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中华革命党时期党人歧见与孙中山党国方略的转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1 次 更新时间:2018-12-23 23: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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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中华革命党的建立,意味着国民党从“议会政党”重新回归“革命党”。孙中山的革命理念与党国方略亦随之发生重大转折,并直接影响了此后中国政制的历史走向。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孙中山晚年的党治主张乃1924年以俄为师的结果。若细致梳理孙中山的心路历程即可发现,以俄为师恰是孙中山自中华革命党以来革命思想演变之自然产物。作为中国国民党的重要历史节点,1914年从议会政党向革命党的转型与回归,比1924年的改组更具转折意义。而对于孙中山思想方略的转变,党内异议的声音十分强烈。各派虽均以反袁为目标,但党人之间的岐见与纷争比学界既有认知更为多元、复杂和激烈。

   关 键 词:中华革命党  欧事研究会  孙中山  汪精卫  吴稚晖  蔡元培

  

   中国国民党由同盟会(1905~1912)、国民党(1912~1914)、中华革命党(1914~1919)演化而来。学界对同盟会、国民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均有丰富而深入的探讨,而对中华革命党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相对于之前同盟会的反清革命、国民党的议会政治运作以及之后中国国民党的北伐与训政,中华革命党的“事功”确实显得逊色得多。然而,看似平淡的历史背后,仍有值得深入探讨之处:民国建立后,为顺应国人对共和民主的追求,同盟会亦随之改组为依托议会开展合法政治活动的“政党”。但在宋教仁案发生后,孙中山再起革命,重建中华革命党,从“议会政党”回归“革命党”。而这一次回归,影响深远,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次党名的改变,而是孙中山革命理念与建国方略的重大转折,并直接影响了此后中国政制的历史走向,之后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乃至北伐之后的党国体制,均是这一时期孙中山思想脉络的延续与实践。亦因为此,中华革命党时期孙中山建党治国方略的形成与演变,以及党人的意见与反应,仍有进一步细究与阐释的空间。

  

一、党人歧见

  

   中华革命党于1914年7月8日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到1919年10月10日在上海改称为中国国民党,其间为时六年。学界对这一时期孙中山与黄兴以及中华革命党与欧事研究会之间的分歧早有关注,①但因相关资料的不足,尚有许多史事细节难以清晰勾勒。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藏吴稚晖档中,有一批留欧学人汪精卫、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钮永建等人的往来信函,内容涉及1914~1916年间各地党人对孙中山及其中华革命党看法的私密性言论,颇为鲜活翔实地呈现了当时党人之间思想行动的复杂情形。

   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大批革命党人流亡海外,其中少数前往欧美,多数亡命日本。因革命失败,大家对未来革命前途与行动方略有不同的主张。1914年2月27日,在法国的蔡元培致信吴稚晖,转引张继(溥泉)所述在日同志情形称:

   张溥泉先生昨日来。渠自东京偕李协和赴星嘉坡,乃自星嘉坡抵此也。据言留寓日本之同志约分四派:(一)急进派,主张随处发难,可动即动,中山为代表,英士亦在此派中;(二)缓追派,主张收拾残局,待时而动者,克强为代表;(三)政法研究会,李根源、潘榘诸君曾在议院者组织之;(四)军事研究会,李协和集其他有军事知识者组织之。同志中虽所见不同,然尚不至因失败而互相攻讦,贻笑于外人。惕生不久将赴美,克强亦然,汉民不甚有所主张,愿任杂志事。至留东同志所希望于留欧同志者,以使欧人知中国真相为第一义。②

   孙中山于1913年8月9日抵达日本,随后迅速着手新革命党的构想与“第三次革命”的行动计划。从9月27日开始,即有王统等五人向孙中山立誓约、押指模,表示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但在张继离开东京时,中华革命党尚未正式成立。而张继所述在日同志分成四派,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急进派和以黄兴为代表的缓进派外,还有以李根源、潘榘为代表的政法研究会和以李烈钧(协和)为代表的军事研究会。除此之外,尚有胡汉民等无明确主张者,游离于各派之外。四派之中,后三派实际均倾向于“缓进”,只有孙中山主张“急进”。此点与孙中山本人所述大体相合流亡东京的党人“精神溃散”,“意见纷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惟文主张急进”。③

