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修昔底德与“修昔底德陷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3 次 更新时间:2022-01-01 23: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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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 (进入专栏)  

  

   本文系清华大学新雅书院讲席教授、院长 甘阳2021年10月15日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庆七十周年系列讲座”上的演讲内容,由澎湃新闻记者丁雄飞整理。

  

   我今天讲这个题目,是因为我相信“战争与和平”问题正浮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问题。我比较希望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里,应该至少有一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课,以我的了解,目前绝大多数大学都没有。原因也不难理解,一方面承平日久,战争似乎离我们很远,另一方面这门课讲起来难度很大。我今天讲的内容,是我在清华大学给本科生开的一门通识课的最后一讲,这门课的名字叫“古希腊文明”。我想借这个机会和华师大以及上海的朋友分享一些非常不成熟的想法,希望听到大家的批评。

   “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现在在中美两国都家喻户晓,但我觉得对于在大学里人,还要进一步追问几个为什么。首先我们应该感到非常惊讶:今天的西方人居然会认为,一个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写的一本书、说的一句话仍然可以用来描述、理解二十一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务——中美关系。我问学生,中国这么多先秦经典,难道就没有一本书、一句话,可以形容今天的中美关系吗?当然有,比如《左传》。只是我们不会这么想。这是一个很值得反思的问题。传统和经典在西方是活的,并不仅仅是专家们研究的材料和对象,仍然和现代的思维交织在一起,而一个活的传统必然会加深文化和学术的厚度。相比之下,我们的传统和经典至少到目前,还没到活跃在我们心中的地步,更多只是专家们研究的对象和材料而已。我觉得中华文明要真正全面复兴,一个必然的前提是,我们的经典被全面重新激活,进入我们的思考,否则我们的思考会非常单薄。

   关于修昔底德和“修昔底德的陷阱”,我今天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现代西方人用修昔底德这样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描述和分析当代最重大的事件,并不是第一次。修昔底德被用于分析当代大国间的关系,首先发生在美苏冷战时代。七十几年前,美苏冷战甫一开始,美国人普遍把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看成雅典与斯巴达关系的重演。这一看法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二战以后成熟的国际政治理论和修昔底德关系密切。

   第二,正因为当时的修昔底德阅读与西方人对冷战的思考紧密纠缠在一起,这反过来极大地影响并改变了西方人对于修昔底德的阅读方式。在冷战期间,主流的修昔底德学界和国际政治学界,开始质疑、挑战,以致颠覆修昔底德最根本的论断——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这个论断是错误的。我一直提倡读经典,但我们和经典之间并不是单向的关系,要么顶礼膜拜,要么嗤之以鼻,而是双向的关系,即经典之为经典,意味着当代人可以对它重新提出问题,挑战它、质疑它,以此丰富它本身提出的问题。因为基本论断被置疑,大概在冷战后期,修昔底德的地位开始下降。

   如果说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西方的史学、古典学、国际政治理论界,都以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为己任,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到二十一世纪中美关系问题凸显的时候,西方人又突然重新跳回这个陷阱?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古希腊两大史家中,希罗德多德地位飙升,修昔底德地位下降,但到了2012年,修昔底德又重新浮出地表。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围绕中美关系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美国政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最早在2012年8月22日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发了篇短文(“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断言“定义未来几十年全球秩序的问题将会是:中国和美国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此后,这个说法开始在中美学界、政界小范围流行,而真正让它名噪一时要等到三年后,2015年9月24日,艾利森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网站上再度发文(“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他之所以要掐这个时间点,是因为当时正值中国国家主席正式访美,并将在第二天,9月25日,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他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在中美元首本周的会谈当中有一个问题显然不在他们的议程当中,下一个十年(in the next decade)——他说得很准确,不是“以后”“未来”,而是下一个十年,即2025年前——中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毫无疑问艾利森这么说是为了显示或炫耀他的“前瞻性”。艾利森此人地位不太寻常,他是典型的美国政学双栖动物,学术界地位上,他在1977至1989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扩张时担任院长,无数各国政要都是他的门下,政治上,他从1985年开始担任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至今,最高官位是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以他的身份,加上他以对中国极为了解的形象示人,在这个时间点,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显然会收获极大的媒体效应。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乃基于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的一句引文,这是艾利森对这句话的翻译:It was the rise of Athens and the fear that this instilled in Sparta that made war inevitable.(1:23)转译为中文就是:正是雅典的崛起,以及因这崛起而日益在斯巴达积蓄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照艾利森的意思,到了二十一世纪,这句话里的“雅典”可以置换成“中国”,“斯巴达”可以置换成“美国”。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位置关系表述。2017年,他把这篇文章扩展成了一本书(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中文版(《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也很快就出来了。

