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政治学:从殿堂到田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0 次 更新时间:2018-12-21 10: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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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四十年,基本上就是人的一生最精华的部分了,不能说盖棺论定,也可以说基本如此了。我的四十年间,说起来也就是两件事:一是本人成了一名长江边上的学者,二是将所在机构带成一个有影响的学术机构。而这两者都得益于田野,是从殿堂走向田野后的造就!


田野转换视角


   金色十月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只是对大自然的赞美。而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则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意味着人生的转折。1976年的10月,是国家命运的转折点,也意味着每个人的命运有了转变的可能。1978年的10月,仅有不完整的小学学历,在农村和工厂干活八年的我,终于盼来了一纸高考录取书。

   我们进入大学之后,正处于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各种新知识新理论新视野扑面而来,思想的活跃、解放和奔放不亚于1919年的“五四”期间。一套“走向未来”的丛书热销神州大地便可表现出当时的人们是何等的兴奋和激情。经历了巨大历史顿挫的人们希望美好的世界能尽快到来。也正是在巨大的激情之中,人们忽略了中国的历史根基及其对前进步伐的制约。

   1982年,凭借大学生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而留校,进入刚组建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做助理。除了各种繁杂的日常事务以外,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安静读书。只是当时的读书和写作都难免受激情岁月的影响,不断追逐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虽然步入学术之门,但缺乏学术自觉。1986年,获得国家教委首批青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城乡基层政治发展研究”,在北京进行项目答辩时,费孝通先生等学问大家专门做辅导报告。只是当时对费先生的学术研究,特别是田野调查方法还缺乏深刻的领悟。因为我当时从事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都是以宏大的国家为对象,以文献规范作为基本方法的,属于殿堂中的学问。

   学术独创来自于学术自觉。人们的自觉往往来自于某一重大事件的刺激。1991年,我在《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重心下沉:90年代学术新趋向》。文章反思了1980年代的学术不足,提出了学术方法问题。文章指出,“80年代正处于传统与未来的交汇处,对历史的轻率否定和对未来的超前追求常常将人们的思维定位于‘应该怎样’的价值判断层面。这种‘应该怎样’的理想主义倾向能激起人们的热情,却也容易滑向大而不当、脱离客观实际的思维误区。随着社会思维从亢奋趋于冷静,思维方式开始从简单地定论‘应该怎样’转向重视‘是怎样’”。“进入90年代,随着对外来文化的从容分析吸收,人们力图运用新的文化思维观照、透视本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制约社会发展的基层社会,以求得对社会的深刻理解。”我的这篇文章是有针对性的。因为1980年代学术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国家上层,关注的是上层变革,注重的是上层变革的走向与路径,如新权威主义的大行其道,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基层,特别是农村田野却是学界的盲区。

   上层的变动进一步促进我的学术反思。1992年我出版了《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在书的开头,我在引述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论断之后,明确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为什么上层政治经常发生更迭,但整个社会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国家上层的变化和更迭,而基层社会却被忽视,事实上恰恰是基层社会的不动,造成了上层变动的复杂结果。为此,我提出了要将政治体系一分为二:一是上层国家权力,二是基础性政治社会,并提出加强基础性政治社会的研究。《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的出版便是这一努力。只是当时这本书的发行有限,未能产生太大影响,但它从根本上转换了我的研究视角,这就是自己的研究重心和视角转向基层,特别是为政治学界所冷落和忽略的农村田野。


田野重塑主体


   从社会科学来看,田野不是大自然,而是在田野上生活的农民。关注田野,是关注田野上的农民。当我们将研究的视角从上层转换到基层时,必然要以田野上的农民作为研究对象。

   1980年代,中国的田野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家庭承包,农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自主权;二是通过村民自治,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自治权。第二件大事更不容易。因为对于农民来说,历史以来都是自我生产,家庭经营轻车熟路,国家也乐观家庭经营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历史以来,农民在政治上从来都是被代表者。记得当时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关于小农的论述,拍案叫绝,感受甚深。他强调,“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雨水和阳光。”

   中国长期历史上存在的专制政治,其深刻的社会基础是小农社会,是作为政治客体的农民。他们在政治上要么一直跪着,要么自己站了起来而让他人继续跪着。如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所说,中国农民“有造反而无革命”。中国之所以上层政治不断更迭,但政治形态没有质的改变,从根本上说是最广大的社会民众不是政治活动的主体,不能通过有序的政治参与改变政治土壤,由此使得皇权政治长期延续下来。中国的政治形态要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不仅仅在于少数精英的先知先觉,更在于广大民众通过政治实践获得政治自觉和自主。

