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成飞: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态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13 次 更新时间:2019-05-05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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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成飞  

内容提要:“九·一八”事变后,学生出于民族义愤起而向政府请愿示威,要求强力应对日军之入侵,蒋介石政府一时陷入被动。蒋介石为了维护政府形象、争取时间压制地方军人、控制内部派系纷争及大举武力“剿共”,对学生运动采取软硬兼施之措施,但说教之余内心已充满厌恶。他在激烈指责共产党鼓动学生反对政府之不良用心时,亦对地方派系和党内“学生同情派”极表不满。蒋介石希望以其威望左右学生运动的努力无法达到预期之结果后,对学生“指手画脚”之行为再不愿容忍,这自然使蒋介石政府和学生日渐疏远,两者之关系也慢慢失去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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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以领导、培植黄埔军校学生而得以掌握中枢20余年时间,其和学生之关系本自密切。当然蒋之所谓亲爱学生,主要指以黄埔军校学生群体为主的亲信力量;对于普通学生,尤其是有政治印迹的学生,蒋甚为不满。1931年,在蒋介石忙于攘外安内、巩固政权时,“九·一八”突然爆发,蒋政府一时陷入被动,内外交困。学生出于民族义愤,起而请求政府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不仅如此,学生们还面见蒋介石,据理力争。这不仅影响了蒋既定之内外政策,还严重损害了其“革命领袖”身份。蒋在说服无效之后,对学生已甚感嫌恶。鉴于学界以此视角关注该问题之讨论尚少,①本文以《蒋介石日记》和当时国内报章杂志之资料为主,辅以共产党之学生运动资料、国民党内部高官之个人资料和西方媒体之评论和观察,来讨论蒋介石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及其转变,尤其是影响其对学生运动态度的诸多因素之综合分析,如对日政策底线、共产党因素、地方政治派别因素、“老派书生”因素,及其所自认的个人威望在处理这一事件过程中的特殊表现和长久影响。


一、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与对学生运动的处置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学生运动的基本立场来自于其对日政策的立场和底线。事变发生后的第四天,蒋介石公开提出对日政策的基本立场——“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蒋解释其所采立场的原因:“此刻暂且含忍,决非屈服,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到时必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为了使自己的立场得到民众谅解而不致纷扰,蒋要求民众“服从统一之指挥”、“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②国民政府同时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要求国民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团结一致,信任政府。蒋介石随后指示相关地方政府对民众运动的态度和立场。他电令山东韩复榘注意防止民众之激烈反日情绪和行为,避免予日军扩大侵略之借口:“我政府正严重交涉中,各地方民众爱国心理之冲动,自所难免。但切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及报复暴举,使日更有所藉口,使外交益陷困难。应力持镇静,严守秩序。请兄负责维持为要。”③9月25日蒋又致电上海市长张群、市公安局长陈希曾,亲自为上海民众大会拟定口号标语,其中和学生相关之内容包括:“抗日要严守秩序”、“抗日要行动一致”、“抗日要注重学问”、“罢课使学问荒废”、“学生要加倍勤学,洗雪国耻”、“严守秩序,表示爱国精神”、“遵守纪律,发挥救国精神”,等等。④同一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告全国学生书,希望学生“在中央统一指挥下,同赴亡国灭族之难”,要求“学生能一心一德,服从指挥”。至于政府是否对日出兵甚至宣战,则信任政府之民众,“所不必问”。⑤28日,国民党中央再次发表《告全国学生书》,声称学生应受统一之指挥,政府有军事处分之权衡,宣战与否“爱国之学生要信任政府,不必过问”,因为“外交尽应公开,军事自有机密”,此后“若见于国家有害者,则职责所在,不容姑息”。⑥显然,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既然定下了对日政策的底线——“暂取逆来顺受态度”,那学生运动当然不能超越此限而与政府相左。