   与孙中山所述“互相诟谇”不同,张继在东京时所见同志之间虽意见不同,但还不至于互相攻讦。不过四个多月后,蔡元培在致吴稚晖的另一封信中透露:孙中山与黄兴已公开冲突,且在各自刊物言论中表现出来。黄兴派背景的《甲寅》与孙中山派背景的《民国》之间已隐约交锋。不过据蔡元培的观察,两派的冲突,并非为了报章,而是因为金钱的关系。④金钱关系的详情如何,蔡氏没有细说。⑤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东京举行大会,宣布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孙自称其立党旨意说:“此次立党,特主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⑥不仅如此,《中华革命党总章》还规定党员按入党先后分为三等(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并许诺于革命成功之后分别给予不同的政治待遇(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⑦

   由于国民党并没有宣布取消,意味着孙中山在国民党之外另建新党。对此,党人有明确表示反对者。据称张继与何天炯等人曾劝告孙中山不要另立新党,但孙中山不听。⑧中华革命党成立不久,欧战爆发。在欧党人就欧战引发东亚危机的可能性展开讨论。吴稚晖等人非常担心欧洲战火延及东亚,并忧欧战得胜的一方有进一步侵吞中国的危险。而在蔡元培看来,欧洲列强自顾不暇,在近期内不大会有侵略中国的可能性,“至于日本承侵略青岛之便,肆其侵略中国之素志,诚所难免”。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更担心中华革命党与日本连手,助纣为虐:“而又有中华革命党为之伥,其可虑诚甚于前者。”但他又断言:“所谓‘中华革命党’者,既无基本军队,又不得大多数昏百姓之欢迎,日本既力能侵吞中国,何必利用此赘旒之伥?”⑨从蔡元培的文字中,不难察觉他对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怀有极其负面的看法,而负面之源,主要是忧虑孙中山“联日”。

   9月17日,汪精卫致函吴稚晖,对孙中山及其中华革命党发表了更为严厉的批评性言论:

   年来国民党人受人诽谤,有甚于千夫所指,然无论如何,诽谤终不至自失其立脚地。今中山党纲已成,则并立脚地而自失之矣,尽千万侦探之造谣,千万文人之曲笔,当亦不能想到杜撰出如此之党纲以污革命党人之面目,今竟自做出来,想一般侦探文人皆亦为之舌桥,以为此等伟人之心思,真不可想度也。我等白白与中山相识一场,直至其臭腐到如此田地,始与绝交,可为一哭,却怪竟有如许人与之絮聒,与之调停,甚至与之议改章程,真不可思议。东海有逐臭之夫,信不诬也。⑩

   本来在“宋案”发生后,如何对付袁世凯,国民党内意见分歧甚大,一派主张武力倒袁,一派主张法律倒袁。孙中山力主再起革命,而相当多的党人则希望与进步党携手以法律的手段对付袁世凯。如汪精卫、蔡元培等都极不主张动武。当时一般舆论多非难国民党,认为首先动武的是国民党,袁氏纵然不对,只应该以正当的法律手段解决。据李剑农的研究,当时知识阶级多有“非袁不可”的袒袁心理。而这种心理又与当时人心“厌乱”有关。其实以“后见之明”看,相对于后来的“大乱”,民初的“乱”还算不了什么。“一般人以为辛亥革命的小小战事就是‘乱’,(二次革命)赣宁的军事就是‘乱’,不知道还有无数次南北混战的‘大乱’种子,伏在北洋军阀里面”。当时人多认为国家的混乱局面只有军事强人袁世凯才能收拾。(11)国民党也因此被讥为“暴民党”、“暴民专制”,“有破坏而无建设”。(12)所以汪精卫认为,国民党因发起二次革命而导致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大跌,大有千夫所指之势,而中华革命党的新党章使革命党人的形象更加不堪。中华革命党党纲中,最遭党内外批评的莫过于“元勋公民”之等级制。本来民国建立后,革命党人难免专擅,不能容纳其他党派的意见,被别党人以“革命元勋”相揶揄。如今孙中山在新党章中彰明昭著地将“首义党员”定为“元勋公民”,作为一种阶级的特权以及参与革命的回报,“太与普通社会心理相违反”。(13)所以汪精卫才痛感孙中山的新党纲之失当,认为新党纲无异于自判死刑,以至于要与孙中山绝交。中华革命党总章颁布后,吴稚晖即在上海报纸上公开讥刺“东京革命党自号元勋公民”。(14)汪精卫在给吴稚晖的私信中更戏讽说:

