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飞舟:将心比心:论中国社会学的田野调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5 次 更新时间:2022-01-09 23: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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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舟 (进入专栏)  

   摘要:田野调查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居于核心位置。恢复重建后的社会学田野调查在挖掘中国社会结构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揭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一些重要特征。新时代要求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更加深入地把握时代脉搏,需要通过总结田野调查的发展经验,提倡继承和发展费孝通“将心比心”的田野调查,推动迈向人民的社会学的发展。

  

   关键词:田野调查 社会底蕴 将心比心

  

   作者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10087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P37—P54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高度的社会稳定。从世界历史来看,同时实现这种“双重目标”的国家是比较罕见的。尤其特别的是,中国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原则下实现这个目标的,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发生结构性和整体性变动的过程,其背后既有冲击性、颠覆性极强的力量,也有稳定性、延续性极高的力量,这些力量既有外来的、西方的,也有内部的、传统的,其冲突和平衡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局面。要辨析这些复杂的具有结构性影响的力量,既需要历史的、全局的视野,又需要扎根到中国社会现实的水土之中,摸清中国社会现实中各种力量跃动的脉搏。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对社会学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提出了巨大挑战。这些调查理论和方法大都来自西方社会,其预设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如果不加辨别、不加改造地进行教条式应用,不但难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变动的规律,而且会在关键问题上产生误导,反而会使我们远离中国社会的真实。建立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关键,在于如何能够从中国深厚广大的历史和日新月异的现实中汲取营养,紧跟中国社会现实变化的步伐,能够将社会中基本的社会事实与关乎发展战略的理论和决策联系及贯通起来。在这种联系上下、贯通全局的研究中,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可以说,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田野调查,中国的社会学就会变成空中楼阁。本文的目的即在通过梳理中国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历史和经验,反思田野调查的方法论,探讨如何能够使社会学更加紧贴社会现实、把握时代脉搏,真正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建立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

  

   一、从实求知:田野调查的发展历程

  

  

   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欧洲,“社会调查”(social survey)作为一种政府和研究机构了解基层社会的手段被广泛使用。这些调查在早期往往是一些以“咨询”“问询”为主的信息搜集式的调查,后来发展成了解特定社区或社会阶层生存状况的调查,强调去“实地”贴近被调查者的生存状况,其中以布思(Booth)在伦敦对工人阶级社区贫困、越轨情况的调查为典型代表。随着专门社会调查机构和研究性大学的兴起,社会调查经过了复杂的发展过程,其中一类转变为以搜集数据和信息为主的“统计调查”,越来越讲究调查手段的科学化,发展为当前的数据调查、市场调查和民意测验等,成为西方社会学社会调查的主流;另外一类则是以深入描述地方社会状况为主的“实地调查”,强调对特定的具体社区进行深入而整体式的研究,美国社会学兴起时芝加哥大学的社区研究、英国人类学对初民社会的民族志研究,都可看作其发展形态。早期的社会调查,无论是以信息搜集为主的统计调查还是以民族志为主的社区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发现、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实用色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欧美社会一方面呈现出经济繁荣的景象,另一方面也由于社会分化和阶级矛盾而面对大量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从这个角度入手,我们可以将社会调查理解为反映民间疾苦的手段,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揭露、缓和与解决阶级矛盾的手段,对社会改良甚至社会革命都有重要的意义。另外,随着帝国主义海外殖民地的开辟,对殖民地的统治也需要对当地社会进行深入研究,这和人类学民族志调查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社会调查,无论调查手段如何,无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如何,就其反映底层生活、描摹社会形态来说,对中国都是一种崭新的了解社会现实的方法,在传入中国后得到了迅速发展。

  

   中国“现代”的社会调查在清末就已经出现,主要受到日本社会调查的影响,首先在中国使用“调查”字眼的也可能是日本人。到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以后近20年的时间里,社会调查形成了一个高潮,有学者将其视为“社会调查运动”。这其中以陶孟和、李景汉、严景耀等人的研究为代表,注重社会服务和社会改良的功能,讲究精确而系统的调查,强调使用问卷以及人口和数量的统计,接近于布思的调查,被研究者概括为“Booth式调查”。在这个运动后期,兴起了以吴文藻为首而提倡的“社区研究”。

  

   社区研究主要受到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人文区位学的影响,随着英国人类学家布朗和美国社会学家派克访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而逐步形成,其研究方法区别于“Booth式调查”之处有三。一是主张以“社区”为实地研究的单位,而不是泛泛地进行走访和统计,“社区”在中国最适合的单位就是村落。二是主张在实地进行深入的“社会学研究”。在一个社区之中,社会生活、社会结构是“整体”的,内部既互相联系,也与外部相互适应,并形成时间上的绵续。所以要进行社会学的研究,除了搞清社区内的物质状况外,还要对社区的传统、准则、价值、意见乃至民风礼俗、典章制度和精神理想等都要有所了解。三是主张使用“局内观察法”,提倡像人类学家那样,居住于被研究的社区内,做实地的精密考察。吴文藻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提倡这种“社区研究”,形成了以费孝通、林耀华、赵承信、李有义等为主的学术团体,发展成主张社会学中国化的“燕京学派”。