然而学生运动逐渐超越了政府的界限。9月20日、22日北平学生接连向国民政府表示坚决抗击日本入侵之态度,并愿“做政府后盾”,希望政府能“立息内争,一致对外”、“依顺民情,积极备战”等。南京学生亦开始“敦促外交当局,严重向日交涉”,并表示:“全国同胞本敌忾同仇之精神,在政府指挥下,奋发图存。”⑦然而,政府对日外交底线暴露及其对学生运动的约束,致使学生运动的矛头很快转向批评政府。25日,有北京教职员致电南京指责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此次日本入寇东省,如入无人之境,辽吉既已沦陷,平津又受威胁,似此情势,尚能持不抵抗主义乎!”并批评政府养了全球最多的兵额,却不敢抵抗侵略者,“洵属其耻”。⑧同日,上海教育界救国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如有临敌畏退,或和日本为局部之交涉,不惜奴颜婢膝,媚敌以求幸存者,与国人共弃之。”⑨在南京,学生以直接行动的方式打击政府的威信。28日,学生在请愿未果的情况下冲进外交部,殴打外交部长王正廷。⑩为了防止学生运动超出可控范围,蒋介石当日接见请愿学生,希望他们:“应用冷静的头脑,热烈的血,以应付国难,如果浮躁气太甚,不过加增国耻而已”,蒋还表示“政府同人可以接受请愿的意见,一定尽职用力去办理。”(11)29日,蒋介石致电上海市长张群,嘱其约束学生,不准入京,并对上海之处置表示不满:“学生此等浮动散漫举动,徒表示我民族无能,中以为此事是上海当局不顾大局之咎也。”同日,蒋再次接见学生,希望学生信任政府、顾全大局,并表示:“政府同人,为诸位不断的请愿,不无分去若干时间与精神,以致影响于一切政治与外交之筹划,而敌人反得有扰我之余地,且恐转贻反革命派以利用之机会”。蒋还向学生坚称国民政府不是军阀时代之卖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条约。(12)30日,蒋介石第三次接见请愿学生,但他同时决定,“国内之纪律秩序”必须保持。(13)国民政府为此颁发“维持全国秩序令”,表示为保持政府威信,“嗣后国内如有违反革命纪律,或挠乱秩序者,政府当本其职守以制止之。”(14)此后,学生运动稍有缓和。

11月中旬以后,随着日本在东北的继续挑衅和武力进攻,学生运动再次涨潮,南下京城请愿、示威之学生更多。蒋介石虽主张应付学生骚动事,“仍好为劝慰,并将中央大学先行放假,若至各机关骚扰时,亦决避免武器制裁。”(15)但对学生运动风潮有增无减之事实,蒋再难容忍。12月6日,蒋决心将北平学生“护送”回平。(16)同日,鉴于北平济南各处学生在车站堵车,阻碍南北交通,蒋表示,“此时对国事,只有进退二途。进则积极负责,对内开国民大会解决国事,对外在国联公证之下解决交涉。成败毁誉皆由余一人任之,以待后世之公论。退则消极负责,以助继任人之成功。”10日,蒋明确表示要镇压学生运动,“协商对青年学生包围上海市府及来京请愿事。……晚会商镇压准备事。”(17)此时,蒋介石已下定决心驱逐学生出南京。15日,学生殴打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委员蔡元培和行政院代理院长陈铭枢;17日,学生捣毁《中央日报》社,并和军警发生冲突,学生之活动亦受到打压。18日,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奉命派军警数千人包围成贤街、大石桥、石婆婆巷及中央大学,把六七百名北平学生、2500名济南学生、千余名上海学生强行遣返。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严饬各地军政当局,禁止学生团体出境游行示威,严令学生“迅即觉悟,服从法纪,遵守秩序”,如再有借口爱国之暴动行为发生,“应由各地长官严厉处置”。次日,南京各校学生决议复课。(18)国民政府最终用霹雳手段压制了学生运动。虽然此时蒋介石已辞职,然观政府处理学生运动之手段,显然和蒋之授意有关,即学生运动不能超越政府之控制,不能挑战政府对日外交的底线。


二、共产党因素在蒋介石处理学生运动中的影响


国民政府一直警惕中共在学校和学生运动中的活动,认定中共操纵利用学生,以达其不轨之目的:“近年来我国学生受共产党人及一切反动派之诱惑,动辄藉口改良校务,罢课要挟,甚则擅自集会,散发传单”,究其原因乃“共产党人及一切反动派之诱惑”。国民政府并声称:“倘使共产党人或其他反动派敢于在学校里公开做他们自己的活动,无论其能否号召同学,则兹性质已变成政治斗争。”(19)蒋介石本人显然也作如是观。有学者根据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些突发事件判断:“凡是蒋毫无思想准备的事情发生,他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马上怀疑共产党,即相信一定有共产党在煽惑和组织”,“蒋情感上和观念上认定一切有损国民党形象的坏事都和共产党煽惑、操纵有关”。(20)这一判断基本符合事实。