   “元勋公民”四字,苦思竟不得确对,前读《儒林外史》,见胡屠户之称“贤婿老爷”不得其对,后读蒋心余《临川梦传奇》有“舍侄公相”之称,叹为绝对,今“元勋公民”四字,不知何时始得巧对也。读其党纲,如读彼等死刑之宣告。彼等死矣,无可再生,不须更为之一计将来,但痛恨既往之逐臭而已。(15)

   汪精卫不仅对中华革命党的党纲痛加指斥,且疑贬孙中山的个人品行:

   铭不满于中山久矣,数年以前,同在安南谋捣乱,其妄苦热,中山语之曰:“尔畏热乎,待我打到北京,给颐和园与尔住”。铭闻之愕然,自是恒不乐,然不解何故,直至去岁在上海时,亲见其种种作为,犹不与之绝,则铭之逐臭亦久矣。璧君自民国成立后,即痛恨彼辈,槟不与面,每谈及,辄骂詈,铭恒以为过,数月前,孑民先生饭于铭家,亦以璧君之言为过。由今思之,璧君虽亦尝逐臭,但其省觉为犹早也。(16)

   汪氏夫妇所不满于孙中山的“种种作为”,具体何指,没有细说。而“痛恨”乃至要“绝交”的情态已跃然纸上。联系“元勋公民”党纲及拟住颐和园之想法,可推想汪精卫等人所反对者,大体指向孙中山言行之与民主平等理念相悖之处。

   中华革命党成立不久,李根源等人发起成立了欧事研究会。鉴于前述李根源等人早有政法研究会之组织,欧事研究会很可能由政法研究会演变而来。(17)1914年8月13日该会发起人李根源、彭允彝、殷汝骊、冷通、林虎、程潜等拟《协议条件》四条,类似其会纲:

   一、力图人才集中,不分党界;

   二、对于中山先生取尊敬主义;

   三、对于国内主张浸润渐进主义,用种种方法,总期取其同情为究竟;

   四、关于军事进行,由军事人员秘密商决之。(18)

   与孙中山的急进路线不同,欧事研究会主张采“浸润渐进主义”,并强调“不分党界”。故欧事研究会成立后,试图联合中华革命党之外的其他各派力量,分别与在美国的黄兴等人及在欧洲的吴稚晖、蔡元培、汪精卫等人发信联络。黄兴覆信表示同意加入,但未有更进一步的协同行动。而吴稚晖、蔡元培、汪精卫等人则没有积极响应。1915年1月26日欧事研究会所列会员名单51人,汪精卫、蔡元培、吴稚晖等人亦列名其中,但注明“惟欧洲(会员)尚未覆信”。(19)据汪精卫1915年1月7日致吴稚晖函,其不愿加入欧事研究会的原因,主要基于下列考虑:

   欧事研究会诸君,其中虽有三四人为铭所不欲与之共事者,然大体皆铭所敬信,先生谓宜具函慰藉,此情理所应尔,铭特恐此非空言慰藉所可了事,一经往还,关系遂生,此后不为之尽力驰驱,则微特于势有所不能,且亦于心有所不妥,为之尽力驰驱,则铭年来梦想付诸一掷,此最足踌躇者也。(20)

汪精卫年来的“梦想”,大体从教育启蒙入手。据陈其美1915年6月2日致孙中山函云:“精卫兄为人不变宗旨,小德出入,或受夫人(陈璧君)之牵制亦未可知;但决其必不致妨碍进行。其所主张由教育着手,乃留欧之知名者皆同一之见识也。”(21)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等留欧知名者皆主张从教育入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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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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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澳门理工学报》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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