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第三波世界人口变迁与政治重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1 次 更新时间:2012-05-22 09: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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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文  

  

  从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2009年年底以来的欧洲债务危机,到2011年年初以来的中东北非政治动荡和围绕叙利亚局势而引发的国际博弈,以及以2011年挪威惊天命案和英国严重骚乱表现出来的欧洲社会治理危机,都在醒目提示当前世界在陷入新一轮动荡过程中,原有的格局、秩序和道理都将被新的事物所替代。这些事态的起因何在?世界又将去向何方?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今天正在发挥着比起以往远为显著的作用,那就是世界人口在过去50年间,经历了近500年来第三波大的变迁,如今虽已进入第四波变迁进程,但第三波人口变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却在当前逐渐展现。在人口因素的冲力下,大国关系以及全球政治的图景,都在和还将发生巨大变化。

  

  一、人口是影响大国兴衰和权势转移的基本因素

  

  人口是国家的关键性战略能力,也是国家其他战略能力的前提和基础。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o吉尔平认为:“从长远看来,稳定的经济增长率或人口变化是政治变革的最重要的动因。”同处欧洲大陆的法国与德国,在19世纪以来随人口变迁而发生的竞争优劣态势变更,就非常具有典型性。

  在欧洲历史上,法国长期一直是除哈布斯堡帝国之外人口最多的国家,它使法国赢得了战略优势。在19世纪以前,法国一直是欧洲人口增长较为迅速的国家。法国人口在1715年至1789年间从1800万增长到2600万,这使得“18世纪末,在英、法两国扰乱旧体制的基本因素恐怕是人口的增长”。然而,这一优势在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削弱。法国是欧洲最早开始节制生育的国家,随着各种避孕手段的推行,法国人口增长到19世纪已经放缓,“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人口仍然增长了30%,而欧洲同期平均增长了50%,英国的人口增长率更达到100%。”“1800年,法国共有2700万居民(英国仅1800万,德国为2480万),人口居全欧之首——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另当别论——占欧洲总人口的15.7%;但是,到1850年时,这一比例下降为13.3%;1900年更下降为9.7%。”

  在法国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的同时,欧洲其他一些大国特别是德国的人口,却在迅速增长。“17世纪时,英国的人口只有400万,法国是1600万,西班牙是800万”,而到了“1870年,德国的人口为4000万,超过了英国或法国的人口。截至1914年,德国的人口增至6500万(增长了62%),超过了英法两国的人口增长率。英国人口从3100万增至4500万(增长了45%),法国的人口几乎没有增加”。“从普法战争时候起,德国人在青年男性的比率方面就占优势。19世纪60年代末,德国20~34岁的青年男性比例只是稍稍有利于法国的东邻。然而到1910年,德国人已经把这优势增大到了1.6∶1;到1939年,德国在年龄上适于从军的人数相当于法国的两倍多。”

  欧洲大国人口上的变化,对各自国家的经济与战略能力,产生了明显影响,表1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从表1、表2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法德两国国力优劣势的变化,也与其人口数量级直接相关。1850年法国仍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国,法国与德国的较量总是以法国占优,而法国人口也一直相对德国为多。到了1870年,德国人口从此超越法国,德国的工业生产与总体经济能力,特别是当时在经济增长中最有代表性的钢铁产量,差不多已达到法国的两倍以上,这使德国在战争工业化上,明显比法国处在有利地位。戴高乐在20世纪30年代因此哀叹说,每有一个法国男子达到兵役年龄,就有两个德国人如此。而法国政治家白里安(Briand)面对别人批评他采取讨好德国的政策时,为自己辩护他实行的是依法国出生率而来的外交政策。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于自身安全的忧虑和需要自我保护的感受,也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口大大下降这一事实造成的。

