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成飞: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态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4 次 更新时间:2019-05-05 23: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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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成飞  

   内容提要:“九·一八”事变后,学生出于民族义愤起而向政府请愿示威,要求强力应对日军之入侵,蒋介石政府一时陷入被动。蒋介石为了维护政府形象、争取时间压制地方军人、控制内部派系纷争及大举武力“剿共”,对学生运动采取软硬兼施之措施,但说教之余内心已充满厌恶。他在激烈指责共产党鼓动学生反对政府之不良用心时,亦对地方派系和党内“学生同情派”极表不满。蒋介石希望以其威望左右学生运动的努力无法达到预期之结果后,对学生“指手画脚”之行为再不愿容忍,这自然使蒋介石政府和学生日渐疏远,两者之关系也慢慢失去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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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以领导、培植黄埔军校学生而得以掌握中枢20余年时间,其和学生之关系本自密切。当然蒋之所谓亲爱学生,主要指以黄埔军校学生群体为主的亲信力量;对于普通学生,尤其是有政治印迹的学生,蒋甚为不满。1931年,在蒋介石忙于攘外安内、巩固政权时,“九·一八”突然爆发,蒋政府一时陷入被动,内外交困。学生出于民族义愤,起而请求政府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不仅如此,学生们还面见蒋介石,据理力争。这不仅影响了蒋既定之内外政策,还严重损害了其“革命领袖”身份。蒋在说服无效之后,对学生已甚感嫌恶。鉴于学界以此视角关注该问题之讨论尚少,①本文以《蒋介石日记》和当时国内报章杂志之资料为主,辅以共产党之学生运动资料、国民党内部高官之个人资料和西方媒体之评论和观察,来讨论蒋介石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及其转变,尤其是影响其对学生运动态度的诸多因素之综合分析,如对日政策底线、共产党因素、地方政治派别因素、“老派书生”因素,及其所自认的个人威望在处理这一事件过程中的特殊表现和长久影响。

  

   一、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与对学生运动的处置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学生运动的基本立场来自于其对日政策的立场和底线。事变发生后的第四天,蒋介石公开提出对日政策的基本立场——“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蒋解释其所采立场的原因:“此刻暂且含忍,决非屈服,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到时必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为了使自己的立场得到民众谅解而不致纷扰,蒋要求民众“服从统一之指挥”、“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②国民政府同时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要求国民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团结一致,信任政府。蒋介石随后指示相关地方政府对民众运动的态度和立场。他电令山东韩复榘注意防止民众之激烈反日情绪和行为,避免予日军扩大侵略之借口:“我政府正严重交涉中,各地方民众爱国心理之冲动,自所难免。但切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及报复暴举,使日更有所藉口,使外交益陷困难。应力持镇静,严守秩序。请兄负责维持为要。”③9月25日蒋又致电上海市长张群、市公安局长陈希曾,亲自为上海民众大会拟定口号标语,其中和学生相关之内容包括:“抗日要严守秩序”、“抗日要行动一致”、“抗日要注重学问”、“罢课使学问荒废”、“学生要加倍勤学,洗雪国耻”、“严守秩序,表示爱国精神”、“遵守纪律,发挥救国精神”,等等。④同一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告全国学生书,希望学生“在中央统一指挥下,同赴亡国灭族之难”,要求“学生能一心一德,服从指挥”。至于政府是否对日出兵甚至宣战,则信任政府之民众,“所不必问”。⑤28日,国民党中央再次发表《告全国学生书》,声称学生应受统一之指挥,政府有军事处分之权衡,宣战与否“爱国之学生要信任政府,不必过问”,因为“外交尽应公开,军事自有机密”,此后“若见于国家有害者,则职责所在,不容姑息”。⑥显然,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既然定下了对日政策的底线——“暂取逆来顺受态度”,那学生运动当然不能超越此限而与政府相左。

