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开拓中国民主政治研究的新视野

——当前关于“民主”的多种误见及其成因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8 次 更新时间:2019-02-03 00: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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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文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中,对“民主”有着多种多样的误读,比如认为民主就是多党竞争和选举、现代政治就是民主政治、民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等,形成这些误见的主要成因,是盲从西方政治理论、对民主政治的实践过程知之甚少、对民主政治的表现缺乏国际比较、把少数国家的特殊经验当成普遍原理等。民主政治研究应拓宽视野,创新理论范式。

   关 键 词:民主  误见  成因  Democracy  Misunderstanding  Cause

  

   在当代中国用来描绘政治现象的词语中,“民主”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自1919年五四运动提出在中国实现“民主”和“科学”以来,中国无论是执政者还是民间,都已将“民主”与否,作为政治过程和政治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虽然对“民主”的理解,很多时候南辕北辙,各说各话。

   本文所观察的“民主”,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非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民主”,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民主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结果,又加上了不少中国人自己的理解。梳理和反思“民主”在中国的认知状况,有利于澄清误见,还原事实,反省民主的利弊得失、约束条件、适用范围等,从而建立起合适的民主观念,有序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误见及其辨正

  

   归纳一下,“民主”在中国至少有以下一些说法和表现,而在大多数时候,它们其实都是误见流传,充满了迷思和想象:

   民主就是多党竞争和选举。很多主张“民主”的人认为,没有竞争性的多个政党的同时存在,没有不同政党间的公开选举,没有代议制政府的权力行使,其他任何政治制度,都谈不上是“民主”。这种观念普遍不承认“协商民主”也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主要原因在“协商民主”制度下,没有相互竞争的政党,也没有公开透明的选举。也没有对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做出区别,不知道“代议制民主”词语下的“代议”和“民主”,其实有着复杂的内涵指向。实际上,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指出的,民主的古典定义,是人民主权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其政治实践形式至少有四种:第一种是古希腊式的直接民主,如抽签、陶片放逐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广场多数决等办法;第二种即是代议制下的选举民主;第三种是代表制下的人民民主;第四种则是社会自治意义上的人民主权。[1]直至18世纪前,古希腊式的直接民主在欧洲都还是一个贬义词,意味着“暴民之治”,直到近代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才在西耶士和托马斯·潘恩等人的改造下,发展出了代议制民主,而“代议”其实是与“民主”精神相悖的。欧洲与美国以往强调更多的是基于财产权的“自由”而非指向平等权利的民主,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非西方国家为反抗西方殖民统治,所普遍举起的旗帜反而是“民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多从殖民体系中摆脱压迫、实现解放、获得独立的新生国家,不少将“民主”二字置于了国名中。可以看出,“民主”其实有着不同形式,在不同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理解,而它演变成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多党竞争和选举”的样式,主要是在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在包括军事在内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发生激烈竞争时,发现“竞争性选举”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的东西,于是对“民主”进行重新包装,把“民主”说成是“竞争性选举”,提出有“竞争性选举”的民主才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以此构建道德优势,在意识形态上压倒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竞争性选举”概念下,原先“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被美国和西方贴上了不“民主”的标签。

   民主是一种经济和社会过程。这种观念认为,一个国家民主的推进,是分阶段实现的,一般先会经历经济发展,再经历民生改善,等经济社会条件具备了,政治民主会顺其自然水到渠成。郑永年先生不赞同盲从西方政治理论,但他认同这种观念,他曾经在好几篇文章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发展,而到现在已应转向改善民生,等“小康社会”基本实现了,政治现代化和民主转型的条件也就产生了。[2]经济发展会推动民主转型的理论,长期以来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所推崇的意识形态,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欢迎”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潮流,一个重要动因,就是期望通过引导中国的经济转变,进而推动中国的政治改变。

   经济发展会促进政治民主,还以另外一种“说法”出现,那就是中产阶级、“公民社会”与民主的关系。公民社会,是政治发展领域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概念。根据西方经验,经过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和宪政民主制度的实施,会出现一个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具有独立意识和稳定作用的“公民社会”,这既是现代化进程的成功标志,又是维系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经济发展了,公民社会出现了,符合西方所定义的“民主”一定会接踵而来?那可不一定。新加坡是举世公认的经济发达国家,但西方却普遍不承认它是民主国家,给新加坡所贴的标签,是“经济自由主义加上政治专制”,包括中国人也是这样来看。郑永年认为,这不过是偏见,“这种认知要么基于他们对新加坡的不了解,要么基于他们来自于西方教科书的知识”。[3]

   至于公民社会与民主的关系,菲律宾的现实却为这样一套十分流行的现代化话语与教条提供了一个反例,该国是非政府组织拥有量(NGO)全球第三的发展中国家,数量仅次于巴西与印度,但无论天主教会还是各种世俗社会组织,都没有成为推动政治转型的主导力量。泰国是另外一个反例。巴林顿·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说:“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4],但有了资产阶级未必就有民主。泰国近些年来的政治纷争,恰恰是由城市中产阶级而起,他们不停地搞“街头政治”,以推翻民选政府为能事。泰国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30%,为改变自身在“选民”群体中的相对少数不利地位,他们所提出的政治要求,是70%的国会议员和官员靠任命,30%靠选举。泰国的中产阶级,是在推动还是在阻止民主呢?

