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博里辛:俄形式论学派在西方文论界的“旅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5 次 更新时间:2014-12-08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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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博里辛  

【内容提要】 20世纪60年代以降,美、英、法、德、瑞典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的文学家,均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著作进行了译介与传播,美国学者维克多·埃利希、法国学者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茨维坦·托多罗夫、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德国学者尤里·施特里特都有对俄罗斯形式论诗学的评论与研究。这是现代文学理论跨文化“旅行”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本文对于我们了解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被西方学者“拿去”之后在异域的移植与再生,对于我们透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在西方学界接受视野中的投影与变形,进而反观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命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线索。

关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作为一种独特的美学学说和文学学中的一个独特思潮的“俄罗斯形式主义”——的存在,西方早就知晓。在20年代,形式论学派的那些代表人物和一些熟悉法语文学学、德语文学学、英语文学学界新现象的另一些作者,就曾在西方的刊物上评述形式论学派文论的特征。

在20年代与30年代,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许多原理经由捷克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与文学学家的中介而被西方所知。在40年代中期,著名波兰文学学家曼弗雷德·克瑞德尔曾在美国的一个刊物上,对形式主义的学说作了简要地叙述。然而,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学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广泛的、日益增长的兴趣之出现,首先是与勒内·韦勒克和奥斯丁·沃伦的《文学理论》②(1949,纽约)中对它的高度评价相关联的,是维克多·埃利希的专著《俄罗斯形式主义》(1955,海牙)的面世。1960年,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坦言他自己的学说同俄罗斯形式主义有间接的发生学的关联。西方文学学界对形式论学派遗产的积极的开采,便从这个时候起就开始了。

不久,在法国刊物上,茨维坦·托多罗夫,《泰凯尔》③的一位干将,发表了《形式主义的方法论遗产》一文。也是他于1965年推出一部由罗曼·雅各布森作序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文论选,其书名为“文学理论”。也是在1965年,维克多·埃利希的专著《俄罗斯形式主义》在海牙有了第二版,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则有《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文选面世。1966年,维克多·埃利希的这部著作被译成意大利文。1968年,克里斯蒂娜·泼沫斯卡(密歇根工学院)出版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理论与其诗歌界的氛围》。也是在这一年,体裁上与之类似但篇幅更大的一部著作——I.阿姆布罗乔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与先锋派》在意大利问世了。1969年,《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文本》双语文选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版了,尤里·施特里特为这部文选撰写了一篇颇有理论性的长篇序言。

及至70年代初,在美国,克里斯蒂娜·泼沫斯卡和拉迪斯拉夫·马特伊卡推出《俄罗斯诗学读本:形式主义视界与结构主义视界》的文选,编者为每篇文本撰写了题解;这个时候,伊瓦·托姆逊的专著《俄罗斯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也问世了。在法国,朱丽叶·克里斯蒂娃则在她评点米·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时,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学说与方法作出了评价。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著作也进入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文学学的视野之中。1971年,库尔特·阿斯佩林和本格特·伦德贝格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一部书名为《形式与结构》的文选,其中收入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文本。新近面世的一部丹麦文著作《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从普列汉诺夫到洛特曼》——其作者是E.斯蒂芬森——给予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相当大的篇幅。将形式论学派的遗产置于世界文学学一些共通的探索语境中来评价的,见之于著名的芬兰学者艾里克·艾克伦德的著作(《文学学》1971)和丹麦学者米亥尔·奥尔森的《当代法国文学批评面面观》(1972)。也是从这一视域来考量形式论学派的,还有德国理论家列奥·波尔曼(《文学学与方法》,两卷本,1971)。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著作和西方有关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也为拉丁美洲的学者所熟悉。著名的巴西批评家法比奥·卢卡斯将罗曼·雅各布森作为罗兰·巴特的先驱而提及。利乌迪加里奥·A.迪·阿基维多·费里奥,在他那部获得巴西国家奖的著作《结构主义与诗歌批评》中,将维克多·埃利希的那本著作和茨维坦·托多罗夫所编的那部文选列入其参考文献。1970年,茨维坦·托多罗夫的那部文选的西班牙文译本在阿根廷问世了。近些年来,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著作时常被西班牙的刊物所征引。

前不久,在西德学术界,在荷兰的刊物上,出现了一些以“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为主题的专论。形式主义的文学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之间的关系被推置于前沿。为E.斯蒂芬森的《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一书撰写书评的那位瑞典作者,甚至指责这位丹麦研究者“对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谈得太少”。