   然而学生运动逐渐超越了政府的界限。9月20日、22日北平学生接连向国民政府表示坚决抗击日本入侵之态度,并愿“做政府后盾”,希望政府能“立息内争,一致对外”、“依顺民情,积极备战”等。南京学生亦开始“敦促外交当局,严重向日交涉”,并表示:“全国同胞本敌忾同仇之精神,在政府指挥下,奋发图存。”⑦然而,政府对日外交底线暴露及其对学生运动的约束,致使学生运动的矛头很快转向批评政府。25日,有北京教职员致电南京指责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此次日本入寇东省,如入无人之境,辽吉既已沦陷,平津又受威胁,似此情势,尚能持不抵抗主义乎!”并批评政府养了全球最多的兵额,却不敢抵抗侵略者,“洵属其耻”。⑧同日,上海教育界救国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如有临敌畏退,或和日本为局部之交涉,不惜奴颜婢膝,媚敌以求幸存者,与国人共弃之。”⑨在南京,学生以直接行动的方式打击政府的威信。28日,学生在请愿未果的情况下冲进外交部,殴打外交部长王正廷。⑩为了防止学生运动超出可控范围,蒋介石当日接见请愿学生,希望他们:“应用冷静的头脑,热烈的血,以应付国难,如果浮躁气太甚,不过加增国耻而已”,蒋还表示“政府同人可以接受请愿的意见,一定尽职用力去办理。”(11)29日,蒋介石致电上海市长张群,嘱其约束学生,不准入京,并对上海之处置表示不满:“学生此等浮动散漫举动,徒表示我民族无能,中以为此事是上海当局不顾大局之咎也。”同日,蒋再次接见学生,希望学生信任政府、顾全大局,并表示:“政府同人,为诸位不断的请愿,不无分去若干时间与精神,以致影响于一切政治与外交之筹划,而敌人反得有扰我之余地,且恐转贻反革命派以利用之机会”。蒋还向学生坚称国民政府不是军阀时代之卖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条约。(12)30日,蒋介石第三次接见请愿学生,但他同时决定,“国内之纪律秩序”必须保持。(13)国民政府为此颁发“维持全国秩序令”,表示为保持政府威信,“嗣后国内如有违反革命纪律,或挠乱秩序者,政府当本其职守以制止之。”(14)此后,学生运动稍有缓和。

   11月中旬以后,随着日本在东北的继续挑衅和武力进攻,学生运动再次涨潮,南下京城请愿、示威之学生更多。蒋介石虽主张应付学生骚动事,“仍好为劝慰,并将中央大学先行放假,若至各机关骚扰时,亦决避免武器制裁。”(15)但对学生运动风潮有增无减之事实,蒋再难容忍。12月6日,蒋决心将北平学生“护送”回平。(16)同日,鉴于北平济南各处学生在车站堵车,阻碍南北交通,蒋表示,“此时对国事,只有进退二途。进则积极负责,对内开国民大会解决国事,对外在国联公证之下解决交涉。成败毁誉皆由余一人任之,以待后世之公论。退则消极负责,以助继任人之成功。”10日,蒋明确表示要镇压学生运动,“协商对青年学生包围上海市府及来京请愿事。……晚会商镇压准备事。”(17)此时,蒋介石已下定决心驱逐学生出南京。15日,学生殴打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委员蔡元培和行政院代理院长陈铭枢;17日,学生捣毁《中央日报》社,并和军警发生冲突,学生之活动亦受到打压。18日,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奉命派军警数千人包围成贤街、大石桥、石婆婆巷及中央大学,把六七百名北平学生、2500名济南学生、千余名上海学生强行遣返。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严饬各地军政当局,禁止学生团体出境游行示威,严令学生“迅即觉悟,服从法纪,遵守秩序”,如再有借口爱国之暴动行为发生,“应由各地长官严厉处置”。次日,南京各校学生决议复课。(18)国民政府最终用霹雳手段压制了学生运动。虽然此时蒋介石已辞职,然观政府处理学生运动之手段,显然和蒋之授意有关,即学生运动不能超越政府之控制,不能挑战政府对日外交的底线。

  

   二、共产党因素在蒋介石处理学生运动中的影响

  

