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升:割不断的历史传承:学习负担成因的科举制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2 次 更新时间:2019-04-18 23: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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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升  

  

   摘要:与儒家有关教育和学习行为的社会规范一样,科举制也是中国历史留给当代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科举制虽然由于时代大潮的冲击而被废除,但作为其本质和灵魂的锦标赛规则,公平、公正、公开的精神,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符号,以及只有勤奋苦学才能赢得锦标的理念,却如同融入我们血液中的文化基因一样,被当代的教育和考试制度所传承和共享。因此,从科举制与今日中、高考制度之间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来看,今天的学习负担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可归之于历史负担问题。

  

   在清末新政中被废除的科举制与今日的中高考制度之间的传承是不言而喻的。从外在形式来看,二者既有着很大的差异性,但也有着更多的相似性;从本质来看,二者之间有着太多的相通和相同之处,换言之,今日的中高考制度几乎原封不动的继承了科举制的灵魂。在前文中[9],我已经从历史层面分析了儒家关于教育和学习的社会规范如何造成了今日之学习负担。在本文中,我将从历史层面来关注另一个重要因素——科举制所体现的核心精神以及与中高考制度和学习负担之间的关系。

  

古代的锦标赛规则——科举制


   关于教育和学习行为的社会规范维持数千年而不坠,很大程度上与科举制有关。如果一个学子只知“头悬梁、锥刺股”,而不知“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很难设想这个学子会一辈子“自勤苦”、“学不辍”、“犹苦卓”。尽管孔子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言,将追求纯粹的学习之乐作为至高境界,但绝大多数人达不到这种境界,学习的体验更多地与“苦”,而不是“乐”相联系。因而,持之以恒的苦学难以靠纯粹的读书之乐维持,还必须有功利主义的目的和回报,即“学而优则仕”,说白了就是读书做官,附带着还有“颜如玉”、“黄金屋”等作为奖励。正是功利主义目的和高回报,激励士农工商各阶层重视教育,莘莘学子苦学不辍,而这一激励机制的核心就是古代的锦标赛规则——科举制。

  

   科举制竞争之残酷,一如田径比赛。一说到科举制,人们自然会想到“名落孙山”这一典故,其意是县、乡和殿试三级考试中的被淘汰者,也就是科场竞争的“失意者”。这与田径比赛可谓如出一辙,预赛、半决赛中的被淘汰者以及决赛中未能获得三甲名次的运动员,同样也被视之为竞赛场上的“失意者”。当然,“失意者”也不必太过悲伤。科举考试与田径比赛一样,不是一锤定音,一次失意还可以下次再来。《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故事虽然滑稽可笑,但换个视角,也是一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大功告成的励志故事。

  

   从历史来看,在科举制之前的两汉时代,“学而优则仕”的途径是察举制,即由郡县地方官吏举荐各地“贤良方正”之士(这些人大多也是饱学之士,文盲当然不在其中),经朝廷考核后给予大小官职。察举制使得社会地位低下的有才之士得以跻身官僚阶层,相对于商周两朝的“世卿世禄制”(其实就是贵族世袭制),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但察举制极易受官员个人好恶、裙带关系和宗族关系的左右,进而蜕变为魏文帝时的九品中正制和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门第制度,致使寒门人士为官和进身上层的大门几乎被完全关闭,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僵化、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正是察举制的衰败和显而易见的弊病,才导致了科举制的出现。

  

   科举制度发轫于隋唐时期,历经宋元两朝的沿革后,至明清两朝而趋于成熟完备。在此演化过程中,科举制日益受到上自皇帝百官,下至学子庶民的普遍拥护[10]。之所以广被拥护,是因为科举制是当时条件下最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官员遴选机制,也是社会各阶层之间公平竞争和上下层之间双向流动的一种重要机制。就公平而言,无分贵贱皆可参与,机会均等,而且遵从划一的书面考试和考评录用标准;就公正而言,为了防止各种营私舞弊现象,在考场规则、考官回避、预防泄题、闭卷考试、阅卷和录用等方面都有极其严格甚至繁琐的规定;就公开而言,考官和考生应遵从的各项规定、考试和发榜等信息都广而告之,以做到众所周知。除了“三公”以外,各级考试都遵从固定的考试周期和时间安排。以清朝为例,县试每年一次,乡试和殿试每三年一次。与现代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所追求的制度化、专业化和程序化相比较,“三公”加上定期化考试的科举制度可谓殊途同归。所不同者,西方文官考试制度肇始于19世纪初,而中国科举制则比其早了一千二百余年。从首发权角度看,科举制是中国君主官僚制度为数不多的值得骄傲的发明,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则未必如此,因为研究者经常将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归之于君主官僚体制,而科举制是这一体制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此话有些远了,暂且不表。