  对法国国家命运与其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布罗代尔曾深感痛心地指出:“避孕显然并非始于昨日,它不是现代的文明……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比欧洲邻国超前了足足一个世纪。这一领先的地位对法国的人口增长是一场不幸的灾难。正当法国的人口增长速度缓慢爬行的时候,邻国却阔步前进,工业的欣欣向荣加快了后者的前进步伐。我国在欧洲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是否可以认为,法国失去其强国地位的时间不是1815年6月15日滑铁卢一战的惨败,而是在此之前很久,即从路易十五当政期间法国故意减少人口自然增长那时算起?……19世纪期间,西欧各国的发展几乎并驾齐驱。在社会演变、政治、经济、医学以及其他领域,处于齐头并进的状态。唯有一项例外,而且只涉及法国一个国家,它比欧洲其他各国提前100年时间,‘开始减少有生力量,恰恰就在各国竞相进行世界扩张的时候’。在18世纪的这一事件的影响下,法国今后在各方面的前进步伐全都受累不浅。”“‘节制生育’一词最恰当不过地概括了法国历史悲剧的全过程。”

  

  二、近世以来世界政治变迁与人口变迁基本一致

  

  法国近世以来的人口变迁与大国地位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普遍性?有。从世界近几百年来的情况看,在社会发展不存在本质的物质文明差异(所谓物质文明差异,是指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之间的差异)的情况下,哪个国家的人口多,哪个国家就更有竞争力,也更有可能后来居上,改变竞争优劣地位。

  仅从进入现代世界的情况而论,欧洲近代以来曾经在世界上所建立起来的优势地位,以及20世纪下半叶美苏两家独霸世界的经历,就都与相应时段大国人口数量及人口在物质文明上的转型有关。1700年时欧洲人口(包括俄罗斯)占世界总人口18%左右,1800年占20%,而到了1900年,则进一步上升到近25%。这两百年时间里欧洲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它为欧洲对外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这两个世纪也是欧洲大量向外移民的世纪。与此同时,欧洲于18世纪末率先推行工业革命,由传统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商业社会,进行了物质文明转型。欧洲人口在数量上的劣势被减小,在物质文明上的优势被扩大,是这一时期内欧洲相对世界其他地区优势地位的由来。

  20世纪美国和苏联的强势地位,同样和其人口增长与人口转型有关。从1800年到1930年,美国人口由600万增长到1.2亿,沙皇俄国(苏联)人口由3700万增长到近1.4亿,是所有列强中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夕,它们各自的人口数量,都比位居其次的德国人口多了一倍,而且其工业化程度也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包括法国哲人托克维尔在内的不少欧洲观察者,因而在19世纪上半叶就曾认为,未来世界将由美国的钱袋和俄罗斯的皮鞭共同主宰。

  而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政治权力部分发生了由西方向非西方的转移,它同样与非西方的人口增长与西方的人口停滞过程相一致。在此时间段内,非西方人口改变了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高位均衡,而转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加快。相反西方人口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欧洲和俄罗斯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中急剧减小。1900年欧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4.7%,1950年变为21.8%,到2001年,则已经显著降为11.9%。俄国人口在1913年时还占世界总量的8%,1990年苏联时已降为只有5.5%,而在十余年后又有进一步降低,其后继者俄罗斯人口如今只占世界总量的2.2%。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非西方国家纷纷摆脱被殖民局面和实现国家独立,一方面在人口数量上再次拉大了与传统西方强国和俄罗斯(不包括美国)的差距,另一方面在工业发展和经济建设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人口的物质文明形态上也开始迎头赶上西方。这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所谓“金砖四国”(BRIC)频频为人所谈起的原因。这四个“大有前途”的国家中,有三个是发展中国家,即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三个发展中大国的人口,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不是持平,就是不断上升。印度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非西方相对西方为高的人口出生率及人口增长速度,还使世界人口迁移,由传统的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迁移,转变为非西方世界向西方迁移。传统上欧洲向世界移民转变为现在世界向欧洲移民,其意味不仅仅是人口与经济,同时也是政治。欧洲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态度与美国不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移民改变了欧洲国家的人口构成,当穆斯林人口在那些欧洲大国中占有10%左右比例的时候,这些欧洲大国的政治家们,必须考虑这部分人口的政治态度与自己能够争取的选票、本国社会安定的关系。

