术界对于地方法院援用宪法的实践予以正视,“法院不得在裁判中援引宪法”的价值命题或者理论想象已经被不断跟进的经验研究推翻,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也不再被视为是地方法院的“大胆探索”,而是一种“日常实践”,这种日常化表现在三点:第一,法院援用宪法的裁判绝非个案,在实践中并不鲜见。相关研究的案例素材数量,从数十个扩展到数百,[18]且有证据证明每年都有数十件新案例出现,[19]这也就意味着法院援用宪法不再是“难得一见”的孤例,而是一种常见的现象。第二,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具有持续性,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可预见的将来,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都一直存在,司法实践为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素材,这也就意味着法院援用宪法的研究是着眼于当下、面向未来的研究,而非建立在老旧的、过时的案例和断裂的司法实践之上的知识考古。第三,法院援用宪法的技术和方式相对稳定。无论是援用宪法进行说理还是作为裁判依据,法院的相关技术和方式具有重复性,就意味着法院援用宪法在模式上趋于稳定,经验研究中的类型化分析也就成为了可能。事实也证明:在法院援用宪法的案件中,每年都会有大量内容类似、裁判技术和裁判结果相同的案件。[20]法院援用宪法的“日常化”,进一步加强了相关经验研究的实然色彩,推动了价值与事实、规范与实践的区分。

   随着经验研究的推进,制度层面的回应也进一步加速了法院援用宪法的“祛魅”进程。首先,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明确对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予以规范,即“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和各级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会议纪要、各审判业务庭的答复意见以及人民法院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随着这一文件的颁布,“法院能否援用宪法”的理论争议至少在表面上可以终结了。其次,2018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从尊重宪法文本、尊重本土实践的立场出发,主张由法院行使宪法审查权的学术观点也日益失去了学术市场。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与“法院主导合宪性审查”的可行性探讨也实现了彻底脱钩。[21]在当下,“法院援用宪法的实践一直存在”作为一种事实被学界承认,继而成为了一种常识;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也已经初步完成了“祛魅”的任务。

  

   三、法院援用宪法行为的理性定位与缺陷

  

   从当下的制度运行实践出发,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现象”。对这种日常现象进行经验研究是否有意义,还需要立足当下,理性分析其特质,摒弃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理论想象。对于实践中和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也需要认真对待,方能得出可信的结果。

   (一)理性定位法院援用宪法的价值

   应当强调的是,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是一个公法意义上的行为,法院援用宪法是公权力认同宪法价值、承认宪法效力、接受宪法约束、肯定宪法作用的表现。[22]但这一行为本身的价值和效果预估则不宜过高,具体可以从下面两个角度展开:

   第一,法院援用宪法审判只是一种普通的审判行为,而不是典型的宪法实践。在我国,法院援用宪法只是为了满足普通案件裁判的需要,而不具有特别的宪法意义。尽管法院在审判活动中援用宪法为学术界提供了实践的素材,但司法实施并不是我国宪法实施的主要途径,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也不是我国宪法实践的主流。[23]

   第二,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法院援用宪法不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必要条件。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一直以来就被学术界寄予厚望,学界希望法院通过直接适用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改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力度不足的现状。但事实上,我国法院援用宪法的目的并不在于穷尽法律规则后为实现个案正义才直接适用宪法,弥补法律漏洞,而仅仅是一种“补强”说理的行为。这表现在:

首先,从法院援用宪法的必要性上来说,绝大部分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包括援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和说理依据)都是不必要的。这意味着:即便不援用宪法,相关判决的结果也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相关经验研究多次证明,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是建立在宪法和法律内容重复的前提之下,宪法附随于法律发生作用,意义有限。[24]即便极个别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从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也是由于特定的立法状况和社会背景造成的,如上世纪90年代我国立法尚不完善,一些重要的法律尚未制定,或者一些特定的纠纷因宪法修改和经济制度改革而涉及宪法溯及力问题,需要援用宪法增加说理的妥当性。[25]随着立法制度的完善,法院援用宪法的必要性空间被不断压缩;个别看似需要援用宪法才能解决的纠纷,也可以通过提高法律适用技术、严格适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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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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