1973年,在大不列颠终于也有一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文选的译本问世了,也是在这一年,维克多·埃利希在美国的《思想史杂志》上发表文章,再次谈论俄罗斯形式主义,简述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美学。

“形式论学派文论的译本、照相翻拍缩微胶片、文选、研究,正在以日益增长的数量出现于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度,”——I.阿姆布罗乔这样写道。——作为当代结构主义的先驱而“被重新发现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现如今“正在经历其存在的第二个阶段”。

对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文论在当代的流行持这样一种评价,乃是我们在上文提及的所有出版物的著者、编者及其书评作者在总体上的一种共识。以西德学者尤里·施特里特之见,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文论并不是一个过去的课题,而是今天既在西方也在东方展开的有关结构主义的论争的一个具有迫切的现实性的层面。而且,诚如汉斯·甘特尔所言,要是没有那奠定了文学与电影的结构分析之基础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建树,当代结构主义就是不可思议的。

自然,也不应当忘却这一“热潮”的另一个起因——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学说与整个俄罗斯现代主义(尤其是未来主义)美学之间的密切联系。西方学术界愈来愈倾心于研究俄罗斯“文学上的先锋派”,每当考察赫列勃尼科夫、别雷、勃留索夫的探索之时,甚至是分析印象主义美学之时,就要探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至于说到形式论学派的“奇异化”学说,那么,它是在更为广阔的视域中被把握的,而成为那些“新左翼”学说和那些混乱无序的“接受理论革命”学说的源头。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遗产已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史的,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美学的课题,而且也是一个直接的意识形态的课题。上述诸种动机的组合,使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美学在当代西方文学学家论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的著述中成为一个核心话题。

斯堪的纳维亚与拉丁美洲的论述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材料,可以被视为是次要的。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美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和意大利的文学学界与批评界的立场(不列颠学术界几乎还未受到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倾心这一热潮所席卷)。在这一视域中,在西方专门用于探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大量著作之中,十分突出的要数维克多·埃利希的那部一版再版的专著(1955,1965)和他最近发表的、对先前的著述作了简要概述的那篇文章(1973)。

埃利希在评述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时,并未给出这一运动的起始日期(我们在下面将要揭示,这一点具有怎样的意义)。在按照字母表的顺序一一开列出形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之后,埃利希只限于指出:形式论学派主要的中心是1915年建立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比它要晚一年建立的“奥波亚兹”④。埃利希并未提及“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出版物,在他笔下,被列为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早期的宣言的是维·什克洛夫斯基的《艺术即手法》、文集《诗学》与罗曼·雅各布森的《最新的俄罗斯诗歌》(1921年的文章)。

维克多·埃利希强调,在对文学社会学视角与象征主义的形而上学均加以驳斥之际,“奥波亚兹”和“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成员们自己并不愿意采用“形式主义”这一术语。在称自己为“特征论者”而声明要建立采取文学的新的“形态学的视角”之时,形式论学派强调:注意力要凝聚到文学作品本身和作品的构成成分上来,也要凝聚到文学学相对于意识形态的自主自治上来。在这一视域中,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将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对象分离出来。在文学自身的内部,他们也只是面对文学的特征,面对其“文学性”(罗曼·雅各布森),而缩小了研究场域。而且,他们不是在“诗人”、“直觉”、“天才”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中,而是在文学作品本身来寻找这一特征。在这一视域中,他们感兴趣的不是在文学中得到体现的“材料”,而是对它加以体现的方式;感兴趣的不是“形象”,而是对它们加以运用的特点。形式论学派将借助于形象去“认知”同“奇异化”、“新视像”的原则对立起来。语义错位被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裁定为诗的本质。

这些原则——维克多·埃利希谈到——显然是现代主义的,在现如今它们则是与埃·庞德的探索和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相呼应的,对于后者,维克多·埃利希显然也认定完全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原则。其实,还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诞生之际,它与现代主义的实践之间的关联就是显而易见的。譬如,那个“交际功能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的学说就曾是未来主义者——达达主义者的那类“纯粹的用韵学”实验的回声。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曾经与革新者——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赫列勃尼科夫)有着极为密切的友情。最后,他们的那些口号之故意的出格乖张也佐证了他们与现代主义者的那份亲缘。