蒋介石在学生运动之初即暗示部分学生受到反动派之指使,批评他们“公然有煽动扰乱打倒政府之表示”,并强调“政府爱护青年,决不使反动者遂其牺牲青年之毒计,多方宽容,事实俱在,诸君自不必轻信浮言”。(21)蔡元培、陈铭枢被殴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认为此系“北平大学共产分子挟持学生来中央党部示威开枪,并挟蔡孑民、陈真如以去”的结果。(22)蒋介石侍卫长王世和亦将打伤蔡、陈事件归咎于共产党之鼓动:此事“定有共产党从中捣乱,否则学生没有这样大胆,应严加追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枪也说:“学生此次行动无疑是有政治背景,不会就此罢休,可能还要继续制造混乱。”此一说法虽受到了亲与其事的警卫之否定,并认为是国民党故意栽赃于中共,(23)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部分高官仍有意无意地将学生运动归罪于共产党之操纵。11月26日,上海、南京数千学生赴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立即出兵抗日。学生不接受于右任之安抚,要求见蒋。后援学生进一步要求蒋非择日出兵不可,并须“当众亲书誓词”。国民政府高官据此指责学生“侮辱国家元首,即无异侮辱国家与全国国民人格”,认定共产党和卖国分子背后指使。(24)其后,蒋介石认定共产党操纵学生运动,他为此愤恨异常。12月8日,蒋在接见请愿学生后声明:“中大学生嚣张异甚,各处学生亦为少数共产党所操纵”。于是他决定对学生行霹雳手段:“今日之事,如以为非我任怨负责不能救国,则任何罪名亦所不辞。……救国于此危急之局,若畏杀戮惨痛,若不准备最大牺牲,何能达此目的。如能幸免流血则为党国之福,否则惟有以菩萨心肠而行雷霆之威,有何惧哉。此时惟愚本身自馁自败,无有决断耳。”(25)蒋介石已经做好了流血牺牲以施雷霆之威于学生的打算,这自然和其认定共产党操纵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关系。

事实上,中共党组织在此次学生运动中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仍难定论。其时有媒体指责共产党有意煽动学潮反对政府,如《北华捷报》指出,共产党能有效地组织起上海的示威活动,他们能够从40多个组织中集中3000名学生、工人、妇女和商人参加集会,号召听众推翻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当集会结束后,隶属共产党阵营的学生迅速地游行到国民党党部,他们未能冲进去,但却砸碎窗户和猛撞锁着的大门。(26)罗家伦甚至认为,一些青年共产党员显然是有意让他们自己被捕和受伤以便引起进一步的暴力行动。(27)日本外交和军事情报机构也认为共产党组织了抗日骚动。(28)有学者据此认定中共党组织能量巨大,而学生的要求体现了共产党学生和支持广州国民党反蒋的学生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础;他们要求蒋立即制定计划辞去他的政治职务,去北方率师出征,光复东北;他们还要求获得成立新群众组织的自由和释放在示威中被捕的学生;受上海党部控制的上海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已受中共和反蒋分子的支配,后者说服学生罢课。(29)持相反意见的学者则认为,“活动于学潮中的中共党组织亦力量单薄,未左右学潮的进程。”(30)虽然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起,流亡北平各大专院校的东北学生,就在中共领导下纷纷成立各种抗日团体——东北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辽宁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吉林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黑龙江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等,但南下示威学生中,受中共影响者显然没有足够的力量左右运动走向。据亲与其事的中共负责人薛迅回忆,3000名北平南下学生中,“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只有30多人而已,中共北平市委甚至不主张南下示威。(31)在学生运动的口号中,确有诸如“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利益!”“反对政府接受国联议决案!”“反对投降帝国主义的外交!”“反对政府压迫民众运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绝对自由!”“全国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全国民众武装起来”,(32)以及直截了当的“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机关——国民政府”、“工农兵联合起来,建立革命政府”等类似于中共党组织惯用的口号,(33)但以当时中共在城市的组织力量而言,它并不足以左右学生运动的方向和进程。

在此次学生运动中,蒋介石显然以中共操纵为由对学生运动行了雷霆手段,此一心态也成为蒋后来处理学生运动的基本手段,即只要他认为学生运动有中共党组织的背景便积极主张镇压。如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蒋介石不仅痛斥“利用青年扰乱秩序,破坏纪律,牺牲青年学业,损害国家生命者”即为汉奸,(34)国民党中央更态度决绝地宣称:“有不听劝告,怙恶不改,是则甘心受共党之利用,甘心作(赤色帝国主义)汉奸之爪牙,甘心为民国罪人,甘心作民族之公敌,政府自不得不以蝮蛇蛰手壮士断腕之决心,为维持社会之秩序,与保护国家之治安起见,当予以最后的严厉之制裁。”(35)在1947年的学潮中,蒋介石亦直言:“这些学生也太无法无天了。不好好去读书,倒跟着共产党起哄闹事?”准备武力镇压。(36)可见,共产党因素也许是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走向的一个源头,但它更成为蒋介石借以强力压制学生运动的口实。