   1980年代,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由自己投票选举村委会主任,实行自我管理。这意味着他们从政治上的客体转换为主体。其历史性的革命意义比家庭经营更大,但其存在的风险和担忧也更大。长期历史上,农民都是被人管的,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能行吗?这是当时相当多数人的担忧。正因为如此,适用于村民自治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讨论了数年,分歧甚大,只是在中央领导人强力推行下才通过,且在通过时还加以一个限定词——“试行”,这意味着随时也有可能不再推行。

   对于变化中的田野正在重塑新的政治主体,政治学界是缺乏足够认识的。我所在的机构是全国最早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单位,也是最早恢复建立政治学科的单位。张厚安教授等学者比较早地将研究视野投向农村,特别是关注农村基层政权问题的研究,1988年专门成立了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随着我将研究视角转换到基层,也加入了农村基层政治的研究。而当时农村基层政治变化、争议最多,而又被学界所忽视的就是村民自治问题。有人表示,全国有9亿农民在实践村民自治,却只有不到9个学者在研究。而在这9个人当中,我们学校就占了好几位。

   村民自治是实践先行,研究滞后,成果更少。1997年,我撰写出版了《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该书被称之为最早系统研究村民自治的著作。作为该书基础的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998年,由于国际和国内环境变化,村民自治突然火爆起来。时任总书记将村民自治与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一并称为党领导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村民自治还被人视为观察中国民主的一个窗口,并寄予更多的政治想象。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村民自治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制度自上而下全面推行。2006年,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的专题,就是包括村民自治在内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本人有幸担任了讲解。

   村民自治由一种农民自发的行为,上升到国家民主制度,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行,反映了中国的村民自治具有很强的国家建构性。遵循村民自治进程的逻辑,我开始将村民自治置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下考察,不是将其作为一时的激情决策,而是视为整个国家建构的基础性部分。这与《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但是,随着村民自治由国家制度“落地”之后,也出现了许多意料之外的问题,如贿选、帮派、家族影响等,民主的价值在实践中被扭曲,村民自治进程受到挫折。记得有一次召开村民自治研讨会,有人称村民自治已死,应该召开的是“追悼会”。我以为,不能轻易下结论,还有待实践观察。

   而实践确实给出了回答。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些地方为了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探索了多种自治单位和自治形式,取得良好效果。作为长期研究的学者对此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我于2014年专门撰写发表了论文《找回自治: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至此,村民自治再次引起学界的关注,特别是我所在的团队对村民自治在研究范式上进行了转换,即从过往的价值—制度范式转向条件—形式,以此深化村民自治的研究。

   如今,我本人自觉在村民自治领域的研究已达饱和,该领域正在以接力的方式由新生代学人接续。村民自治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远远不如当年那样“火爆”,研究村民自治的学者也大大减少了。但在变动的田野上生长出来的村民自治,给了我们永远的启示:当广大人民不能作为政治主体自主、自立和自治时,政治文明的进程就会永远在路上!

  

田野开拓方法

  

   田野让我们转换了视角,发现了研究对象,也开拓了研究方法,这就是将实证调查方法引入政治学科。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社会科学方法基本上是基于书本文献的研究。仅有的农村调查主要是为当时的中央农村政策提供依据。特别是我从事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学,更是将“本本”视为唯一权威和研究资源的学科。而当我们将研究视角转入田野,研究对象投入到田野上的村民自治时,原有的方法已远远不够。因为,村民自治自兴起之后,便伴随着争论。村民自治愈是火爆,争论愈尖锐。理论上争论最有代表性的是,据说是化名沈延生的作者在很有影响的《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的5万多字长文,对村民自治持否定态度,其依据便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没有说过。正是因为凡事都要从本本上找依据的方法,限制了学界对村民自治的研究。

而当我们进入村民自治领域时,就必须寻找新的研究方法,不能再限于理论文本研究。张厚安教授由此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口号,即强调走出校园书斋,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以理论服务农村改革。当时的张先生已年近七旬,还带头并与我们一同到全国各地调查。到1990年代中期,田野调查提升为方法自觉。在1997年出版的“村治书系”的总序中,我强调在研究方法上追求“三实”,即实际、实证和实验。其中,“追求实际,即强调实际先于理论。我们不轻视理论,但反对从先验性的理论出发剪裁实际生活,特别强调实际调查。任何理论观点都必须建立在充分扎实的社会调查基础之上。理论上的发言权也只能出自实际调查。”“追求实证,即强调事实先于价值。我们不否定价值取向,但在实际调查中坚决摒弃先入为主、以个人价值偏好取代客观事实的做法。我们不排斥‘应该如何’,但首先要弄清‘是什么’,突出动态的过程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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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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