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五四”史

——个人视角中的五四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04 次 更新时间:2019-05-18 18: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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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升  

  

   今年的五月四日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华诞纪念日。当绝大多数曾经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都如同过眼烟云般变得默默无闻之时,一个历史事件在百年之后依然能够激荡人心并在人们内心深处产生共鸣,那么这个事件的历史价值一定是经得起时间长河检验的。五四运动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在这里,我将基于个人的视角回顾自己对五四运动认识的演进历程,以期建立一个个体版的“五四”史。由于本人并非职业的近当代史研究者,至多只能算一个有较强个人兴趣的业余爱好者,因而无法像专业研究人员那样,可以通过有案可查的个人印迹,诸如书籍、文章、访谈、会议记录、讲课笔记等来佐证自己的叙述,而只能基于纯粹的个人记忆。鉴于个人记忆的或明或暗、飘忽不定以及不受外部戒律的约束,因而为了保证叙述的客观性,恪守康德的至理名言——敬畏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五四”运动的早期认识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个图书奇缺的时期,尤其是生活于衣食双忧和文盲遍地的农村,我和同龄人最早接触到五四运动,基本上只能靠初中的历史课。但由于太过久远,当时课堂上讲过什么已经全然不记得了。对五四运动的最初记忆得益于之后的中考和高考中的政治考试。中考不考历史,但却考政治。像五四运动这样重大的近当代政治事件,自然属于政治考试的命题范围。通过反复的死记硬背,有关五四运动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以及“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意义等概念化的信息就持久地留存于脑海中。进入高中后,由于选择的是理工科,整天忙于数理化,无暇阅览历史之类的“闲书”,只是为了应付政治考试,才会巩固一下初中所学的包括五四运动在内的那些知识。我记得当时已经有油印的政治复习资料,会将重大政治事件的要点一一列出,学生只要照本宣科,背个滚瓜烂熟,就能考一个不错的分数。因此,在上大学之前,我对“五四”知识的获取完全是被动的、机械和填鸭式的,当然也是粗线条和肤浅的。

  

   上大学后,虽然作为一个工科生,自己所掌握的有关“五四”的知识无法与文科生相比,更无法与历史系的科班生相比,但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历史知识以及理解力都经历了一个质的飞跃过程。在知识获取上,与“五四”有关的知识的来源变得丰富无比。除了本科生必修的党史课中作为开篇的“五四”内容外,还可以通过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大量书籍,杂志和报纸获取“五四”的知识,间或还有学校在“五四”节日期间所举办的各种知识讲座。理解力的提高来自于更加自主的心智模式的形成,有关“五四”的知识不再像中学时那样被动的接受,而是尝试着给出自己的判断和分析,比如如何理解五四运动的起源、意义以及对近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如何评价“五四”中的各色人物等。当然,这样的一个尝试远不足以摆脱正统的历史著作所给出的描述和分析框架。除了知识获取和理解能力的增长外,每年五月四日前后所举行的节日化、仪式化的纪念活动,是当时学生最重要的活动之一。这一活动不仅激发了学生与“五四”相关的求知兴趣,更极大地增进了青年学生对“五四”前辈的认同,这种认同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青年学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或许比较一下那个时期的青年学生与现在的青年学生在“五四”认同上的差异,会更好地理解这一“认同”所产生的影响。那个时期青年学生对“五四”的认同,既基于二者间共享的文化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基于二者间的身份认同。从前者而言,两代青年学生都面临着思想解放以及来自西方文化思潮的巨大冲击。“五四”青年学生经受的是以反传统文化和西化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上世纪八十年的青年学生正在经历的是对极左思潮的拨乱反正和西方思潮汹涌而入的双重洗礼。这种极为相似的文化思想冲击,不仅让两个时期的青年学生都萌发了“先觉者”意识,而且也激发了青年学生关注和亲身参与社会大变革运动的激情。从后者而言,两代青年学生都是同龄人中的少数 “幸运儿”,并且都处于高速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这无疑是他们都产生了一种类似于中国传统士大夫所固有的“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往往与“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相关联。尽管他们也会高度关注个人的利益——职业前景、家庭和个人生活,但当对国家和社会命运的关怀与个人利益产生冲突时,两代青年学生大都会选择社会关怀和社会参与,即使这会以牺牲个人职业前景和生活为代价。

  

   以我个人的观察,现在的青年学生与“五四”一代之间几乎看不到上述的认同。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现在的青年学生生活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这一时代在物质上高度繁荣,个人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但在社会和文化思想方面却异常平静,甚至有些平庸,这既难以培养他们的“先觉者”意识,也难以激发社会参与的激情。另一个原因,是现在的青年学生不再具有前面的两代人所具有的精英意识。精英意识丧失的原因或许在于大学教育的迅速普及,以至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成为同龄人中的“多数”,而不再是那个“少数”。多数也就意味着平凡,自然也就难以产生只有“少数”人才有的“精英”意识。上面的变化,使得现在青年学生的关注点逐渐从社会和公共领域撤退,聚焦于以个人为中心的活动空间,换言之,对个人职业、物质消费、娱乐休闲、日常交往以及个人心境等的关注,要远远优先于对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关注。钱理群教授曾经将上述状况归纳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特点是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还有些人将之称为极端的功利主义、机会主义、犬儒主义和原子化个人。上述的评价过于负面、也过于苛求、刻薄了。利己主义是“经济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基因,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动机。而且,对自身的强烈观照以及对个人利益的精打细算,可以消解青年人与生俱来的血气方刚、狂热和冲动,同时也可避免盲从和极端行为。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认同的缺失,对现在的青年学生而言,“五四”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普通不过的历史事件,一个文化符号以及一种程式化仪式,既不会在心中产生多大的涟漪,更谈不上发自内心的共鸣。