三、地方政治派别因素在蒋介石处理学生运动中的体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度认为国难压力可以促成国内派系的团结:“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37)然而,事实却与蒋之设想背道而驰。由年初胡汉民被囚事件引发的国民党内部分裂持续发酵,粤方对蒋介石内外政策的批评并未因日军入侵而改观,他们不仅进一步攻击蒋政府,还对学生运动持同情和某种程度的支持态度,这推动了学生运动的发展,为蒋介石处理学生运动增加了困难。

10月,汪精卫在上海孙科住宅向学生公开表示,他支持对日强硬政策,并同情学生要求与俄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38)汪精卫的这些观点获得了胡汉民、孙科等的认可。胡汉民公开表示不寄希望于南京当局来解决中日纠纷,(39)以此反对蒋介石对日“不交涉、不抵抗”政策。(40)粤方在上海公开对抗南京政府禁止学生赴京请愿的命令,号召进行一次同情罢课活动,“以支持学生积极分子前往南京”。(41)这多少表明粤方和学生接触并合作确有其事,表达了他们对南京政府的不满。

学生同样看到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并希图利用之。学生提出解决中日纠纷的条件之一是要求胡汉民销假视事,共维国难,并赴胡宅请愿。(42)胡汉民此时尚未获得完全自由,这一要求自然是要施压蒋介石。上海学生请愿团一度准备派代表赴粤调节宁粤之争,达到“一致息争御侮”之目的,他们还希望以此“唤醒全国同学同志同胞”,务期“全体武装,对日宣战”。(43)除上海外,厦门学生赴粤请愿团也在12月1日到达广州,提出五点要求:“促成和平统一,产生统一政府”、“日本侵略我国东北,非对日宣战不可”、“不战则坐视国家之危亡,宣战或可以保存”、“从速完成粤汉铁路以利国防”、“恢复民众运动”。(44)

对学生运动规模的扩大,蒋介石部分地归咎于粤方利用学生和政府捣乱,他为此大骂粤方“勾结倭寇以召外侮,图谋推倒中央为快”。对于王正廷被殴事件,以及学生请愿运动之络绎不绝,蒋介石认定为有政治阴谋,并感叹:“时局严重已极,内忧外患相逼至此,人心散漫好乱,国亡无日矣。”(45)他还对粤方在宁粤和谈过程中“提出条件过多”而“颇致愤懑”,指责对方无合作“诚意”。(46)蒋表示中央政府在与日本的谈判中“受到内外夹攻”,而“不知何是何非的民众”正在制造骚乱。他不得不给自己打气,“奈何以区区青年示威为虑也”。(47)蒋虽嘴上认定青年示威只是区区小事,实则深以为虑。

11月25日,蒋介石批评粤方谓:“各方学生为反动派所鼓惑,来京请愿北上,故意捣乱,破坏政府,勾结日本。广东革命人格丧失殆尽,而余处境之悲惨,亦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胡逆汉民之肉不足食矣。”(48)而“彼知识幼稚之青年,为反动派所鼓惑,故意捣乱,使余为难哉!”(49)26日,他将粤方和共产党相提并论,痛斥他们必欲灭国而后快:“学生千余人在国府强守不走,必欲余亲书誓师词。国民素质至此,殊为国家危也。共产与粤派必欲毁灭国府,败坏国家,灭亡民族而后快。”30日,蒋介石在对上海、北平的学生代表训话后照例将责任推到粤方身上,“最可痛者乃一般盲从幼稚之青年”,他们不能安心求学,反而被人利用,此乃“国无纪律,人无道义,此国事之所以乱”的原因,“胡汪孙肉不足食矣”。12月2日,蒋介石接见北平、徐州学生代表,再次批评有人操纵学生运动,以“与政府为难”。此后,蒋介石总结其下野之原因之一即是“对于学者及智识阶级太不接近。各地党部成为各地学者之敌,所以学生运动,全为反对派操纵”,“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乃操纵于反动派之手”。(50)

蒋介石不仅批评粤方运动学生以倒己,且认定粤方之胡汉民、汪精卫、孙科勾结外人,图谋颠覆国家。这样的批评自然有失公允,但此事确实影响到蒋介石对学生运动的态度。舆论对此表示,学生运动之扩大,包括殴打王正廷之事,未始不是地方派之怂恿,包括蒋介石下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粤方利用学生压迫之结果。(51)有学者同样认为:“学生能成大势,根本原因还在于国民党派系斗争正激烈异常,实力人物蒋介石已被迫辞职。”(52)当然,蒋介石下野的主要原因乃是其1931年囚禁胡汉民而导致国民党内部的大分裂,但此时学生运动与地方反对派之复杂关系,甚或有互动之行为,也让蒋颇感棘手。


