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8 次 更新时间:2019-01-16 00: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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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国内思想界依然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学术经典,其实这是一部旨在建构“西方的兴起”的文化优越论答案,对此国外学术界早有否定性研究,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称韦伯的做法是“改写历史”。在文本意义上,韦伯的假设性因果关系或者逻辑链为:天职——预定论——自律——理性——商业行为——自我救赎(履行天职)。回到事情本身,即在欧洲史、全球史和宗教史的脉络上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发现这种由假设构成的逻辑链,真是一种“自由意志”的异想天开之举。韦伯为什么要“改写历史”?这是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乃至人种主义帝国主义者的身份意识所决定的,“民族权力”而不是正义、道德是韦伯的毕生追求。遗憾的是,这样一部文化帝国主义作品,依然被国内学术界视为“经典”,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科学之滞后性,没有历史社会学,把一本历史社会学著作当作政治哲学作品去推崇。

   [关键词] 西方的兴起 新教伦理 资本主义精神 “改写历史” 文化帝国主义

  

引子


   几年前,美国一家著名的音乐学院要在天津建一家分校,天津市相关领导要求,把音乐学院建成哥特式风格的建筑。美国人一听就急了,说哥特式建筑是欧洲殖民主义的象征,应该彻底放弃,坚决主张建一个面向21世纪的现代风格的学院。在中国,这种“殖民化思维”绝不鲜见。

   在思想领域,很多被西方人自己都已经抛弃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作品,依然被中国人视为“经典”而膜拜,其中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为典型(以下简称《新教伦理》)。“大象公会”曾经推出“何必读经典”一文,首先拿《新教伦理》开火,但因为是媒体文章,这一枪只伤及皮毛而不能动其筋骨。

   2016年在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发表100周年之际,秋风(姚中秋)教授也曾组织一场专门的“走出韦伯神话”研讨会,围绕《儒教与道教》和《新教理论》各抒己见。但与会者多为哲学学者或文化学者,而韦伯的著作尤其是《新教伦理》虽然是一部宗教学著作,最不应该当作哲学著作加以研究,它实际上是一本史学著作,一部以学术形式出现的政治著作,可以看做是政治史类的,很遗憾没有世界史、欧洲史学者参与讨论,因此除秋风教授触及韦伯的史观外,不少人甚至没能认识到韦伯的宗教研究恰恰是韦伯自己都最不自信的部分,多数学者还在从文本到文本、在字里行间纠结,没有意识到韦伯的政治身份而只把他当作“价值无涉”的学者,因此很多人依然未能跳出韦伯布下的迷魂阵。

   我们将会看到,韦伯是在通过研究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因素即宗教,主张一个民族权力中的最根本的权力——文化。因此,我们不但要理解韦伯著作中的概念、知识,更重要的是如何认识其历史观、文明观。

   在这个不能“无问西东”最为根本的问题上,我们应该认识到,西方人自己早已像对待哥特式建筑一样,把韦伯的《新教伦理》也视为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了,但是我们依旧奉为“学术经典”。这里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出了大问题,国内一般都是沿着“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去研究,结果剥离了政治思想的历史语境。事实上,政治思想史研究更应该沿着“历史中的思想研究”,即沿着历史社会学的路径去发掘思想,在历史研究中发现政治社会理论。《新教伦理》是一部典型的历史社会学作品,但是流行的“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却把它视为政治哲学作品,结果永远跳不出韦伯那些艰涩、繁杂的概念。

   著名编年史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质问,“一种文明凭什么始终要比另一种文明更聪明和更合理性呢?”,韦伯认为,“对资本主义的一切解释都离不开西方‘精神’本质和不可缺少的优越性,其实这种优越性也来自历史的偶然和暴力,来自世界范围的‘发错了牌’。为了这个事业或某种解释的需要而改写历史(其实同样可以翻译为“篡改历史”——本文作者),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将会看到,“改写历史”的韦伯不但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政治人物,其政治身份往好的方面说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混合,其实就是一个文化帝国主义者,其政治使命是完成“民族帝国主义”。这样一个兼学者和政治人物的韦伯,写作《新教伦理》的目的,诚如历史社会学家戈德斯通所言,“这种观点是被用来为西方的扩张主义进行辩护的。直到今天,许多西方人看到伊斯兰国家时,总是认为他们见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有时看起来充满威胁,有时看起来又十分落后。然而,这种东方主义倾向和对西方崛起过程中宗教差异的理解是建立在对历史和宗教的一系列错误认识的基础上的。从当代儒教、印度教及佛教(如中国、韩国、印度、斯里兰卡和泰国)的经济体制,以及前经近代东方国家在技术方面的卓越成就(其中很多都对日后西方的技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来看,这种认为亚洲历来就是停滞或落后的观点是很容易被证伪的。”

   “改写历史”的作品自然是很容易被证伪的。《新教伦理》如果不是出自韦伯之手而是一个二流学者的作品,早就被人遗忘了。要知道,作为伟大学者的韦伯自己都对其充满政治偏见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并不那么自信,也可以说宗教研究系列是他思想体系中最脆弱的部分,甚至是因为其政治身份、政治目的而带给其学术生涯的污点。在《新教伦理》中,一开始韦伯就把自己当作宗教领域内的“非专业人士”,他说“特别是可使用的真正资源(即碑文和古文书)的翻译文本,特别是关于中国的资料,其数量与存世的重要资料相比还是少之又少的。这些因素就导致了我们的研究肯定具有一种暂时性,特别是那些涉及亚洲的研究更是如此。”“这些论述注定要被那些具有更重要意义的论述所去掉的,因为一切科学皆是如此。”《新教伦理》的最后一句话是:他的这本书只是研究的准备工作,不能被当成研究的结论,否则就不能揭示历史的真相。然而,对于韦伯自己都不那么自信的一种“暂时性的”、“准备性的”研究,而且是为帝国主义扩张证明的作品,到现在居然还被很多国人奉为“永久性的”“经典”,实在是匪夷所思。这意味着,要建立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要重新认识中国自己;二是“去殖民化思维”——祛除马克斯·韦伯带给中国学人的心魔,这是重新认识中国的前提。

