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玉:弗洛姆论自由与安全不可兼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 次 更新时间:2019-01-12 22: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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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玉  

  

古代社会:安全但不自由

  

   弗洛姆认为,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能给人带来安全感。生产工具和劳动技能主要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革新和发展的过程是缓慢的,竞争也不激烈。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确定的。个人一开始就是一个部落、一个家族、一个宗教团体的一员。他很少远离家乡,他总是隶属于一个整体,这个整体限制了他的发展,但使他感到安全。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主子与奴才、贵族与平民、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劳动者与不劳动者,人一生下来就确定了,很难也很少改变。这样的社会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却给人带来安全感。

  

   中世纪正是这样一个社会。人一生下来就有一个确定的位置,他在社会中的角色是被规定好的,基本上不可能从一个阶级跨越到另一个阶级,也很少有机会迁移到别的地方去,绝大多数人必须从生到死厮守在一个地方,穿什么如何穿以及吃什么如何吃都有不成文的但又是严格的规定。工匠必须按某一指定的价格出售工艺品,农民必须在某一指定的市场从事买卖。一个行会会员不得向非本行会的成员泄露任何生产技术的秘密,但必须让本行会的会友分享便宜买进的原材料。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个人自由,但个人在社会中有明确的、不可改变的和无可怀疑的位置,这个位置给他带来安全感和归宿感。

  

   在中世纪,即使是深重的痛苦,也是由亚当或个人罪孽造成的,只要虔诚,就能得到上帝的宽恕和厚爱。教会向人们灌输罪恶感,同时又向每一个人保证:它无条件地施爱于所有的人。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一种信任与爱心的关系,而不是怀疑与恐惧的关系。正如那时候的人很少走出他的出生地一样,宇宙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并且是可知的。“地球是人和宇宙的中心,天堂或地狱是人死后的去处,人从生到死的所有活动都明显处在一种因果关系之中。”(陈学明译,1987,第63页)。中世纪社会虽然束缚个人,但那是一种“美妙的束缚”。

  

   其实,这里所说的“个人(person)”,是从现在的眼光看的。实际上,在中世纪,还不存在“个人”。一般来说,古代人的自我意识还未达到把自我、他人都看成是独立整体的水平,即不能自觉到个人。古代人不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个人”,也不把他人看作“个人”。自己和他人都是某群体的一员或一部分。

  

   人们对中世纪有两种不同的误解。近代理性主义者把中世纪看成是完全黑暗的时期,认为中世纪没有个人自由,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人与人之间相互猜疑和敌视,充满了迷信和愚昧。另一方面,一些保守的哲学家、偶尔有一些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则把中世纪理想化。他们认为中世纪人的主要特征是团结一致,经济活动服务于人的需求,相互关系坦率真诚,不让天主教会干预国家事务,有安全感。这两幅图画所描写的中世纪的情况都是存在的,但都只反映了中世纪的某一方面。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个人”的诞生


   社会结构和人的处境在中世纪后期发生了变化。在意大利,首先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有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成员具有首创精神,同时也利欲熏心,野心勃勃。贵族和平民同住在城墙之内,出身和门第不及财富那么重要了。封建等级制度动摇了。要真正了解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必须首先探讨这一时期(15和16世纪)欧洲的社会情形。因为他是现代社会的起点,现代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性格结构的特点基本上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末和近代初期。

  

   意大利人最早从封建社会中脱颖而出,最早割断了曾使人感到安全又使人动弹不得的原始纽带,从而使意大利也使整个欧洲文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是从封建社会的襁褓中诞生出来的现代欧洲人的老大哥,是第一个“个人”。

  

   意大利封建社会的瓦解之所以早于中、西欧,是由许多经济和政治因素所决定的。其中一个因素是意大利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利,当时地中海是欧洲主要的贸易路线,濒临地中海的意大利得到了不少的商业利益;另一因素是教皇和皇帝之间经常发生争斗,这种争斗导致了许多独立的政治单位的产生;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意大利靠近东方,一些对发展工业很重要的技术,例如丝绸业技术,传入的时间要比欧洲其他地方早得多。

  

   由于存在着这些和其他若干条件,意大利的传统的社会结构动摇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人诞生了。人的命运不再像中世纪那样确定,那样取决于由出身所决定的社会地位,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自己与他人和群体的纽带不如中世纪那么紧密了,人们发现自己和他人都是“个人”,是一个个独立的整体。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被打破了,自然是人要征服的对象;由于人发现了自然的美,所以自然又是人享受快乐的对象。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精神(cosmopolitanspirit)早在但丁时代就开始萌芽了,但丁说:“吾乡即是全世界”。

  