四、“老派书生”因素在蒋介石处理学生运动中的显现


对蒋介石处理学生运动之态度不以为然的还有国民党内的温和派——照蒋介石的说法即书生派,或者“老派书生”。他们主要是文职派,是国民党内德高望重的元老,如蔡元培、吴稚晖、于右任、戴季陶等。他们要求安抚学生,并一度主张对日强硬。

蒋介石虽然在事变发生后就明确表达了他的对日态度,然而事实是,南京政府内部对蒋处理东北事变的政策未有一致意见。事变的第三天,上海反日人士召集会议,电请政府“出兵驱逐日军”和“组织义勇军共赴国难”;国民党上海一些区党部同样通过会议决议表达反日情绪,或者直接通电南京政府请速定抗日大计,对日绝交、组织学生军,以及惩办外交部长王正廷等。(53)高级将领商震、高桂滋、钱大钧等也致电蒋介石、张学良,要求“对日宣战”,还表示“愿率所部负弩前驱”;(54)何应钦也一度公开主张抗日。(55)国民党元老、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反对“不抵抗”态度,主张派军队“接收”东三省。(56)

9月22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召开全市党员大会,举行反日示威游行。(57)此外,南京市、北平市、河北省、江苏省、福建省、湖北省等各地各界民众团体举行一系列的反日活动。23日,南京举行全市抗日大会,有多达20万人参加,他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宣战”。11月20日,在南京方面的四全大会上,闻钧天等78人提出之蒋介石北上收复失地的紧急动议获得大会通过,会议授命蒋“迅即北上保卫国土,收回失地”。(58)上述南京政府内部、国民党内部一系列对日强硬的表态和行动,自然使学生认为坚决的反日运动会影响甚至左右政府决策。而蒋介石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殴当日不得不接见请愿学生,且一一答复学生要求的事实,也增加了学生反日正义性的意识。(59)不仅如此,国民党内部一直有人主张对学生运动取温和态度。在蔡元培、陈铭枢被殴打之后,“当时中央工作人员以自卫计,不能再忍,乃截捕暴徒十一人”,但嗣后“经于右任、吴稚晖二委员面加劝戒,悉予从宽释放”。(60)而当时国民党党部军警及职员多数均不主张释放,“张道潘(藩)坚持尤力,并追出大门,不许于释放”。于右任见情势危急,“恐引起惨剧,乃向党部职员等跪求释放”,双方相持数分钟后学生终得获释,由吴稚晖护送回中央大学住地。(61)国民党内部的不同意见还传到了运动领导者那里。据薛迅回忆,当时一位同学的亲戚——国民党京官杨栋霖告诉她,对北平学生,“陈立夫、陈果夫、张道潘(藩)主张镇压”,元老派主张“不管闹成什么样子,也不能开枪镇压。如果要开枪,也只能朝天打。结果元老派的意见通过了”。杨还对她说,“你们是碰上好运气了!南京现在群龙无首,不然像你们这样——早枪毙了”。(62)

对于学生运动从请愿变成示威,并逐渐越出政府管制的行为,蒋介石表示不满,开始积极准备镇压。但因受到党内“先辈”的反对而一时不能下手。戴季陶就属于主张安抚学生的“老派书生”,他在12月8日的特种外交委员会第59次会议上表示:“至国内方面一定要做到举国一致,虽然有许多人不愿一致,决不许彼等旁观笑骂,逍遥事外。惟对学生,又应另外看待,看做教训子弟一般,只能用口,不能用手。”(63)第二天的政治会议上,仍有不少“老派书生”继续反对暴力镇压学生运动。蒋为此批评道:“一班书生对万恶反动盲从之学生仍主张放任,不事制裁。呜呼,天下事,皆误于书生之手也。”对于学生冲击中央党部、殴伤蔡、陈之事件,蒋介石非常不满,他批评学生“横暴”的同时,指责国民党之“先辈”们“犹主宽柔,意使全国秩序不安。如此无政府放任主义,何以能完成革命立国之责任也。”(64)

总体而言,因为“老派书生”的意见,蒋介石在强力对待学生运动的问题上不得不有所顾忌,虽然发生了流血事件,但南京政府对学生运动采取的还是一种有限强制的方针。


五、“一世师”心理在蒋介石处理学生运动中的特殊表现


从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蒋介石无论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上,还是内心深处,都充满神圣感,甚至以“一世师”的标准来看待和要求自己:“道德为事业之基础。余为一代领袖,言行举动皆系一世之风化,所关人心,所系立品敦行,不可一时忽也。必须言不妄发,行不妄动,而后乃可为一世师也。”(65)这种身份自认,一方面让蒋介石感觉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驯化学生,左右学生运动的发展走向,服务于政府的抗战大局;另一方面,蒋介石往往又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而大发雷霆,以致于他与学生的关系愈益疏离,最终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失去了弹性。