  

一、韦伯历史叙事的真相:“西方的兴起”


   韦伯并非“西方的兴起”历史叙事的始作俑者,但绝对是关键人物。美国中国史和世界史教授马立博(Robert Marks)这样描述到:“在最初讲述‘西方的兴起’的时候,整个故事如同一场接力赛,有希腊兴起的民主思想传给了罗马人,而后者却丢掉了接力棒(罗马帝国崩溃后接下来是所谓的黑暗时期),但基督教登台,重新捡起接力棒继续向前跑去,在封建时代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欧洲文化。古代希腊的遗产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并在启蒙时期得到阐发,最终在法国和美国革命以及‘西方的兴起’的浪潮中得到完善。”这段话我们很熟悉,因为在中国流行经久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科书,就是这套逻辑。在这套历史叙事中西方是“先进的”“文明的”,非西方是“落后的”“专制的”“野蛮的”。这种西方历史概念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马克斯·韦伯,他集中于西方价值和文化,认为源自新教的理性主义和工作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即西方的兴起至关重要。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文明和价值的意义上,韦伯也并不是一个创始者,其前有赤裸裸的人种优越论者如我们熟悉的自由主义者小密尔,其后有更加隐晦的制度优越论者,“人种优越论——文化优越论——制度优越论”构成了“西方的兴起”所导致的“历史的终结”的完整的历史叙事。虽然从韦伯开始叙事方式越来越隐晦,但万变不离其宗,出发点还是原初的白人优越论。韦伯著述《新教伦理》的时候,正值帝国主义时代的高峰时期,其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甚嚣尘上,我们将会看到,韦伯是一个典型的种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那么,在《新教伦理》中,韦伯到底是如何展开其历史叙事的呢?虽然被很多人奉为“经典”,但因是中世纪史尤其是宗教史的研究,读懂这本小册子对很多人而言并非易事。

   韦伯在《新教伦理》的开篇就宣告:西方赢了!西方文明具有普适意义和普适价值。西方赢在哪里呢?韦伯列举到:第一,只有西方的科学真正达到了可以被当代公众认可的发展程度;第二,中国的历史学虽然高度发达,却没有修昔底德的研究方法;第三,在音乐艺术上,理性而和谐的音乐,只有在西方才有;第四,在建筑学上,哥特式拱顶的空间结构在其他地方也没有;第五,大学制度为西方所独有;第六,公职人员系统为西方所独有;第七,理性的成文宪法为西方所独有;第八,也是结论性的,所有这些,源自其他文明所没有的资本主义组织。而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西方文化独特的理性主义”。

   韦伯在亮出观点后,《新教伦理》的最后一章重申:“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就清教徒的立场所影响的范围而言,比起仅仅鼓励资本积累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培养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在这种生活的发展过程中,教徒的立场是最为重要的,并且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它哺育和培养了现代的经济人。” “基于天职观念的理性行为,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而这种理性行为乃源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这便是本文力争要证明的观点。”

   从开头到结尾,韦伯叙事的逻辑就是“新教伦理——理性主义——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连布罗代尔这样的史学大家也这样说,韦伯的“论证十分复杂,使人有茫无头绪之感。他想找到具有特殊心态的,即具有理想型‘资本主义精神’的少数新教徒,因而需要预设一系列的假定。他在时间上从现在向过去倒着论证,因而使问题变得十分复杂。”也就是说,不熟悉中世史的读者很难理解韦伯在说些什么。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顺序,笔者试图帮助梳理出一个更清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假设性因果关系或者逻辑链:天职——预定论——自律——理性——商业行为——自我救赎(履行天职)。这种由假设构成的逻辑链,真是一种“自由意志”的异想天开之举。

   关于天职。“天职”(the calling,又为“感召”)似乎是韦伯的最爱,不但在本书中,在其他文献中也多次使用天职以表达韦伯自己的使命感,比如《作为天职的政治》(又译《作为志业的政治》)。韦伯给天职的定义是,“上帝留给人类的任务”,这是路德宗教改革的产物,一种新观念,把履行世俗事务的责任,看作是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上帝唯一能够认可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通过隐修禁欲主义来超越世俗道德,而是履行个人在现世中所处位置所赋予他的义务。”

关于预定论。每个人的“天职”都是注定的,即所谓的“预定论”。韦伯这样描述预定论:对于生活在宗教改革时期的人来说,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永恒的救赎,他被迫独自一人跟随他被预定的人生轨迹去面对那个已经为他预旨了的永世命运。没有人能够帮助他。牧师不能帮助他,因为上帝的选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心灵来理解上帝的预旨。圣礼不能帮助他,因为虽然圣礼是由上帝授命用于增加他的荣耀,每个人因此必须谨慎遵守,但是不能通过这一方式获得恩典,圣礼不过是信仰的一个主观“外在补充”。教会不能帮助他,因为即使人们把“教会之外不得救赎”理解为不真正加入教会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上帝的选民,但是那些虽然加入了教会心灵却并不虔诚的教徒,也是注定要被罚下地狱的。……最后,甚至连上帝也不能帮助他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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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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