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京希:尚贤制抑或民主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3 次 更新时间:2019-01-10 00:46:43

进入专题: 贤能政治     儒学     道德精英主义     社群主义     自由主义     民主政治     贝淡宁  

刘京希  

   内容提要:新近一个时期,因应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与文化“走出去”的现实需要,原本被束之高阁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得益于意识形态触媒的接引,而与当下时代发生了化合反应,重又走向思想文化论争的前沿,接受时代的检视、省察和创造性转换。恰值此时,国际思想文化市场的风向也发生了逆变,英美民粹主义思潮的意外涌起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严重受挫,又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开掘,提供了全球性文化环境和难得际遇。也因此,相关学术讨论一时风生水起。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对话的异军突起,即得益于古今中西之思想资源在这一时代节点上的因缘际会。贝淡宁的贤能政治主张并非“在沙滩上起高楼”,而是有其历史与思想文化基础,它是西方社群主义、精英主义基因与东方儒家政治文化资源的奇妙杂糅。这一理论主张所存在的致命缺陷,是既不能周延地解决权力来源合法性也即政治(程序)合法性这一根本性问题,也不能自足自洽地解决权力的制度性监督与制约难题,更无力提供根本性制度安排,以保护“少数派”的权利甚至基本人权不受侵害。本质上隶于总体性权力架构的贤能政治,其未来命运究当如何,取决于儒家政治哲学、中国道路以及民主政治之间的互动及其前景。

   关 键 词:贤能政治  儒学  道德精英主义  社群主义  自由主义  民主政治  贝淡宁

  

   改革开放以来,以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为目标的社会现代化实践进程,在逐步接近既定目标的同时,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领域的结构性失衡,不期遭遇发展瓶颈。因此,国际社会对于“中国道路”的观察和判断,一时间毁誉不一。在此背景下,“中国道路”亟需本源性文化资源的理念支撑,以求得新的结构性平衡;同时,作为对“中国道路”的呼应,中国特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提出和阐发,也依赖本土固有思想资源的价值支持,以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作出我们独特的贡献。于是,基于社会发展“再平衡”的理念资源的发掘欲求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实需要,原本被束之高阁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得益于意识形态触媒的接引,而与当下时代发生了跨时空交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又走向思想文化论争的前沿,进而与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理念发生激烈碰撞。也因此,相关学术讨论一时间风生水起。恰值此时,国际思想文化市场的风向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逆变,英美民粹主义的意外涌起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严重受挫,又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开掘,提供了全球性思想文化环境和难得际遇。甚而至于,传统儒学思想成为了映照国际思想文化市场的烛光。

   只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与在西方思想界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展开全方位的深度对话,以检视其时代性成色。“儒学能否获得世界性地位,成为国际思想界的主流之一,看来只能取决于它与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深度对话的成效”①。而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比较,已经渐成学术市场对话的焦点。这场对话的异军突起,即得益于古今中西的思想资源在这一时代节点上的因缘际会,实在是因时而生。

   立足于此一思想文化背景,2017年季春时节,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六——“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学术研讨会,期冀为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提供思想平台。会议的主要论题包括:一、中国贤能政治传统的历史生成与价值重估;二、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理论比较;三、贤能政治是否可以作为衡量现代政治的标准,其在现代社会的正当性和可行性;四、在现时代,可否构建起民主政治和贤能政治相结合的混合政治体制模式。此一论坛更加引人注目的地方,不仅在于论题本身强烈的时代性、聚焦性和视觉冲击力,更在于“贤能政治”理论主张的倡导者、加拿大著名政治学者贝淡宁先生躬自莅临,使得研讨与论争更加具有现场感和针对性。

   本述评的展开,即以此次论坛的相关研讨为中心,但又不限于此,而是力图以之为切入点和立足点,放开视界,对学术市场近期发生的有关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对话进行力所能及的梳理、总括与评论,以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个有关贤能政治论争及其思想背景的全景式扫描。

  

   一、贝淡宁:“贤能政治”的推崇者及其思想逻辑

  

   改革开放以迄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引发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与好奇,人们怀着浓厚的兴趣,试图一探其背后的根由,中国政治治理模式因之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与之相映成趣,缘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欧美政治发展近期突发异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大行其道,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正当性遭遇空前危机。

   当此关节,加拿大政治学者贝淡宁所著《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英文版于2015年出版,中文版也迅即于2016年面世。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根据广泛认同的善治标准,选举民主不一定比政治尚贤制的表现更好;由传统政治文化而来的政治尚贤制比西方民主制更适合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它能够有效地规避西方的一人一票式民主选举制的缺陷。此论一出,在学界引起了极大争议。显然,贤能政治在传统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实践,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结论。加之中国自改革开放伊始,着力于把国民经济从“濒临崩溃的边缘”②拉回来,片面注目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总量的膨胀,相对忽视了以公平正义为法则的社会与政治关系的调整,随后逐渐显露出的社会阶层差距的日益极化以及权力腐败的多发,无疑给中国政治治理模式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也是贝淡宁的政治尚贤制主张遭遇大面积质疑的现实性因由。

   那么,贝淡宁的贤能政治理论究竟包含哪些具体内容,潜含怎样的思想逻辑,以致引发如此大面积的关注和论争,并因此在沉寂已久的中国人文社科学界出现“贝淡宁现象”?