   经济发展、公民社会与民主,为什么并不总是呈现正相关?其实,近年来西方社会对“民主”已有很多新的反思,已不再一味迷信经济发展、公民社会与民主的前后递延关系。美国纽约大学雪瓦斯基教授就在其《民主与发展》一书中认为,经济发展不一定能导致民主,民主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随机出现。[5]最早主张公民社会与民主有关联的托克维尔,则曾经提出“民情说”,认为公民社会之所以生产出美国民主,是因为美国特定的地理、法治和守法又关心公共事务的民情。如果没有这种民情,会不会有利于民主呢?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指出,意大利南部以庇护关系为特征的“弱公民社会”,与民主治理有排斥性。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则对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公民组织冷眼有加,认为它不利于民主,近年的事实证明了亨廷顿的论断。

   现代政治就是民主政治。很多中国人,包括研究民主问题的人,一说起西方,就是“自由世界”“民主宪政国家”,认为西方政治就代表了现代政治,而现代政治的表现就是民主。在他们传播着这些说法的时候,所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自由”“宪政”与“民主”间,其实有着极为复杂的纠葛,在“个人自由”“宪政国家”概念下,“民主”实际上远远不是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过程的全部。享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就认为,成熟的现代政治至少由三个要素组成: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与政治参与的扩大化。政治参与就是民主,而权威的合理化与结构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是要限制和约束民主。他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又发展了他的理论,在其《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看法。

   在中国语境中,很多对“民主”的叙述把本不属于民主范畴、甚至与民主对立的概念范畴,也经常归于民主门下。比如陈子明(王思睿)在《“特色民主”还是“民主特色”》一文中认为,选民普选制、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构成了民主政治体制的核心,还认为广义的民主至少包括以下3组(共9个)概念:(1)共和、宪政、法治;(2)自由、民主、平等;(3)博爱、善治、自治。[6]赵鼎新针对此文指出,这种看法的优点,是抓住了民主政治的选民普选制这一关键特征,但几乎将现代社会存在中有理想的、正面的价值统统纳入民主的范围,有着很大的乌托邦倾向。他还指出,虽然许多民主国家都实行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公务员考核制和宪政等制度,但它们都不是民主的核心和本质。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是民主国家中的非民主成分,而国会代议制和宪法安排在许多国家中产生的初衷和迄今为止所起的作用非但不是为了发扬民主,而是为了限制民主,从而避免竞争性选举可能带来的某些负面后果。[7]杨光斌也指出,当中国人把“自由民主”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往往并不清楚的是,在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演进过程中,“自由”曾经长期是“民主”的对立面,宪政所保障的“个人自由”特别是私人财产的自由,是对抗一般大众要求平均财富的民主诉求的。[8]

   民主不是全能的,泛泛地说西方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以为民主是西方政治的唯一“政治正确”原则,是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误解。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大多是混合宪政,民主制度只是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种安排,非民主制度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瑞典政治学家罗斯坦指出,在很多情况下,科层制、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和抽签制等非民主制度都比民主制度更有效,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制度的作用将大大提高民主社会的绩效。[9]以国家为例,美国政治设计中的最高法院,所体现的就不是民主而是共和原则;而在总统竞选中,在全国大选后再由选举人投票决定总统职位花落谁家,同样是不民主的政治设计。中国不少呼吁民主的人士,对民主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乃至在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时,只考虑到了民主制度,以为现代政治就是民主制度,民主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而对非民主制度根本没有关注。其实,一种合法而有效的政治制度,应该是混合了民主与非民主的制度设定。

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是民主的体现。这是中国人对民主的一个也很普遍的误解,里面存在一个事实错误,一个概念错误。事实错误,是三权分立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的一种理论创造,而它又是建立在对18世纪英国政治制度的歪曲理解上。它的实际应用主要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那些美国建国者们,不少人都受“三权分立”理论的影响,并反映在了1787年的美国《宪法》和实际政治制度上。然而在欧洲,自1782年英国议会撇开英王乔治三世建立政府后,首先在英国逐渐确立了“议会至上”制度,立法与行政职能合一,而且英国的上诉法院也没有与议会分离,而是设立在上议院,直至2009年,才设立了独立于议会的英国最高法院。这种立法与行政合一的“议会民主制”,到20世纪初普及到了欧洲大多数国家,它与三权分立的原则是背离的。与中国人的理解相反,“在三权分立理论中,制衡是例外”[10],原因很简单,因为各司一职的权力分支如果没有某种协作,那这个政治体系是无法运转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受到过三权分立理论的影响,但实际建立起来的,也并不是严格的三权分立体制,而是模仿17、18世纪的英国政治制度,即“混合宪政”。美国的总统权力非常类似于当时的英国国王,不仅拥有行政权,还有否决议会法令的权力。美国的参议院类似于英国的贵族院(上议院),其议员一开始并不是在各州选举出来的,而是各州议会推举的;美国的众议院类似于英国的平民院(下议院),其议员是各州选举出来的;美国国会有权审议政府预算,可以在三分之二议员表决同意的情况下否决总统对国会法案的否决。美国的最高法院大法院也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由总统提名、国会确认,最高法院对美国国会通过的议案,却又拥有司法复审权。相同的权力,在美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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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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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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