  人口大国未必就是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国家,然而,能在较长时间产生广泛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的国家,却必定是人口大国。从国家特别是大国兴衰史来看,人口是关键性战略资源,不仅构成国家的硬实力,也构成国家的软实力。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1)有较多人口的国家,一般情况下也会有较多年轻人口和更多高智慧人口,并因此使国家更有活力。人口增长会使人口结构一直保持相对合理,会使年轻人口和劳动人口在人口问题中始终占主要,那么,人口就会一直保持旺盛活力和创造性,因此为国家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的发展,提供丰富人力资源。2)人口也是文明的基本负载,人口多的国家,更有利于传播文明,并建立起在文明上的相对优势。

  

  三、人口如何影响世界?

  

  在人口变迁与大国兴衰和世界政治嬗变的关系中,人们一般看到的是人口数量增减对国家兴衰和世界政治的塑造作用。一般来说也的确如此,通常情况下,哪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多,哪个国家的战略能力就强,就更有竞争优势。没有一定的数量为前提,一个国家不可能成为所谓大国,也不可能在地区和全球产生广泛影响。

  但人口对国家战略能力的作用,并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甲午海战的时候,中国人口比日本多得多,结果却败了;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苏联都曾拥有众多人口,后来却都分崩离析。人口多是优势,但数量多寡仅是人口影响大国兴衰和世界政治的一个方面,除数量之外,从以往来看,人口中的另外两个特质,其影响同样巨大:

  人口的文化和族群构成。在世界历史上,有些国家曾经人口众多,最后还是不可避免衰落了。其中一大原因,就是人口结构中没有形成负载某种主要文明和种族的主体人口。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在其人口中形成对某种主要文明的认同,没有相通(而非共同)的种族构成,其内部凝聚力就不会强盛,那么,即使产生人口增长,人口多也难以形成数量优势和国家可用的有利战略资源。

  以奥匈帝国为例。这个国家的前身是哈布斯堡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在很长时间内其人口数量和统治面积都在欧洲无人能出其右。但这个国家族群成分特别复杂,在与普鲁士争夺德意志控制权的1865年,哈布斯堡帝国的3700万人口(为当时欧洲除罗斯外的第一人口大国)中,800万具有德意志血统,500万是匈牙利人,500万是意大利人,400万是斯拉夫人,200万是罗马尼亚人,还有其他族群。这一年其军队花名册中,有128286名德意志人、96300名捷克人、52700名意大利人、22700名斯洛文尼亚人、20700名罗马尼亚人、19000名塞尔维亚人、50100名鲁提尼人、37700名波兰人、32500名马扎尔人、27600名克罗特人和5100名其他族群人。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很像一支多国联军,这与整齐划一得多的法国军队和普鲁士军队形成鲜明对照。这样一个国家的内聚力及其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19世纪下半叶败给了普鲁士,而在20世纪上半叶,奥匈帝国彻底毁灭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现代民族意识尚未产生的古典时代,奥匈帝国尚能保持其国家形态,而当18世纪后期以来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时,由多个族群、多种信仰人口组成的帝国,就再也无法压抑境内的民族分离倾向,最后无可奈何分崩离析。

  而就当代世界来论,此问题仍存在。苏联最后解体同样与内部族群和文化构成复杂有关。而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他所担心的,实际上很大部分是美国国内的人口问题。非盎格鲁-撒克逊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传统白人人口,这在享廷顿看来威胁到了美国的主体人口结构,进而会威胁美国的文明特性,这样的一个美国将是联合国而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欧洲对移民的排斥增多,也是基于同样心理。加拿大的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二,却没有多少人认为它是大国,又是为什么呢?从人口角度看,一是这么大的国家,才区区3千万人口,人口数量太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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