  

   上述的比较是两代人之间的跨时比较,但如果放在同一个时空中,那么二者间已经由于高度的趋同而不再有可见的、实质性的差别了。受时间之河改变的不仅是现在的青年学生,其魔力也完全重塑了我的那一代同龄人的关切和认同。由于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如同父子关系,因而可以合理地推断,作为父辈的那一代人的改变不仅先于作为子女的那代人,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子女的关切和认同。

  

“重估五四” 与认识的深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先生关于“五四”的著名文章——《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对于我的“五四”认识所产生的冲击可谓有醍醐灌顶、振聋发聩的功效。这一冲击源自其精巧的构思和有力的论证。李泽厚先生将新文化运动与学生的示威抗议运动看成整个五四运动的一体两面,前者是一个以反传统文化和鼓吹西化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后者则是一个以反帝爱国为核心的政治救亡运动。在早期,这两个目标相对独立的运动曾经是合二为一、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思想启蒙凭借政治救亡运动的浩大声势而得到更广泛传播,更多的青年学生在参与政治运动的同时,也在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另一方面,启蒙运动所高扬的反传统和全盘西化,个性解放以及“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必然指向对代表着旧传统和政治压制的北洋政府的抗争,从而对青年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给与巨大的激励。但是,二者间的“蜜月”关系很快由于内在的紧张而走向冲突,并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由于“五四”之后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一连串持续加剧的存亡危机,政治救亡成为压倒性的目标。而要实现政治救亡的目标,往往需要铁的纪律,铁板一块的组织,集中化的权威,以及摒弃各种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其结果就是发轫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运动很快地走向衰退,以至于到了文化大革命,启蒙运动所张扬的个性解放以及科学和民主等思想已荡然无存。按李泽厚先生的解释,文化大革命虽然以反封建反资本主义为口号,但实际上是封建主义的一种现代翻版。而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爆发,从思想源头而言就是反封建思想不彻底的结果。换言之,由于思想启蒙运动的半途而废,封建主义才得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借尸还魂。李泽厚先生的文章,不仅揭示了五四运动的多种面相以及内在张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当代史演进的宏观框架,这一框架以五四运动为开端,通过二十世纪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重大历史事件,构建了一个前后相继的因果链条。在当时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富有原创力和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当然,该文的冲击力还来自于它对时代脉搏的把握以及前瞻力。在李泽厚先生看来,对文革的拨乱反正,重点是清除封建主义思想,这意味着必须开启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或者说接续之前因政治进程而夭折了的思想启蒙运动。

  

   三十余年后,重新审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虽然还会深深折服于作者精巧的构思和锐利的观察力,但却已经不再有当初的那种兴奋感。该文并非完美无瑕,也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缺陷:这一框架完全基于中国的经验,而没有国际经验的佐证,大大地减弱了论证的力量。事实上,如何通过启蒙运动实现文化思想的近代化,以及如何通过救亡运动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从前现代社会(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工业化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普遍问题,无论是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欧国家,还是19世纪末期以来世界其它地区和国家,都概莫能外。如果将视野从中国扩展到其他国家就会发现,每个国家在启蒙与救亡的关系方面并非都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比如16世纪后的英国以及20世纪的印度,启蒙与救亡更经常的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该文的另一个缺陷是用启蒙和救亡两个范畴来总括中国现代史进程,这有些过于简单化了。同时,如同启蒙与救亡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张一样,在启蒙运动内部与救亡运动内部,也都存在着参与者的多元化、内在张力和分化重组。总之,中国当代史进程的面相要复杂得多,远非启蒙与救亡这两个“音符”的变奏所能完全表达。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在文化思想史上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该文也成为 “重估五四”风潮的开风气之作。由于五四运动被视之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并被视之为从“五四”到文革的以民族主义和革命的双重高涨为主线的历史演进的源头,因而对“五四”的重估,也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于文革之后整个社会对拨乱反正的强烈诉求。在文化思想界更加多元的大背景下,对“五四”的评价也更加多元,许多流行已久的程式化理论和观点以及对“五四”人物的刻板评价,都不断的被挑战。在“重估五四”风潮中,这些重估或激进,或温和;或偏重于文学、文化和思想,或偏重于政治、社会和国际关系;或偏重于五四场景的微观式复原,或偏重于历史进程的宏观叙述;或基于西方式自由主义,或基于文化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这种丰富多样的重估视角,加上耳熟能详的传统叙述框架,无疑会极大地扩展人们的视野,增进人们对“五四”的认识。就此而言,基于保守主义视角的重估也有其价值所在。

  

保守主义者对激进的革命性事件的阐释和看法,无论是西方针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论,还是国际国内针对“五四”的评论,遵循的都是一种相似的、程式化的思维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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