然而,如果说,什克洛夫斯基那种即兴而为的艺术哲学——与其说是对文学理论的贡献,毋宁说是俄罗斯未来派的赞歌,那么,在早期的雅各布森那儿,形式论学派文论已经成为一门科学。正是雅各布森严格地将诗语同其他种类的言语截然区分开来,继而则建构出合成性的诗歌意义的概念,诗歌意义已不再像早先那样仅仅归结为词语在诗中特别的音韵声响。由此生发出现代文学理论的公理之一——将形式与内容区分开来之错误性。对生硬的界定与官方的等级之健康的质疑,使得形式论学派对文学上的精细微妙的色差和纵横交错的关联拥有敏锐的感觉,这是那些教科书的作者连想都不曾想到的。形式论学派很快就达到了对“文学进程的流变性与复杂性”的理解,对于“新的艺术形式——并不是先前的形式的对立,而是对它的重构”这一点的认定。蒂尼亚诺夫的文学演变理论就是这样的。形式论学派——依埃利希之见——对“内在的人的价值”在文学中的表达是关注得不够的。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实际上也只是在分析技巧上相会通的英美“新批评”,对于这一点的思索则要多得多。形式论学派被历史的运动、更替、革新这些思想过度地统摄住了。但是,形式论学派——从维克多·埃利希的观点来看——在这种情形中毕竟“有益地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因为形式论学派看出文学是自主自治的价值,而不是“副产品或者社会历史的反映”。

形式论学派的一系列缺陷在该学说在俄罗斯境外的发展中被消除了。这在埃利希看来,并不会动摇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权威性。这位研究者满意地指出,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在战后时期对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茨维坦·托多罗夫、热拉尔·热奈特、罗兰·巴特的学说都产生了影响。在总体上“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看来是20世纪所典型的对文化现象加以结构分析这一倾向之最高水平上的强劲有力的、系统化的显现”。

不难看出,1973年的文章是在完全准确地重复维克多·埃利希早先论述形式论学派的那本书的论旨;区别仅仅在于形式论学派在这篇文章里不再被描述为一个不大为人知晓的现象,而是一种已被普遍认可的思想体系。维克多·埃利希的这本书在苏联的刊物上已不止一次地受到公正的批评。可是,在西方不得不看到迥然不同的另一幅图景:维克多·埃利希有关形式论学派的著述在那里被认为是对文学学思想的杰出贡献,“不仅仅对于斯拉夫文学史家,而且对于从事文学之科学的研究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符谢沃洛德·塞奇卡廖夫语)。这些著述被认定是“头等重要的”与“传之久远的”“文化现象”(E.布朗语)。西方文学学界无论如何也不愿指出维克多·埃利希的评论与判断中的可质疑之处,而有时则是直接而明显的错误。然而,在方法论上和思想上与维克多·埃利希保持一致这一极限之内,西方研究者在某些局部问题的处理上彼此之间还是有分歧的。

譬如说,在对形式论学派的产生这个问题上就有不同的处理。依某些著述的作者之见,要指出形式论学派的创始人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但是,维克多·埃利希按照字母表的顺序一一开列出形式论学派的主要干将,此举是决不能用传统或是客观性来加以解释的。他这是一心想把那些曾撰文批判过自己先前的形式论立场与整个形式论的那些人推到次要的位置。

最早的形式论学派的出版物属于“奥波亚兹”而不是“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那些未来的活动家,这一点似乎已是完全明了的。可是,在西方学术界并存着两种尽管并不总是具有清晰的形态却是不同的形式论学派的起源说。根据其中的一种观点来看,形式论学派主要是基于西欧的美学、心理学与语言学的经验,凭借罗曼·雅各布森个人的努力而产生;根据另一种学说,在“革新视像”、变形与“错位”等口号中,形式论学派就完全形成了,而这些口号则是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自身的经验之中的。

显然,把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开端同什克洛夫斯基最早的、在前“奥波亚兹”时期就发表的著述联系在一起,质疑“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领先地位,就可能会间接地伤及罗曼·雅各布森的名望。于是,维克多·埃利希便有意识地避免这一点。在美国的斯拉夫学中,这一纯粹投机性的因素在相当明显地发生作用了,科学论据的位置被对事实的故意歪曲占据了。1965年,在给茨维坦·托多罗夫编选的那部文选所作的序言中,罗曼·雅各布森显然是有意地将“奥波亚兹”的建立后推到1917年,在此举中不难看出那种要以任何方式将“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展示为一个更为成熟的学术组织的努力。虽然说,将那种视艺术是“感知的非自动化”的学说(也就是什克洛夫斯基的学说)称为“拙劣的平庸无味的话”,而将形式论学派的孕生绝对地与看取文学的语言学视角相联系,罗曼·雅各布森并未直接声明他个人的优先权,毫无疑问,他个人对此还是确信不疑的。