首先,蒋介石一度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威望去感召、驯化学生,以服务于政府的抗战大局。这一做法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让学生运动获得短时间的平静。9月28日,南京中央大学与金陵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先后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虽然丁惟汾和于右任都曾接见学生,并接受其请愿要求,但学生仍要求面见蒋介石。蒋出见学生,对全体学生训话,告诫学生要持其志无暴其气,并劝告其回校,“时时准备为国牺牲”。学生听后,“齐呼口号退出”。(66)蒋介石认为此次对学生训话效果良好:“下午与上海各大学生五千人训话,约一时,尽皆领受而回,乃最好现象。青年爱国守法,接受痛训,是难得之宝也。”(67)29日,蒋介石继续接见学生,他坚称自己将“与国民共同生死”,同时为自己的政策做解释:“只要我对日宣战,全国国民一定是称赞我,把我抬得很高,但我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我是不怕死,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存危殆”,而且学生“不断辍课请愿,徒使政府对外策略、时间与精力均受损失”。为此,他要求学生不要分散政府精力,以及影响政府政治与外交之筹划;他还向学生保证:“国民政府是革命的政府,国民政府的外交是革命的外交,望学生同志在革命的纪律之下,信任国民政府,余誓以全力应国民之愿望,争最后之胜利”。(68)整体而言,蒋介石这一阶段靠威望进行的“训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蒋介石也是比较满意的,学生运动逐渐平静了下来。

其次,在蒋介石得不到尊重和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时,蒋便觉得大失尊严,进而大发雷霆,和学生的关系失去了弹性。11月以后,随着日军活动的加剧,本已平静的学生运动再次高涨。蒋介石希望继续利用自己的身份来左右学生运动。从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的一个月里,蒋介石几乎每天都在处理学生运动问题,接见学生近20次。然而蒋反复训话中“千篇一律”的内容,让他和学生两方的心理都发生了变化。11月17日,蒋介石接见学生请愿团时,情绪开始不稳:“上午到大会对请愿学生讲话,火气过甚,修养不足之故,幸未肇事。青年尚能知感也。”18日,蒋介石办公途中,“见学生集合请愿”的场面,表示“心甚嫌恶”。23日,蒋介石对1700来京请愿之杭州学生表示,要“以诸葛孔明出师表与岳武穆尽忠报国”之态度来应对外侵,终使“闻者动容”。(69)但蒋介石的矛盾心态和失望心理在聚集。树欲静而风不止,学生运动仍有扩大之趋势。25日,蒋介石“闻各地学生来京请愿者益众,并有请缨愿北上杀贼者”,叹曰:“青年爱国之心,固甚诚洁可感,然安知此事关系国家之重大哉!余既历次对学生表示决心与苦衷,何尚不悟哉!”(70)26日,学生再次请愿,不仅请求蒋介石北上救国,还要蒋当众表态。蒋接见学生并表示“决心北上,致命党国,抱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决心,无论如何,必尽力保全领土,捍卫国家”后,学生始散。(71)同日,南京学生又在市体育场举行欢送蒋北上大会,蒋出席大会并讲话,会上还举行了授旗仪式。(72)此时,蒋介石已经多少被学生运动所胁迫,不得不做一些违心的表示了。27日,蒋又对已经等候了一昼夜的上海学生训话。学生则要求蒋写一手谕以表示北上收复领土之决心,蒋推托不成乃书手谕。鉴于其手谕内容主要系要求学生安心求学、拥护政府、勿越法纪之内容,学生表示不满,蒋当即暴怒。他虽在当天日记中称:“数日以来,对各地来京之学生,接见训话约二万人,可谓用尽精力,以应之。幸未发生事故,且受几分好影响。”但事实是蒋当天惩罚学生“站立二十八小时”。(73)至此,蒋介石和学生都对彼此表示不满,对立情绪滋长。时人认定蒋介石以虚言敷衍,“对请愿学生日为千篇一律之训话”是两者互不相谅之根源。(74)

12月初,北平等地学生如潮来京。蒋介石仍照前接见、训话,试图平息学生运动。(75)但此举已不能得到学生认同,请愿随之变成示威。虽有报道称,此时来南京请愿之学生大多数皆听完蒋及其他政府官员之训话即去,示威者系部分学生之所为,(76)但蒋介石感觉难以应付。12月4日,蒋两次向学生训话,在表扬学生“能领会了解”的同时,也愤愤地批评学生:“不向敌国示威,而向政府示威,此中国之所以被辱也。设法制止之。”7日,蒋介石对南京和武汉的学生“训话”后,再次批评学生“青年之无智无礼,殊为民族寒心也。”此后蒋介石对学生批评之语气日益严厉,而学生之情绪更是无法缓解。12日,蒋介石对3000名学生训话时“几受侮辱”,蒋虽竭尽全力安抚学生情绪,并自认“至少四分之三以上学生能受理解感化”,可无奈“极少数之反动学生亦无可奈何也!”14日,蒋再次对请愿学生代表解释其外交政策,可“少数败类横行无忌,毫无礼仪,殊为国家悲痛也”。当天下午,蒋介石“决心辞职”。(77)蒋之辞职并非学生运动的直接后果,但此时学生运动已成为蒋最重要也最为棘手的工作之一。