   文艺复兴的文化只是富裕而有权力的上层阶级的文化。新的经济力量的风暴激起了层层波浪,上层阶级处于风口浪尖上。经济活动和财富使他们感到自由和快乐,但他们同时失去了中世纪社会曾给予他们的安全感和归宿感。他们更加自由了,但同时也更加孤独了。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财富从生活中挤压出最后一点快乐,但为了得到这一点快乐,却残忍地利用了一切手段。为了统治广大群众和对付本阶级中的竞争者,从肉体折磨到精神摧残的各种手段,无所不用。一种新的专制主义伴随着新的个人主义同时产生了。自由与暴政、个性与混乱,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为维护权力和财富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玷污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至少是同一阶级的人之间的那种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气氛不见了。他人被视为只是可被利用和可被操纵的对象而已,如有必要就毫不留情地消灭之。个人完全被一种极端的自私自利之心和一种对权力与财富的不知足的贪心所驱使。结果,刚被成功所建立起来的那种个人与自我的一致关系、那种安全感和自信心,也丧失殆尽了。人的自我,像他人一样,也成了被操纵的对象,成了追求利益的工具。文艺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权贵们,是否像他们自己吹嘘的那样既安全又幸福,实在是令人怀疑的。实际情况是,新的自由既给他们带来了力量,又使他们感到孤独和焦虑。我们在人文主义作家们的作品中不难发现这种矛盾,他们极力强调人的尊严、个性和力量,但同时又流露出某种失望和不安全感(陈学明译,1987,第67-69页)。

  

   要了解现代人的处境即现代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除了要研究文艺复兴,还应研究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主要区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主要由少数富裕的权贵统治,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创造文艺复兴文化的哲学家和艺术家的社会基础,而这种文化代表了相对来说已高度发展了的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宗教改革主要发生于中欧和西欧的一些国家中,它本质上是城市中下层阶级和农民的改革运动。虽然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也有豪富巨商,但他们不是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主要社会基础。正如马克斯·韦伯(M.Weber)所指出的,城市中产阶级才是西方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坚。所以分析宗教改革时期的中、西欧社会,比分析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更加有利于我们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

  

   所谓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在中世纪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比较稳定。中世纪的经济制度禁止竞争,事实上的竞争也不激烈。当然总有一些人拼死拼活地干还难以维持生计,但大部分手工业者都相信,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能够生存下去。假如他做出了优质的椅子、鞋子、面包等等,那他就可以过一种与他的贡献相称的生活。只要好好工作,就不愁活不下去。行会禁止会员之间激烈竞争,并强制他们在购买原材料、确定产品价格和运用生产技术方面相互合作。行会确保其会员有一定的安全感,并且使会员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建立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

  

   中世纪的商业,是由一些小商人来经营的。零售与批发业务尚未分开,即使出国做生意的人,也兼营零售。直到15世纪之前,资本积累一直很缓慢,小商人还具有相当的安全感。到中世纪后期,大资本和垄断商业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广大的小商人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受到了威胁。

  

   在16世纪前后,行会内部逐步分化。一些会员比他们的同行拥有更雄厚的资本,于是他们雇佣五、六个工人而不是一、两个工人。不久,有些行会便只允许拥有一定数量资本的人入会。还有一些行会则成了强大的垄断组织,试图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不择手段地剥削消费者。另一方面,许多行会会员日益贫困,被迫在其传统职业以外另觅挣钱途径,甚至沦为流落街头的叫卖者。他们失去了经济上的独立性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因而对经济独立的传统理想怀着一种绝望的依恋。经济发展的这种趋势尽管受到一些人的竭力阻止,但都无济于事。

  

   随着行会制度的逐步分化,工匠的处境也每况愈下。在中世纪的行会里,工匠的处境还是比较安全的,虽然不见得每个工匠都可以成为师傅,但多数工匠最终还是成了师傅。但当同一师傅门下的工匠人数增加时,要想成为师傅就得拥有更多的资本。行会愈具垄断和排斥异己的特征,工匠成为师傅的机会就越少。他们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举行罢工甚至采取暴力行动,这些都显示出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恶化。

  

   以上关于行会日益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在商业领域更为明显。本来中世纪的商业主要是一些小城镇之间互通有无,但到了14、15世纪,全国性的商业交往以及国际间的贸易迅速发展起来了。商业公司的力量日益强大,发展成为垄断集团,它们凭借雄厚的资本,威胁着小商人和消费者的利益。小商人的地位越来越不安全了,他们在鸣冤叫屈方面还颇有力量,但在采取有效行动方面已力不从心了。路德在1524年出版的小册子《论贸易与高利贷》中,淋漓尽致地道出了小商人对垄断者的愤慨与不满:“他们控制着一切商品,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加掩饰地玩弄欺骗,随心所欲改变物价,压迫和摧残小商人就象网中叉鱼似的。他们仿佛是统辖所有上帝臣民的君主,不受信任与仁爱法则的约束。”路德的这些话好像是今天写出来似的。15、16世纪的中产阶级对富有的垄断者的恐惧与愤慨,类似于20世纪的中产阶级对垄断公司和大资本家的情绪和态度。(许合平等译,1988,第40页)。

  

   在工业方面,资本的作用也增加了。最明显的例子是采矿业。原先矿业行会每个成员的股份与他所付出的劳动是相称的。到了15世纪,股份则属于不劳动的资本家,而工作则由工人们去干,他们只领取工资而不拥有股份。其他工业领域的情形也是如此,资本的地位日益提高,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贫困阶级的不满日益增长。

  

农民的处境也在迅速恶化。到16世纪初,多数农民已不再拥有土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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