上述倾向在另一些西方学者的论述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譬如,罗曼·雅各布森的最为亲密的合作者之一——克里斯蒂娜·泼沫斯卡在其论述形式论学派与其诗歌界氛围的那本书里,甚至在论及未来主义时也不征引什克洛夫斯基早期的著述。在这一视域中,连艺术中的“手法”这一形式论学派的概念,依克里斯蒂娜·泼沫斯卡之见,也仅仅是罗曼·雅可布森一手建构的。更有甚者,在克里斯蒂娜·泼沫斯卡和拉迪斯拉夫·马特伊卡于1971年编选的那部美国版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文选中,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的《艺术即手法》一文根本就未曾被收入。

不过,大多数欧洲研究者仍然还是将形式论学派的孕生首先同“奥波亚兹”的史前史与形成联系在一起,将这一运动的开端日期标定在1914年——正是《词语的复活》面世之年,而将列夫·雅库宾斯基最初的论述,以及什克洛夫斯基的《未来主义的前提》与其《艺术即手法》均纳入早期形式论的轨道。涅纳塔·拉赫曼,《维克多·什克洛夫斯的奇异化与新视像》一文的作者,就是这样做的。I.阿姆布罗乔在他那本《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与先锋派》中,也同意这一看法。而列昂·罗贝尔则在已经提及的《诗学行动》这份杂志上直接写道:“形式论学派自1914年形成……可以看成是‘奥波亚兹’——尽管这一团体那时尚未组建——之‘第一号’的第一份出版物——就是什克洛夫斯基1914年推出的那本小册子”。

L.波尔曼也持同样的观点:“什克洛夫斯基在形式论学派中乃是开路人和早期(1914-1817)的理论家”。瑞典的那部《形式与结构》文选编选者的立场是有典型意味的。在形式论学派的奠基者是谁这一问题上,本格特·伦德贝格与库尔特·阿斯佩林是犹豫不决的。尽管在前言中形式论学派成员名单由罗曼·雅各布森领头,在文本中被置于首位的则是《艺术即手法》,这篇文章比罗曼·雅各布森的《最新的俄罗斯诗歌》领先整整六年。

早期形式论学派的心理—语言学的阐释与纯文学的阐释这两者之间相对而言的差别,是有一定的学术意义的。对形式论学派渊源的批评观念正是取决于这一差别。

克里斯蒂娜·泼沫斯卡在考察“诗语的含混”与对标准的偏离这些思想的起源时,谈论到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音位学和早期的谢尔巴的语言学(继维克多·埃利希之后,克里斯蒂娜·泼沫斯卡也论及形式论学派曾向费迪南·德·索绪尔、E.西维尔斯⑤和F.萨然⑥学习,也曾向E.胡塞尔、O.瓦尔采尔、H.杜贝利乌斯、W.詹姆斯、V.温德尔班德与V.狄尔学习,在俄罗斯传统中则特别突出波捷勃尼亚和安德烈·别雷)。

在涅纳塔·拉赫曼的论文中,开出的则是迥然不同的另一串名字。作者征引了一大批西方的研究著述,指出“奇异化”思想的萌芽首先见之于作家本身——从中世纪与浪漫派到列夫·托尔斯泰——最终追溯到亚里士多德⑦。比起维克多·埃利希,涅纳塔·拉赫曼更为准确地解说了文学中“奇特化”效果之普遍的可能性。她并不认为“陌生化”原则和“奇异化”原则绝对地是现代主义的,也不像维克多·埃利希那样把布莱希特的“陌生化”归结为“创建舞台与观众之间的距离”。通过对列夫·托尔斯泰、柏格森、布莱希特的考察,这一点在涅纳塔·拉赫曼心目中便十分明了。只是到了什克洛夫斯基笔下,新视象这一概念才全然是心理学的、感觉论的,而不是世界观的。然而,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不难发现,在涅纳塔·拉赫曼看来,什克洛夫斯基的“奇异化”与“新视象”并不是语言学真实之感觉论的变体,而首先是艺术思想——在文学本身的材料上所形成的艺术思想之感觉论的变体。I.阿姆布罗乔大体上也是这样看待这一问题的。他对那种将形式论学说的起源看成是“纯粹的”、排斥智力的“视象”的观点加以拓展,而将早期什克洛夫斯基的那些口号与浪漫派和象征派、柏格森和克罗齐的哲学相对比,而不是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索绪尔、谢尔巴等人的发现相对比。