最后,蒋介石终于接受一个基本的事实:他的权威还没有达到足以安抚甚至完全感化学生之程度。17日,学生运动更为剧烈,《中央日报》社被捣毁,政府和学生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蒋介石的“感化”教育终于走到了尽头。他当即表示:“若不再(再不)制裁,诚欲败坏学风,灭亡种族矣。”(78)此后,学生被强解离京,蒋介石也下野而去。直到次年2月,蒋在反思其外交政策时,仍表示“无智识,无程度之人民,是非不分,利害不明”,“一味要战”,是不明智的,并感叹:“治民智之国易,治民愚之国亦易,而治半智半愚,一知半解之国实难,惟有待亡而已。”(79)这也是蒋介石对自身权威难以获得充分理解和尊重的一种不满表示。

由上可知,蒋介石之身份自认由来已久,而其部下之黄埔学生往往亦唯其马首是瞻,蒋自认其“团体”很有力量。因此,当学生运动大规模爆发时,蒋按照这一思路,希望通过自己的威望、地位和影响来控制学生运动的方向。无如此时的学生既不是自己的亲信黄埔生,也不是惟命是从的门生故吏;同时,学生运动爆发时国内政局动荡,地方派系“趁火打劫”,国际社会无实质支持等因素,都使蒋介石陷入左支右绌的困境。另外,此时中共党组织力量对学生运动的影响,国民党内部“老派书生”的宽宥心理亦使蒋介石“驯化”学生的做法难以实现。最终,蒋只能以“有限强制”这种双方都难以接受的方式驱离学生而终结事件。此后,类似的学生运动再次爆发时,蒋介石和学生双方之耐心再也没有超过“九·一八”事变后的状态,两者关系的弹性似乎越来越少,往往处于一触即发,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注释:

①有关“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研究并不少,但各有侧重。唐纳德·A·周丹之《“九·一八”事变后抗日运动中的中国学生》(《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文,主要侧重中共在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左双文等之《“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的请愿示威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学术研究》2006年第7期)一文主要讨论国民政府对学生在运动中的内外诉求之回应,以及政府最终采取“有限强制”等措施的原因;陈廷湘之《政局动荡与学潮起落——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样态及成因》(《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一文主要分析了学生运动与当时国内政局之关系。而从蒋介石的角度深入分析其对学生运动的处置,及其受各方之影响掣肘、后果的讨论尚不多见。

②《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台湾“国史馆”出版发行,2004年,第87-88页。

③《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82页。

④《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97-98页。

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4页。

⑥《中央告全国学生书》,《民国日报》1931年9月29日,第1张第3版;“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28卷第22号(1931年11月25日)。

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四),第288、289、150-151页。

⑧《各级学校抗日救国运动益烈》,《民国日报》1931年9月26日,第2张第4版。

⑨《教育界救国会电请出兵》,《民国日报》1931年9月26日,第3张第10版。

⑩《中大学生示威》,《申报》1931年9月29日,第2张第6版;《青年爱国热血沸腾》,《国民日报》1931年9月29日,第1张第3版。

(11)《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106页。

(12)《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107-109页。

(13)《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110-111页。

(14)《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245页。

(15)《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04页。

(16)《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12月6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件,以下所引蒋介石日记都出自该处,不再一一注明。

(17)《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12月6日、10日。

(18)参见《谷正伦关于派军警强制押送北平上海等地请愿学生回籍情况的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四),第327-329页;《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第290-291页;《邵元冲日记》,第808页;《各省学生分别遣送出京》,《申报》1931年12月19日,第3版。

(19)许大川:《读整顿学风令后》,《大公报》1930年12月14日,第1张第4版。

(20)杨奎松:《蒋介石与战后国民党的“政府暴力”——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

(21)引自左双文、郭秀文、栾成:《“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的请愿示威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