   国民政府一直警惕中共在学校和学生运动中的活动,认定中共操纵利用学生,以达其不轨之目的:“近年来我国学生受共产党人及一切反动派之诱惑,动辄藉口改良校务,罢课要挟,甚则擅自集会,散发传单”,究其原因乃“共产党人及一切反动派之诱惑”。国民政府并声称:“倘使共产党人或其他反动派敢于在学校里公开做他们自己的活动,无论其能否号召同学,则兹性质已变成政治斗争。”(19)蒋介石本人显然也作如是观。有学者根据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些突发事件判断:“凡是蒋毫无思想准备的事情发生,他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马上怀疑共产党,即相信一定有共产党在煽惑和组织”,“蒋情感上和观念上认定一切有损国民党形象的坏事都和共产党煽惑、操纵有关”。(20)这一判断基本符合事实。

   蒋介石在学生运动之初即暗示部分学生受到反动派之指使,批评他们“公然有煽动扰乱打倒政府之表示”,并强调“政府爱护青年,决不使反动者遂其牺牲青年之毒计,多方宽容,事实俱在,诸君自不必轻信浮言”。(21)蔡元培、陈铭枢被殴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认为此系“北平大学共产分子挟持学生来中央党部示威开枪,并挟蔡孑民、陈真如以去”的结果。(22)蒋介石侍卫长王世和亦将打伤蔡、陈事件归咎于共产党之鼓动:此事“定有共产党从中捣乱,否则学生没有这样大胆,应严加追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枪也说:“学生此次行动无疑是有政治背景,不会就此罢休,可能还要继续制造混乱。”此一说法虽受到了亲与其事的警卫之否定,并认为是国民党故意栽赃于中共,(23)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部分高官仍有意无意地将学生运动归罪于共产党之操纵。11月26日,上海、南京数千学生赴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立即出兵抗日。学生不接受于右任之安抚,要求见蒋。后援学生进一步要求蒋非择日出兵不可,并须“当众亲书誓词”。国民政府高官据此指责学生“侮辱国家元首,即无异侮辱国家与全国国民人格”,认定共产党和卖国分子背后指使。(24)其后,蒋介石认定共产党操纵学生运动,他为此愤恨异常。12月8日,蒋在接见请愿学生后声明:“中大学生嚣张异甚,各处学生亦为少数共产党所操纵”。于是他决定对学生行霹雳手段:“今日之事,如以为非我任怨负责不能救国,则任何罪名亦所不辞。……救国于此危急之局,若畏杀戮惨痛,若不准备最大牺牲,何能达此目的。如能幸免流血则为党国之福,否则惟有以菩萨心肠而行雷霆之威,有何惧哉。此时惟愚本身自馁自败,无有决断耳。”(25)蒋介石已经做好了流血牺牲以施雷霆之威于学生的打算,这自然和其认定共产党操纵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关系。

事实上,中共党组织在此次学生运动中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仍难定论。其时有媒体指责共产党有意煽动学潮反对政府,如《北华捷报》指出,共产党能有效地组织起上海的示威活动,他们能够从40多个组织中集中3000名学生、工人、妇女和商人参加集会,号召听众推翻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当集会结束后,隶属共产党阵营的学生迅速地游行到国民党党部,他们未能冲进去,但却砸碎窗户和猛撞锁着的大门。(26)罗家伦甚至认为,一些青年共产党员显然是有意让他们自己被捕和受伤以便引起进一步的暴力行动。(27)日本外交和军事情报机构也认为共产党组织了抗日骚动。(28)有学者据此认定中共党组织能量巨大,而学生的要求体现了共产党学生和支持广州国民党反蒋的学生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础;他们要求蒋立即制定计划辞去他的政治职务,去北方率师出征,光复东北;他们还要求获得成立新群众组织的自由和释放在示威中被捕的学生;受上海党部控制的上海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已受中共和反蒋分子的支配,后者说服学生罢课。(29)持相反意见的学者则认为,“活动于学潮中的中共党组织亦力量单薄,未左右学潮的进程。”(30)虽然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起,流亡北平各大专院校的东北学生,就在中共领导下纷纷成立各种抗日团体——东北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辽宁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吉林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黑龙江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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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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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8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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