而且,也并不是所有的研究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西方批评家都同意维克多·埃利希的这一观点,即形式论学派引领科学走向对方法论上是错误的将形式与内容加以截然区分的拒弃⑧。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其评述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文章中强调的却是恰恰相反的东西:由形式论学派所实现的形式与内容的脱离。朱丽叶·克里斯蒂娃也认为形式论是一种无根基的学说,由于对形式过度夸大的关注而丧失自己真正的精神对象。这些研究者否定形式论有演变成一种有分量的文化学说的能力。在他们心目中,这样一种有分量的学说乃是结构主义,由弗洛伊德理论与最新的转换语言学所丰富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并不是形式主义的延续,而是与它的断裂。尽管形式主义在许多方面正是准备了结构主义的形成⑨。

最后,对于维克多·埃利希和在他之后的伊瓦·托姆逊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与“新批评”之方法论上的对比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在西方批评界也有人不认可那是令人信服的⑩。

不过,西方批评界论及早期的形式论学派的文学学视界之局限性时所提出的那些修正意见,却使人更好地感觉到: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史上的第一个阶段在引起一种特别的兴趣。这一阶段对于西方批评界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科学性”,而是在于它是现代主义美学纲领的表达,即诚如维克多·埃利希所言,“与其说是对文学理论的贡献,毋宁说是俄罗斯未来派的赞歌”(11)。尽管英国批评家A.舒克曼断言,文学中的形式主义与文学学中的形式主义这两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12),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批评论述与俄罗斯未来派的形式主义的诗歌之间的关联,在西方还是到处都被认可的。形式论学派不仅曾经利用俄罗斯现代主义诗歌的材料,而且也曾经鼓励它在形式主义道路上发展。

根据汉斯·甘特尔(一如维克多·埃利希和尤里·施特里特)的观点,“形式论学派那种富有挑战意味的反传统”本身“就暴露了他们与文学和艺术中的先锋派的亲近”。西德版赫列勃尼科夫作品的书评者也谈到,未来派对于形式论学派乃是不可或缺的、极为宝贵的材料。由于这一点,在雅各布森1921年论赫列勃尼科夫的文章中——那篇聚焦于“原本的词语”与文学的自主自治的文章中,“文本与理论之罕见的贴切”被达到了。依克里斯蒂娜·泼沫斯卡之见,形式论学派——“文学中未来主义运动专有的产品”,而“未来派——则是奥波亚兹学派的一个直接的模型”。最后,据理查德·谢尔顿——将《动物园》译成英文的美国翻译家与注释者——那个极端的见解:“奥波亚兹”本身就是语言学家和未来主义者的联合体,它是由什克洛夫斯基于1914年建立起来的(正是在1914年,而不是在1916年,甚或更晚,像罗曼·雅各布森所断言的那样)。

在这一视域中指出下列情形是重要的:那些专门探讨形式论学派的著述都将注意力集中于其未来派的文学基地、部分地也集中到对别雷与勃留索夫的诗学思想的接受上,与此相对照,以俄罗斯现代主义美学为对象的“综合性”研究,能成功地得出更为丰富的结论。

其实,在同象征主义展开论争之际,在对被看成是“象征主义的旁门左道”的阿克梅派加以鄙视之际,形式论学派——以最新的一些西方研究的观点来看——从这两个流派的学说与实践中拿去的东西要比它自身有意要的多得多。而考虑到即便在未来派那儿那种同象征派的对抗也并不是那么绝对的这一事实,形式论学派与整个俄罗斯现代主义的美学探索之间的关联就变得愈加明显了。