(22)《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12月16日。

(23)卞稚珊:《蒋介石弹压南下学生抗日爱国请愿团始末》,《文史精华》2002年第7期。

(24)《京沪学生昨日齐集国府请愿》,《申报》1931年11月27日,第2张第7版。

(25)《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12月8日。

(26)《北华捷报》1931年12月15日,第373页。

(27)《北华捷报》1931年12月22日,第404页。

(28)唐纳德·A·周丹:《“九·一八”事变后抗日运动中的中国学生》,第189页。

(29)唐纳德·A·周丹:《“九·一八”事变后抗日运动中的中国学生》,第188页。

(30)陈廷湘:《政局动荡与学潮起落——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样态及成因》。

(31)薛迅:《“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南下请愿斗争》,《青运史研究》1984年第3期。

(32)《北京大学全体同学南下示威告全国民众书》,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9册,第570页。

(3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四),第323页。

(34)《蒋广播讲演》,《益世报》1936年2月5日,第2版。

(35)《为反动党徒利用民众热情阴谋危害民国破坏秩序告国人书》,《中央党务月刊》第91期,1936年2月。

(36)邵黎黎:《祖父邵力子为学生进谏蒋介石》,《世纪》2007年第11期。

(37)《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9月20日。

(38)《南华早报》1931年10月24日,第13页。

(39)《胡汉民谈“能决心抗日则天下事尚可为”》,《大公报》1933年1月6日,第1张第3版。

(40)胡汉民:《论中日直接文涉》,《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5期。

(41)唐纳德·A·周丹:《“九·一八”事变后抗日运动中的中国学生》,第188页。

(42)《沪大学代表请愿国府五点》,《申报》1931年9月27日,第2张第8版。

(43)《沪大学代表团招待首都报界》、《中央大学组救国义勇军》,《申报》1931年9月28日,第2张第6版。

(44)肖学信:《“九一八”事变后福建学生的反日爱国斗争》,《党史研究与教学》1984年第2期。

(45)《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9月23日、28日。

(46)《邵元冲日记》,第790页。

(47)《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10月30日,12月9日。

(48)《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11月25日。

(49)《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414-415页。

(50)《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11月26日、30日,12月2日、4日、24日。

(51)《排除王正廷之狂热南京全市猛烈风潮》,《盛京时报》1931年9月30日,第2版。

(52)陈廷湘:《政局动荡与学潮起落——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样态及成因》。

(53)《沪人士奋起反日》,《申报》1931年9月21日,第4张第13版。

(54)《商震等请缨》,《中央日报》1931年9月22日,第1张第4版;《国民应对日作殊死战——钱大钧之言论》,《民国日报》1931年9月28日,第2张第1版。

(55)《何应钦等通电抗日》,《民国日报》1931年9月29日,第2张第4版。

(56)《蔡元培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1-142页。

(57)《京市各区党部今日召开党员大会明日举行对日示威大游行》,《中央日报》1931年9月21日,第2张第1版。

(58)《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临时紧急动议》,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1年7-12月)》,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90年,第860页。

(59)《民气激昂达于极点首都学生冒雨向党国请愿竟攒殴外长王正廷致受伤》,《大公报》1931年9月29日,第1张第3版。

(60)《北平学生示威团昨日冲打中央党部》,《中央日报》1931年12月16日,第2张第1版。

(61)《平学生示威团大闹中央党部》,《申报》1931年12月16日,第3版;薛迅:《“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南下请愿斗争》,《青运史研究》1984年第3期;《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289页。

(62)薛迅:《“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南下请愿斗争》,《青运史研究》1984年第3期。

(63)李云汉主编,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173页。

(64)《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12月9日、16日。

(65)《蒋介石日记》(手稿),1928年9月13日。

(66)《民气激昂达于极点首都学生冒雨向党国请愿竟攒殴外长王正廷致受伤》,《大公报》1931年9月29日,第1张第3版。

(67)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纪》第17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5页;《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8日。

(68)《革命的政府誓全力争最后胜利》,《民国日报》1931年9月30日,第1张第4版;台湾《中华文化复兴》第8卷第10期,引自刘侃:《九一八事变中蒋介石对日政策论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丛》第3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38页。

(69)《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11月17日、18日、23日。

(70)《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414-415页。

(71)《京沪学生昨日齐集国府请愿》,《申报》1931年11月27日,第2张第7版。

(72)《首都学生欢送蒋主席北上大会》,《中央日报》1931年11月27日,第2张第1版。

(73)《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11月27日。

(74)《学生请愿潮》,《大公报》1931年12月5日,第1张第2版。

(75)《蒋主席接见华北请愿学生接受请求恳切训话》,《申报》1931年12月5日,第2张第7版。

(76)《首都请愿直无虚日》,《大公报》1931年12月3日,第1张第4版;《蒋主席接见华北请愿学生》,《申报》1931年12月5日,第2张第7版。

(77)《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12月4日、7日、12日、14日。

(78)《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12月17日。

(79)《蒋介石日记》(手稿),1932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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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学术研究》2018年 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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