  

   1905年9月2日,科举制被光绪皇帝一纸谕令给废除了。废除科举制有其历史合理性:科举制考试不分门科,经史子集熔于一炉,最致命的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被拒于千里之外,从而与经济社会文化日趋西方化(也被认为等同于现代化)的现实和需要完全脱节。而西方的考试制度则要求分门别科、各有所专,而且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日渐上升。因了科举制的考试内容,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皆以儒家的人文通识教育为主,与现代西方的大学、学院、系、专业、课程这样条分细缕、文理工并重的专业化教育体制已是格格不入。为了推进新政,也就是工业化和西方化,朝廷上下决意发展西式学堂。而要发展西式学堂则必须断绝学子们获取功名的念想,废除科举制也就成为大势所趋。科举制一经废除,新式的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自从戊戌变法启动废除科举的进程,到正式废除科举这一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曾经属于公立学校最高学府的皇家国子监也更名京师大学堂,进而又改名国立北京大学,以至于在北大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胡适曾戏言道,由于国子监可以追根溯源至汉武帝时代的太学,故而北大的历史应该有两千年之久,全球罕有匹敌者[11]。

  

科举制的精神遗产和当代传承


   如同大清灭亡并不代表君主官僚文化也随之灭亡一样,科举制虽然废除了,但科举制所体现的文化和内在精神却并未随之消亡,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代教育所传承。可以说,被废除的只是科举的部分形式,科举的本质和灵魂则被继承了下来。就形式而论,除了西式学堂代替旧式的公私立学校外,还有以下的几个突出的变化:考试内容的变化,主要是从四书五经改为语数英、理化生、史地政;监考官和阅卷官的变化,不再是皇帝和内阁大臣、督抚和学政以及府州县官,而是各级教育官员和教师;回报形式的变化,科举制下的学子以入仕当官为不二选择,但现在的学生则可以从政,也可以从商,所谓三百六十行,皆是未来容身立命之地。就科举制的实质和灵魂而言,当代教育和中高考制度几乎可以称之为原封不动的加以继承,兹罗列如下:

  

   ●首当其冲者,二者都遵从同样的竞标赛规则,按规则竞争,根据竞争的成绩给与奖励,也就是通过竞争决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竞争都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分阶段的。科举制沿着秀才——举人——进士的阶梯上升并伴随着不断加大的竞争压力,当代教育则沿着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升序依次展开竞争。锦标赛规则催生了同样的学习行为,为了赢得锦标,古代学子不惜采取自残式的“头悬梁、锥刺股”,当今学子则废寝忘食,不遑多让。

  

   ●二者都是最为公平的竞争机制。竞争的参与者都是非歧视的,竞争对社会各阶层开放。公平竞争也使二者都成为社会上下层之间双向流动的一种最主要机制,更是寒门进身上层社会的最重要通道。将二者与社会阶层流动联系起来是古人与今人共享的一种基本理念,当然其源则出于古人的洞见。

  

   ●二者都是最为公正的竞争机制。前面已经描述过科举制年代如何保障程序的公正,但远不止此。君主们为了惩前毖后,往往会对科场舞弊案的当事者大开杀戒[12]。同样,今天为了保证中考和高考的公正,有关部门也是千方百计,令行禁止。与公平一样,公正也是古今之人共享的一个理念,因为无论是科举制时代还是现在,每个人都会瞪大眼睛盯着可能的舞弊行为,这使主政者在防范和惩罚舞弊行为方面不敢麻痹大意。

  

   ●二者的公开透明程度都很高。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今日的中考和高考变得更加透明了,从考试规则、成绩发布、成绩排名、学校选择、选录标准等都在网上得以公开,而一分一位的成绩列表更是便利了考生与学校之间的最佳匹配。当然,公开与公平、公正三位一体,没有公开就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就难免黑箱操作。