  

   与“Booth式调查”偏重概括、事实和统计相比,社区研究更注重深描、理解和解释。如果说前者是“照相”,则后者可以叫做“活动电影”,是整体而连续的。费孝通将这两者分别叫做“社会调查”和“社会学调查”。他把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三部田野研究作品——《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看作由“社会调查”向“社会学调查”逐步学习和过渡的三个阶段。相对而言,只有《禄村农田》可以算作典型意义上的社区研究或社会学调查,最能体现上述吴文藻提出的社区研究的几个特征。按照吴文藻与费孝通的这些区分,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社区研究或社会学调查的主要特点在于强调其田野的深入性以及理解、解释的深入性,这两个“深入性”可以作为我们讨论中国田野调查传统的源头。

  

   20世纪80年代初,被取消近30年的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在恢复重建的过程中,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社会学家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些努力不仅包括在研究机构和大学中恢复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还要为中国社会学指引方向和铺平道路。费孝通不但引领了社会学学科的总体设计,而且身先士卒,不断深入田野,展开一系列社会调查,为中国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和经验研究树立了一个身体力行的典范。可以说,费孝通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田野调查不仅产生了大量学术成果,而且对中国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和方法论带来了巨大影响,显示出不同于欧美社会学的中国特色。

  

   费孝通在80年代的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他自己叫做写好“两篇文章”。一个是乡村发展研究,另一个是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我们以第一个领域为例来考察费孝通田野调查的特点。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先锋,也是改革最为成功、成效最为显著的领域,先是表现为农业产量的迅速提高,再表现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费孝通对乡镇企业的研究,主要是从“外部”即乡镇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展开,在理论上承接了早年社区研究的传统。其中既有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生态学,又有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功能分析,对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兴起的类型做了经典的社会学研究,总结出“苏南模式”“珠江模式”和“温州模式”等,对学术界和政策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对“苏南模式”的研究中,费孝通注意到地理区位所起的重要作用,指出是上海国有工厂的一些技术和销售人员“下乡”给苏南的社队企业带来了机会。之所以是苏南而不是浙北获得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机会,是因为苏南并没有“彻底”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保留了改革前集体性质的社队企业,这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另外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比苏南的区位优势更加重要,因为具有相同优势的浙北就没有发展起成规模的乡镇企业。直到费孝通在1987年赴温州调研,看到温州“戴红帽子”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思想上大受震动,提出了以“小商品、大市场”为主的“温州模式”。温州既没有苏南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又没有社队企业的基础,能够发展起来,是靠了温州人经商的历史传统和强大的家庭关系网络。这样看起来,苏南的“集体”与温州的“家庭”这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组织形式竟然同样在企业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费孝通在此后多年的田野调查和反思中找到了这两种看似“截然对立”的模式的共同之处。他在8年后重访温州,看到了温州的家庭企业开始走向一种新型的“股份合作制”。这种股份合作既非传统的家庭合伙制,也不是规范的现代股份制,而是类似一种新的“集体企业”,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家庭企业之间的联合,费孝通称为“经济结义”。而对于苏南的集体企业,他也看到了其隐藏的另外一面:

  

   如果允许我在这一点上再作一些发挥,我想说在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在生产队的具体运作中,我看到了传统大家庭的影子。一大二公,何尝不是大家庭甚至推而广之到一个家庭的指导思想?家长做主,统一指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又岂不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根本组织原则么?从这个角度看去,社队企业的发生,它的经营方式,招工和分配原则,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应。

  

   费孝通从家庭合伙制中看到了“集体”的影子,从集体企业中看到了“传统大家庭”的影子。在两种不同乡镇企业模式的比较中推进到其共通的一面,又在原来社区生态和功能分析的基础上推进到所谓“经济结义”“有福同享”的人的心态层面,得到的结论已经超出了原来乡镇企业研究的范围,深入到了人与人之间具有中国文明特征的组织方式和组织观念问题上。费孝通的研究显示出几个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与他的田野调查密切相关。

  

   第一,费孝通的田野调查有明确的目标,而不是纯粹出于科学或求知的目的。在1990年过八十岁生日时,有朋友要求费孝通总结一生所作所为时,他冲口而出的四个字是“志在富民”,并将此当作自己一生研究社会学所遵循的最高原则,多次表示过研究的目的是为国为民,如果不能做到“学以致用”,自己就不会从事社会学的工作了。

  

第二,费孝通的乡镇企业调查,包括他在晚年的大部分田野调查,都是“行行重行行”式的调查。在一个“田野”中只有几天甚至一两天的时间,主要是参观、开座谈会以及短时间的访问和访谈。所谓“重行行”,是说对于相同的主题、相同的地点或地区,费孝通去过不止一次。1980年以后,他重复去过的地方包括江村21次、瑶山4次、定西4次、珠三角4次、温州3次和民权3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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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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