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自称左派”面临中国难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1 次 更新时间:2018-07-20 00: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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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荻  

   要写一篇关于这个题目的评论文章,是因为几个事件的触发。

   一是近日发生在台湾社运的论争,所谓“超越统独只讲左、左独、先左后统、统与左不可分”等等各方的混战,毕竟自称左派是今日世界范围的潮流,尤其是能够吸引普遍陷于困境的年青人。二是,自去年以来内地发生了一系列官方压制自称左派事件,被压制者以精英高校学生居多,大都是以“反国家主义”为标榜,这很是吸引了已经亮相好几年的“(粤港)左翼自由主义”,以至出现要两者合作或合流的声音。三是,月初在伦敦敝校有一个关于中国与资本主义的论坛,众多身份背景殊异的与会者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和交锋,反映了西方各路左派的中国关注和躁动,相当触动人心。四是关乎个人,先前区龙宇在《明报》反驳我对“新帝国主义中国论”的批评,他那篇文章被翻译成英文后,引来里面提及的南非学者Patrick Bond“找上门”,电邮跟我理论,交换了一些见解,分歧继续。

   以上种种,主题皆是聚焦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构造的性质,认识分歧不仅是因为价值观、立场各异,而且,纵使是关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判断也是大不相同——各路自称左派之间总有一股强烈的倾向,要断言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是社会发展状况恶劣,要认定今日中国从经济到政治已经是濒临甚或深陷危机。

   或许可以透过简评下面这篇美国学者的文章来理解相关论争。

  

   关于中国的经济表现和人民福祉

   美国左派经济学者Martin Hart-Landsberg是资深东亚专家,在1980-1990年代以东亚工业化研究闻名,就战后东亚资本主义发展经验发表了颇有影响的一系列论著。自新世纪以来,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中国大陆,在2004年与另一学者Paul Burkett合作发表了题为《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与阶级斗争》长文,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文字,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左翼圈中引发哄动和回响。

   近日, Hart-Landsberg撰文评论中国经济变革新进展,集合了各路自称左派理解中国的主要观点,包括:(1)今日中国经济濒临危机,主要是债务负担沉重,形势严峻;(2)纵使未至于濒临危机,经济停滞仍是常态,展望未来只能是这样,主要是近年来官方的需求再平衡努力始终不见成效;(3)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表现,本来就是远低于官方统计数据所示,因为数据的可信度成疑;(4)纵使官方数据属实,这也只不过是“高增长,低发展(甚至反发展)”而已,这可以证之于收入分化、劳工经受超剥削、自然环境退化等等;(5)官方试图透过一带一路等“走出去”举措应对困境,这不仅难以奏效,而且会让低发展、反发展现象蔓延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以上各点其实没什么特别,在主流媒体诸如《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等也是司空见惯,只不过来到左派学者手上就以左派语言包装而已。所指认的现实情况确有根据,但大都是局部性问题,不足以构成整体判断。

   例如债务问题,要说濒临危机未免夸张失实。须知债务基本上都是内债,而政府、企业和居民整体而言皆有充足的资产作为对应。其次,要从国际经验来判断中国,必须先认识到,以银行和债市为主导的金融制度与股市主导的金融制度不完全可比。其三,今日的问题是全球范围的金融化冲击,也即资金沉淀在投机部门,而不是生产性部门发展不力,所以,即使金融出事也不一定会导致经济危机。其四,中国的国家控制金融的基本格局仍在、压制金融化的努力仍在,出现金融崩溃的可能性甚低。

   经济增长问题,认为需求再平衡是必须条件,这并没有理论根据,至多属于媒体评论,以及反映了国际和国内的政治诉求。实际上,所谓消费不足是幻象,首先是中国的统计数据定义上系统地低估了消费占总收入的比率,其次是一直强劲的消费增长远比消费占比与经济增长更有关联,其三是即使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带动也并非必然不可持续,而可观察到的快速技术进步正支撑着这个模式的可持续性。

   统计数据问题,其实文献成熟,人人皆知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是不能尽信也不能不信,就世界范围看可信度还是不错的。至于地方政府造假,这并不构成整体数据不可靠,因为后者不是前者的简单加总,而是有系统的核对、印证和调整。事实上,文章所引的地方政府数据造假事例,正是由国家统计局的执法检查揭露出来的。

   增长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确实有种种背离经济和社会发展现象,诸如高劳动强度、收入分化、环境破坏等等,然而要说整体上是反发展,未免也是夸张失实。中国在各种社会发展指标上的表现,一直远比收入水平相近甚至更高的国家优异;例如,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7,而人均预期健康寿命却在2017年超过了美国。还有,近20年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快速,而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实际工资增长又持续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这就足以消除超剥削、反发展的判断。

   再至于走出去问题,同理,一带一路有多种背离社会发展现象,然而要说整体而言是反发展,未免也是信口开河。相应地,说宁要保育不要基建(不要公路铁路电力电信自来水...),在整体意义上这么断言,未免太漠视在第三世界中“贫穷是最大的罪恶”这一普遍状况了。

  

   为了自称左派惟有反对中国,反之也然

   为什么自称左派就必须贬低中国的社会发展表现、认定中国政治经济濒临危机?显然,这种言说在现实认识上是远离合理比例原则,在立场上是远离“批判应该批判的,珍惜应该珍惜的”的负责态度。

   很简单,左意味着反对资本主义,意味着认定资本主义只能带来低发展、反发展、甚至危机,这正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左派社运、知识圈勃兴的基础。而既然宣称中国的政治经构造整体而言已是资本主义化了,逻辑上,也就倾向于否认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倒过来说,假若承认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对自称左派来说就构成了理论上、立场上的难题,即:在当代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中,却还冒现出中国这个后进发展事例,而这个事例的规模具有世界范围的系统意义,这怎么可能?

   这个难题其实并非自称左派独有,而是以颠倒的形态同样见于《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等坚定右派的言论。颠倒形态,即是认定中国的政治经构造迄今还是远远偏离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本来就不可能有像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所以也就必须否认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

   那么,是否有可能,难题其实是来自它们各自的认知框架的缺陷?在相关的学术研究文献(而非媒体评论或政治宣言)中,认定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世界范围的比较看表现出色,这应该是主流认识,而认定它的政治经济构造系统偏离于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也有坚实的根据。所以,如果不是先验地要以反对中国作为出发点的话,上述自称左派以及坚定右派的论断、立场,就必须置于可疑或至少是远未验证的地位,而以人民的福祉为依归的真诚左派就必须反思已有的论断和立场。

   上文提及的Hart-Landsberg和Paul Burkett的2004年长文,连同David Harvey出版于2005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Harvey是当代世界范围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是上文提及的Patrick Bond的博士导师),都是将中国说成是已经彻底资本主义化,都是否认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由这两份著作开创的各路自称左派的中国观,至今仍是影响巨大,然而也是愈来愈难以面对中国现实的挑战。

   有意思的是,Harvey近日宣称,他正在根本重塑他的中国观。这是他近年来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学者交流和交锋多了的结果,值得期待。

   注:

   Hart-Landsberg文章载于其个人博客以及《每月评论》网络平台,见:

   https://mronline.org/2018/06/07/the-chinese-economy-problems-and-prospects/

   (本文载于《明报》2018年7月9日,之后稍有修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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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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