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正:骗子公司为何大行其道?又还能走多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2 次 更新时间:2018-12-30 21: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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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正  

  

   袁正,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018年12月25日,丁香医生发表抨击某保健品公司(QJ)的网络文章,短短几天时间阅读307万,被转载无数,迅速引发巨大舆情,各大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网等官媒纷纷报道,保健品、虚假医疗、传销成为民众热议的话题。

  

   丁香医生抨击这家保健品帝国的事情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秘方治癌。一名4 岁的女孩周洋患有骶尾部恶性生殖细胞瘤,其父亲中断了在北京儿童医院的化疗,让QJ公司介入其女儿的治疗,服用了两个多月QJ公司的所谓“抗癌”产品,该父亲相信了所谓的“他们花 8000万买的抗癌秘方”。据女孩父亲说,他被告知,这期间不要吃西药也不要化疗。结果是钱花了,病情担误了,人死了。二是天价鞋垫、负离子卫生巾和火疗。一款保健鞋垫宣称对O型腿、睡眠不好、心脏病有奇效,甚至对前列腺炎也有效,价格卖到1068元一双。负离子卫生巾宣称有消灭厌氧菌、活血化淤、增强免疫力的作用,可以治疗妇科疾病,可以防手机辐射,这款卫生巾男同志用也能治疗前列腺疾病。火疗宣称“能让脂肪有效转化、分解,有效减肥,全身哪里都能烧,烧鼻部;烧耳部;烧腹部;烧背部;烧胳膊;烧手部;烧腿部;烧脚部,治疗的疾病从脑部萎缩到秃头,从耳聋到子宫糜烂,从肾虚阳痿早泄到面瘫便秘肩周炎”。三是以直销做传销。2012年,QJ拿到直销牌照,“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开始指控它实际上是一种传销模式,洗劫了工薪阶层的家庭财富。”

  

   老百姓有巨大的保健需求

  

   为何骗子公司能大行其道?我国进入老年化社会,老年人想健康长寿情有可原。一些老年人被保健品广告和从业人员忽悠,迷信保健品。一些老年人孤单,被一些保健品从业人员嘘寒问暖,送些小礼物,觉得特别受尊重,老年人经常被盛情邀请去参加一些保健产品的宣讲会(有礼物赠送),一些托以身说法,说保健品效果怎么怎么好。一些老年人买了一堆保健品回去,没钱找儿女要,以孝道之名做道德绑架。一些老年人“把外人当家人,把家人当仇人”,这是洗脑的结果。身边有位60多岁的退休工人,买了一屋子的保健品,却不幸去世了,迷信保健品掏空了老年人的财富,还会担误必要的体检和正当治疗。

  

   病急乱投医

  

   魏则西之死犹在昨天,小周洋之死近在眼前。两位年轻人都是患有癌症。病急乱投医,这给了骗子公司生存的空间。所谓偏方、秘方、高技术疗法,越玄乎越好,都是骗人的道具。秘方是最好的托,是商业秘密,政府、科学界都无权干预,也无法解密。它们虚假宣传打广告,它们做百度推广,百度搜索排在前面。一看电视、一百度搜索,病者就可能被骗光金钱。大学生魏则西写道:“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是他在重病垂危之际被欺骗,花费了家人东拼西凑的数十万元,躺在一家被莆田系承包的医疗机构里,进行一项骗人的高科技疗法”。小周洋的遭遇如出一辙,骗癌症患者的钱,的确是最恶的人性。

  

   医疗供给、科普滞后

  

   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人要生病没办法,可悲的是得不到科学合理的医疗供给和科普。一种药包能治百病?火疗烧哪治哪?QJ能治癌症?那还要大学生寒窗苦读医学干嘛?还要那么多医院干嘛?癌症不是科学界尚未攻克的难题吗?大学生魏则西得了癌症,他上不了谷歌,也上不了维基百科,只能上百度,在百度上他点击了排名靠前的骗人医疗机构,钱被骗光,人也死了。我不知道我国有没有关于癌症介绍和治疗的科普知识,癌症是什么?目前科学界对癌症治疗的基本常识。这些科普知识应该进课堂、进社区,可以部分解决病急乱投医的问题。医疗先进国家,老百姓可以从社区医生那里得到这些医疗科普知识。治不治,怎么治,老百姓可以选择,但老百姓应该有知情权。中国的医疗资源供给非常紧张,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等大城市。病人挂不上号,病患家属在外地住宿、吃饭、陪护都成问题。医院里人满为患,医生冷漠无情,各种检查各种折腾,医疗费用高昂,很多费用医保报不了。这时,病患和家属极其渴望救世主,同时也极易落入骗子的圈套,他们视你为上帝,他们热情大方,对你无微不至,他们有秘方,他们治愈率达到多少多少,他们有托现身说法,只有一个目的,骗光你的钱。

  

   政府监管是靠不住的

  

   人们被张悟本骗过,被内蒙古HMYJ骗过,被酸碱疗法骗过,被天津QJ骗过,QJ事件爆发后,当地监管部门迅速介入,当地政府介入调查。舆情出现之前,当地监管部门难道一点都不知情吗?鬼都不信。因为人们对QJ产品、质疑QJ传销的投诉举报络绎不绝。骗子公司给属地创造GDP,创造财税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当地政府没有理由不保护,他们对骗术心知肚明,他们的监管也若有若无。

  