  

   ●二者都承载着一些极其相似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符号。如节日感,科场考试和中高考都如同节日活动,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再比如宗教感,古代士子每每祭拜文昌帝君、孔圣人,甚至关公和观音菩萨,祈求神灵保佑。而今日的考生和家长也是在山门道观磕头作揖,希望有求必应;还有古人对科举中功名获得者的尊崇(范进中举前后的变化就是最佳例证)以及今日社区邻里、亲朋好友对中高考优异者的推重,也是基于同样的文化原因;而像状元[13]、榜单、考场、闭卷考试、谢师宴这样的文化符号,也同样被古人和今人所共享。

  

   一言以蔽之,没有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就不会有今日中国的中高考制度,尽管二者在形式上有许多不同(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在本质和深层次文化内涵方面则可谓一脉相承,二者不仅共享同样的锦标赛规则,公平、公正、公开的精神,文化内涵和文化符号,而且也共享只有勤奋苦学才能赢得锦标的理念。

  

小   结

  

   与儒家有关教育和学习行为的社会规范一样,科举制也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科举制虽然由于时代大潮的冲击而被废除,但作为其本质和灵魂的锦标赛规则,公平、公正、公开的精神、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符号,以及只有勤奋苦学才能赢得锦标的理念,却如同融入我们血液中的文化基因一样,被当代人所传承和共享。因此,从科举制与今日中高考制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来看,今天的学习负担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可归之于历史负担问题。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提到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和微不足道的个人经历。在近代历史上,向高考制度发起的最大一次挑战是十年文革时期,当时包括高考在内的各级升学考试都取消了,其结果是读书无用论和白卷英雄风行一时,学习负担之轻亘古未有。文革的这一挑战几乎要成功了,在我上小学和初中期间,我看不到自己通过发奋学习上大学的任何前景。但在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了,我的机会来了并成为幸运者之一。恢复高考堪称最受社会各界一致拥护的政策,也是北大学子代表全国学子,以“小平你好”向一代伟人致敬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已经盖棺论定,不该发生争议的文革历史遗产问题再度引发诸多争议,但是如果要问什么是最无可争议的一个问题,那一定是恢复被文革废除的高考制度。今天,还有谁会举手赞成废除高考制度呢?

  

   注释:

   [9]李红升:“它已经成为融入我们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学习负担成因的社会规范视角”,爱思想网。

   [10]古代人并非一味盲目推崇科举制,对其持批评态度者代不乏人,但批评视角与今日并无实质性差别。一个常见的批评是及第者虽然辞赋文章很好,但行政能力却可能很低下,与今日批评考生“高分低能”异曲同工;另一个常见的批评是范进之流为了应举而终生死啃四书五经和选文,于知识增进毫无帮助,今日批评学生的课外班和反复刷题都是一种时间浪费,二者也是如出一辙。

   [11]胡适是个疑古派,否则他还可以再往前追溯至夏(东序)商(右学)周(上痒),甚至于神话人物的五帝时代(成钧),这样北大的历史就不是两千年,而是四千五百年了。补充一点,括号中是考证家给出的那个年代的“大学”名称。

   [12]因科场舞弊而大开杀戒者不绝史书。顺治十四年(1657)的顺天乡试案,有七人被立斩,家产被抄没,家人流徙尚阳堡(今辽宁开原县境内),还有一百零八人流徙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安宁县境内)与披甲人为奴。相比于古人,今日舞弊者应该庆幸自己是烧高香了,因为鲜少牢狱之灾,更谈不上杀头了。

   [13] 关注和尊崇度也遵循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古代通过科举获得功名者数量很小,以清代为例,县试每年一次,每次中秀才者一万五千名左右;乡试和殿试每三年一次,每次全国中举人者三千余名,中进士者三百余人,中状元者一名。当今参加中高考的人都在千万人以上,2016年的高考录取率已达82.1%,考个大学已不稀奇。考个状元也不太稀奇,因分省考试和文理分科,全国每年状元数达62名。换言之,古代一个状元的关注度要由今日的186个状元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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