   顺便提一下,2016年,艾利森和斯坦福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大西洋月刊》发文并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发表《应用历史宣言》(Applied History Manifesto),提议成立白宫历史顾问委员会(White House Council of Historical Advisers),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解答围绕中国崛起的关键问题。要知道,十年以前,弗格森和艾利森的观点还是完全不同的。弗格森和一个经济学家在2006年生造了一个英文单词“Chimerica”,即“中美联生共同体”,他乐观地认为,二十一世纪将由中美共治天下,美国是最大的消费国,中国是最大的生产国,天然互补。但至少到2016年,弗格森已经完全倒向艾利森,这个变化非常快。

   艾利森在将近十年前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时,中国各界一片哗然,西方世界也颇为愕然,但如今这个词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他和弗格森关于成立白宫历史顾问委员会的提议,似乎没被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采纳,我看却在中国有点回应,现在我们文史哲三科里,历史的地位已经非常突出了。问题是,我们谈过去谈历史,很大程度上谈的依然是关于过去的知识。艾利森和弗格森在《应用历史宣言》里引了史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的一句名言,“我们对现在的所有信念都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信念”(all we believe about the present depends on what we believe about the past)。重视过去,他们重视的是对过去的信念。我想这可以给我们启发,关于过去的知识堆积得再多,也不如从过去中获得信念重要。

   一

   由此,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对于修昔底德,我们没有必要追溯很远的历史,最近的历史,也就是美苏冷战的历史,就是我们最值得重视的历史。

   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这个名字,稍微年龄长点的中国人都熟悉。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共内战前夕,国共和谈三人小组中的美方代表,就是这位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在美国的地位非常之高,他在二战期间成为盟军最高司令,帮助罗斯福总统出谋划策,对于各大战场全局在胸。不过他在中国栽了跟头,调停内战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失败。1947年初从中国返美后,马歇尔1月21日就任美国国务卿,6月5日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宣布了欧洲复兴计划,即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战结束后,东欧已是共产主义的天下,西欧虽然还基本不是苏联阵营,但当时法国第一大党是法国共产党,意大利第一大党是意大利共产党,它们都完全具备执政能力,而且大战刚过,满目疮痍,物资匮乏,欧洲又接连遭遇严冬,美国最大的忧虑便是,西欧也将倒向共产政权。于是“马歇尔计划”应运而生:持续四个财年用一百三十亿美元援助西欧,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无偿赠予,百分之十是贷款。“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在冷战的第一次胜利,直接挽救了欧洲战后极端困难的局面,确保了西欧没有马上滑向苏联阵营。

   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马歇尔1947年2月22日,也就是他担任国务卿之后,宣布“马歇尔计划”之前,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他说:

   流行看法认为,只有对未来有指导意义的过去才值得我们关注。对此我不敢苟同。通常情况下,唯有深刻地理解过去,我们才能对它的教训和智慧了然于胸,才会形成可以点燃灵魂的信念(convictions)。就今日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而言,我极其怀疑任何人能以透彻的智慧和深刻的信念来思考问题,如果不是至少在心中重温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代以及雅典的覆灭。(“Speech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February 22, 1947,” 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vol. 6, “The Whole World Hangs in the Balance,” January 8, 1947-September 30, 1949,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p.49)

   马歇尔“不敢苟同”对历史采取一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看法,这不可能让我们从历史中得到任何真正的教训。在他看来,只有对一部西方史中负面的和正面的东西了然于胸,才会形成坚定的信念。就“今日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也就是美苏两极世界格局的问题而言,他认为必须“重温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代”,尤其是“雅典的覆灭”——这是这段引文的结语,也是它的重心所在。

冷战初期,不仅是马歇尔,美国朝野都非常自然地借助雅典和斯巴达争霸的历史,来看美国和苏联争霸。二者确实有相当高的可比性,都是两个同盟之间的斗争: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打到了彼此的盟邦;冷战期间同样形成了两大军事同盟,北约和华约,尽管如今华约不复存在,俄罗斯已经到了被北约“包围”的地步。修昔底德研究界数一数二的人物、普林斯顿大学的W. R. 康纳(Walter Robert Connor)教授在197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A Postmodern Thucydides?,”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 72, No. 4 [Apr. - May, 1977], pp. 289-298)里说得很清楚,他们这一代人阅读修昔底德和理解冷战是交织在一起的(a Cold War reading of Thucydide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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