   政府监管是制度主义的逻辑,人应该按规则行事,否则将面临规则的惩罚。制度主义背后,有一个假想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万能的监管者在实施规则。然而,真的存在万能的大公无私的监管者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所有的监管者都是行为人,在经济学上叫“经济人”,他们在利益上追求利益最大化,在成本上面临成本约束,在信息上面临信息约束,在体制上面临制度约束。监管者可以多监管,也可以少监管,可以是好的监管,也可能是坏的监管。于是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谁来监管监管者?谁来监管监管者在全世界都是无解的问题。

  

   政府监管是典型的正外部性行为。正外部性是说经济行为的成本由自己承担,经济行为给别人(外部)带来了好处,但别人没有对此做出补偿。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正外部性的市场结果是私人决策产量低于社会最合意的产量。在市场中,人们总是觉得正外部性行为少了,如慈善、环保、教育、做好事等等。显然,医疗监管也是如此。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施蒂格勒、贝克尔等人基于美国的经验提出了“规制俘虏理论”,规制者很可能不是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而是私人利益最大化。谢作诗(2016)说:“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其实是猫与老鼠的关系。消灭老鼠,符合猫的利益吗?”“让猫去监管老鼠,一方面猫会纵容老鼠卖假药行假医,这是播种;另一方面又会充当正义代表,对老鼠处以罚款,这是收获。没人只播种不收获,也不可能只收获不播种”。市场越乱,监管者就越有存在的价值,把老鼠全消灭了,猫的价值就低了。凭什么与患者八竿子打不着的监管部门就会维护患者的利益?老鼠逢年过节给猫请客送礼,在利益的攻击下,猫不但不抓老鼠,猫被老鼠俘虏,猫鼠甚至成了朋友,监管若隐若现、若有若无,这就是监管的真实写照。

  

   司法是有局限的

  

   法律对欺骗治理的有效性建立在法律本身的有效性上。司法制度遵循“不告不理”、“一事一议”的原则。只有个人认为自己的权益遭受侵犯时,在受害者的诉讼请求下,法院才会介入,民不告,法不究。当医疗事件中,若个人认为权益被侵犯,要诉诸法律并不容易。其一,司法是有成本的,打官司费钱费力;其二,举证困难,医疗行业是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患者处在信息的不知情方,司法原则讲究“谁主张,谁举证”。在医疗过程中,多少欺骗被蒙在鼓里,患者却无能为力诉诸司法。其三,执法者也是“经济人”,执法的公正性是一个问题,在全世界的司法诉讼中,个人和资本之间根本无法进行平等的诉讼,法院常常是偏向资本企业的,资本企业可以聘请强大的律师,可以对立法者、法官行贿。在社会的价值判断中,往往倾向于牺牲个人的利益而维护资本企业的利益,因为后者关系到员工就业、财税、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利益,“Too big to fail”,即大到不能倒。其四,即使法庭做出了公正裁决,也可能出现难以执行的问题。因此,虽说法律是解决冲突的最后屏障,但并非可靠的最后屏障。法律也存在谁来监督执法者的问题。

  

   媒体是维护社会公正的力量

  

   旗帜鲜明,我支持丁香医生!感谢媒体,媒体万岁!

  

   媒体在美国进步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掀起一股新闻报道浪潮,一些记者和报刊致力于深入调查,报道黑幕,揭发丑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把这些记者称为“扒粪者”。例如,1906年,厄普顿•辛克莱出版的小说《丛林》揭露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的丑闻。媒体的黑幕揭发为社会改革提供了巨大的舆论支持,推动了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新闻界也据此被视为第四权利。

  

   魏则西事件最早是魏则西本人在知乎网站上发贴,魏则西死后,两位自媒体人的新浪微博贴子和微信公众号网文引爆了舆情。随即是各大媒体的追踪报道以及政府的介入,结果是相应的处置和制度的修订完善。天津QJ事件也是丁香医生的自媒体揭发丑闻,瞬间点击量吓人,引爆舆情,同样是各大媒体的报道以及政府的介入,相信会有后续的处置和制度完善。

  

   信了波兰尼:骗子公司终将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匈牙利思想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944年出版了《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波兰尼认为,一个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是十分野蛮的力量,“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是一个十足的乌托邦,在物质上会毁灭人类并把人类的环境变成一片荒野”。市场将劳动力、土地、自然、教育、医疗、住房、环境等要素都商品化了,经济理性主宰一切,必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破坏。市场经济在物质上的惊人成就是以牺牲社会和自然环境的代价换来的。如果让市场经济按着放任的法则去发展,必然会产生全面而持久的罪恶,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见利忘义、道德败坏、诚信缺失、世风日下、逼良为娼、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等等。面对自由放任市场带来的种种破坏性,社会就会反弹,致力于抵挡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邪恶影响。“在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威胁面前,社会奋起保护自己”。“自我调节的市场触发了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就近百年而言,现代社会由一种双向运动支配着:市场的不断扩张以及它所遭遇的反向运动”,这就是波兰尼提出的著名的“双向运动”说。

  

   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初期阶段,国家政策偏向于亲市场化路线,一定程度上容忍市场化的代价,如破坏环境、偷税漏税、商业不诚信等等,“猫论”是典型的说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施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商品化等政策。

  

   近年来,随着市场化过程中的危机不断显现,社会保护运动兴起,国家政策越来越偏向于亲民生路线。习近平“7·26”重要讲话提到“八个更”:“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党的十九大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民众已经觉醒,社会保护运动风起云涌,勇敢的媒体揭露丑闻,民众的舆论难以阻挡,政府对舆情高度重视,制度的完善箭在弦上。“天下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种态势下,不管是HMYJ还是QJ,骗子公司终将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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