   按照贝淡宁先生的理解,贤能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每个人都应当在受教育和参与政治方面机会均等,但每一个受教育的人并不具备同样的能力来进行符合道义的政治决断。因此,政治的任务便是挖掘出那些能力超常的人并让他们为政治团体服务③。故而,“贤能政治”的含义是设计一种政治制度,挑选能力超过社会全体民众的平均水平的政治领袖作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④。也就是说,贤能政治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政治领袖有超过平均水平的才能和品德;二是设计用来选拔这种领袖的机制。接下来,贝淡宁先生所给定的贤能政治设计的具体制度机制或者模式是怎样的呢?(1)在选民层面上将民主与尚贤结合起来的模式;(2)在中央政府层面上将民主与尚贤结合起来的水平模式;(3)将中央政府层面上尚贤和地方层面上民主结合起来的垂直模式。

   当然,对于贝淡宁先生的贤能政治主张而言,这三种尚贤模式并非共时性存在,而是一个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前后相继的探索比较和确立过程。比较三种尚贤模式,在贝淡宁先生看来,第一种具备哲学优势,但政治上行不通;第二种虽然曾为其所坚定捍卫二十年,但这个模式与中国当前的政治现实相距过于遥远;比较而言,第三种模式更具现实可行性。而第三种模式的关键部分,不在于地方层面的民主,而在于中央政府层面的尚贤。选贤任能选拔出来的领袖需要作出考虑相关各方长远利益的决策,包括子孙后代和外国人的利益⑤,关涉全局,因而这是贤能政治的根本所在。

   为什么应该在下层实行民主,而中央政府层面尚贤?在贝淡宁看来,因为下层都是规模比较小的社群,比如一个村、一个街道等等,老百姓可以完全感知到一个领导的能力及其道德素养。但如果是高层领导人,老百姓就不会了解他们的能力和道德,所以需要考虑用其他的方式来选拔领导。问题主要是中间层应该怎么选举。中国那么大,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问题,所以也要考虑用不同的方法,因此需要进行试验。通过试点,寻求适宜的方式方法,然后推广开来。

   如此,就必然提出一个不可回避的尖锐问题: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孰优孰劣?俞可平曾经写过一本书,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⑥,它是实现善治与政治正义的出发点。贝淡宁则认为,比起存在“多数派暴政、少数派暴政、选民共同体暴政和竞争性个人主义者暴政”⑦的选举民主,“贤能政治是个好东西”⑧,它能够选拔出拥有高超能力和美德的政治领袖,并使其有权在影响政治共同体的广泛议题上作出决策。即是说,按照贝淡宁先生的思想逻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独特政治文化的大国而言,在选举民主制之外还有道德上可取和政治上可行的其他选择,它能够帮助纠正选举民主制的重大缺陷。“民主和贤能政治不一定有冲突,唯一的冲突是,不可以用一人一票的制度来选拔高层领导。如果用一人一票的制度选择高层领导的话,可能会破坏贤能政治的优点。”⑨在贝淡宁先生看来,以选举民主为标志的民主政治已经深陷“多数派暴政、少数派暴政、选民共同体暴政和竞争性个人主义者暴政”四大困境而不能自拔,因此,贤能政治主张的提出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基于民主政治实践在西方的失败,和贤能政治实践在中国的久远的历史传统。贤能政治的“温和的”理论目标,是将一人一票形式的选举理想“拉下神坛”。因为,按照广泛认可的好政府的标准来衡量,选举民主不一定比政治尚贤制表现更好。

   贤能政治主张不乏支持者和认同者。比如张维为早就对两种政治模式即“更强调选贤任能的模式”和“迷信选票的模式”作出了比较,认为在二者的竞争之中,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可能胜出。因为,“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保底的‘下下策’(保证应该离开领导岗位的人离开)的结合,这是超越西方那种只有‘下下策’的制度安排的”⑩。再比如白彤东试图按照孟子的想法,讨论建构一个儒家理想政体的方案,以便更好地解决民主的问题。他将这个理想政体称为“孔氏中国”(11)。

   但是,如何解决这一制度设计一直以来所存在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缺陷——它既不能自足自洽地解决权力来源合法性亦即政治(程序)合法性这一根本性问题,也不能自足自洽地解决权力的制度性监督与制约也即对于权力的限制这一根本性难题,对于贤能政治主张者来说,确乎是一个始终如影随形地存在的重大困扰。

   总括起来,按照贝淡宁先生的思想逻辑或者理路,一方面,贤能政治作为有着久远的历史传统的政治文化与实践模式,经过时代性改良,赋予其时代性内涵,完全可以成为民主政治的反动,以规避民主制的弊端,为人类政治实践探寻出一条新路。另一方面,贤能政治自身所天生带有的一些制度性弊端,尤其是高层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即政治(程序)合法性问题,依靠贤能政治理论自身,无法给出自洽而完满的解答。因此,需要借力于民主政治的“钥匙”。这本无可厚非,因为任何理论皆非纯而又纯,无不需要其他理论资源的支持。问题是,这对于一心一意要把民主政治“拉下神坛”的贝淡宁先生来说,似乎有些情非所愿,甚至自相矛盾。“为使‘贤能政治’体制更具民主的合法性,也许有必要就此展开一场全民公投。这样一来,对‘贤能政治’的批评声音会被民众而非政府所止息,而原本用于稳固这一系统的审查与武力压制,也会失去用武之地。”(12)正如黄玉顺先生所尖锐指出的:贝淡宁居然异想天开地设计了一种“反对选举民主的公投”,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高层尚贤制的合法性问题,自以为“选票将为确保政治尚贤制的长久存在提供充足的民主合法性”(13)。且不说这种全民公决是否会被接受,吊诡的是,贝淡宁所寻求的最终倚赖还是民主制,以此为“尚贤制”提供根本保障(14)。

  

   二、儒家理想和追求:贤能政治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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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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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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