重击象征派美学——以I.阿姆布罗乔之见——对于形式论学派而言,乃是要为未来派的解放词语去开辟道路所必需的。可是,形式论学派同俄罗斯象征派还保持着直接的方法论上的关联。在对俄罗斯现代主义美学最新的“综合性研究”的进程中,这一点已被阐明:形式论学派从别雷那儿接受的,不仅仅是节奏与音步的对立,而且还有对诗中的音响“被赋予情感色调”的关注。得到确定的还有,在艺术语言的自主自治上象征派也是形式论学派的先驱。而在对那种过度负载着比喻的诗歌语言的批评中,在对那种视诗歌为“匠艺”之口号的宣传中,在对象征派的哲学与神秘论之执著的疏远中,形式论学派曾经追随的不仅是未来派,而且也有阿克梅派。最后,在对未来派的毁坏形象、冲淡形象这一理念的论证中,形式论学派立足于其上的——按照K.泼沫斯卡与I.阿姆布罗乔的观点——既有立体派又有印象派。

作为多种现代主义探索之高峰的形式论学派在美学上竟有如此广阔的视野,这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学乃意味着对形式论学派的优越性的一种认定——对它相对于其同时代所有其他的文学—美学学说所具有的优越性的一种认定。形式论学派在俄罗斯——依照西方批评界的评价——合乎逻辑地完成了现代主义形成之“革命的”进程,现代主义还在其象征主义的阶段就“给已然衰落的现实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奥波亚兹’产生于欧洲反实证主义的叛逆浪潮之中……这一叛逆,同那种用机械的因果论术语分析文学的做法决裂了”——克里斯蒂娜·泼沫斯卡这样写道。革命的时代完全能替“奥波亚兹的那些言论上的乖张不逊的极端”作辩护——维克多·埃利希和尤里·施特里德都是持如是观。通过坚定不移地“扫荡现实主义的逼真性标准”(维克多·埃利希语)和肯定文学的自主自治,形式论学派为文学的发展开辟出唯一正确的道路(L.波尔曼语)。最后,据西方批评界的观点,形式论学派“以雄赳赳的反马克思主义运动而开场”,乃是对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的“教条主义的”基础的撼动。荷兰批评家尧里斯·诺泰在其题为《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73)的文章中,欢迎吕西安·戈德曼那种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太凯尔》团体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而尤其执著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学视界依然为“形式主义那些富有成果的思想”所丰富。尤里·施特里特也是以满意的口吻指出,一大批当代欧洲研究者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转向形式主义。

注释:

①本文因原文是俄文,故在格式上与其他稿件略有不同。

②对这本书的述评,参见雅·埃里斯贝尔格:《意识形态斗争与资产阶级文学理论的衰落》,(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95—107页。

③《泰凯尔》,法国文学期刊(1960-1982年),以该期刊为中心形成的文学家团体,是先锋派文学理论重镇,在文学批评中力主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译者注

④“奥波亚兹”即“诗语研究会”。——译者注

⑤E.西维尔斯(Eduard Sievers,1850-1932),德国语言学家,著有《语音学基础》。——译者注

⑥F.萨然(Franz Ludwig Saran,1866-1931),德国语言学家。——译者注

⑦韦勒克与沃伦在1949年的《文学理论》中就指出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的笔下对“奇异化”效果的追求。

⑧早在维克多·埃利希之前,韦勒克与沃伦在1949年的《文学理论》中就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探索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lavic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1960, N 3; M. Bachtine. La Poetique de Dostoievski. pp.6-7;依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和朱丽叶·克里斯蒂娃以及罗兰·巴特之见,形式论是忽视内容的,而内容本身则应当被加以积极的形式化。在列维一施特劳斯看来,“形式论,取其小分量,会疏远具体性,取其大分量,则会回归于具体性”(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lavic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1960, N 3, p. 123)。

⑩英国批评家詹·斯密特(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1973,N 125)和德国文学学家尤里·施特里特(Texte der russischen Formalisten, vol.1)都从不同的视角对维克多·埃利希和伊瓦·托姆逊的观点进行了质疑。

(11)在为我们所知的著述中,只有尤里·施特里特为德文版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文本》所写的序言坚持认为,成熟的形式论学说的所有胚胎已经蕴含于“新视象”、“奇异化”、“手法”、“令感知艰深化的形式”的理论之中,而义无反顾地遵循“奇异化”这一方法论取向最终便合乎逻辑地铸就那种灵活的文学演变理论。

(12)以A.舒克曼之见,只是诗歌界的形式主义确实是为了形式而漠视内容,文学批评中的形式主义则是将内容作为形式来考量的,绝没有抛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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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京)2008年2期第244~254页,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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