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进:马华旅台小说家笔下的原乡书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9 次 更新时间:2019-10-30 00: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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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进  

   内容提要:马华旅台作家是台湾文学中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其中又以小说创作为其最重要的成就。这些小说家身为华人的后裔,出生于马来西亚,大学留学在台湾,成名和就业也在台湾,可以说他们很好地融入台湾社会中。身处异地的小说家们笔下总有着挥散不去的原乡书写,本文以华语文学中的原乡概念入手,以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主要作品为对象,分析他们对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三个华人聚居地的原乡情结,全面和细致地展示马华旅台小说家们的身份认同和创作精神,为我们研究世界华文文学提供一个复杂而生动的研究个案。

   关 键 词:马华旅台作家  原乡书写  国族认同

  

   何谓“原乡”?原乡在台湾社会经常被采用,应是从原道、原儒、原人等文化概念中借鉴而来。第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原乡意识的文学概念是鲁迅提出的“乡土文学”。①这种“乡土文学”指那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着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从台湾文学谱系来看,“原乡”可追溯到钟理和的《原乡人》,其中有一段对话,当主人公问奶奶“原乡在哪边?是不是很远?”奶奶答:“在西边,很远很远;隔一条海,来时要坐船。”在小说中,“原乡”指的是“中国”,原乡人即是“中国人”,其中的“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②一句广为流传。齐邦媛指出,“李永平笔下的吉陵镇,是一个模糊、无法找到具体定位的地域,评者认为吉陵是华南、台湾、南洋的综合;有人则视为一个中国小镇的塑像。我想,李永平创作《吉陵春秋》时应未去过大陆,他对中国的想象纯然是文化性的。也许尚有侨居地的影子。”③王德威认为,“1990年代的台湾喧哗骚动,在一片后殖民、后现代的论述风潮中,李永平大可以成为正面或反面教材,好好被解读一番。这位来自南洋的‘侨生’,落籍台湾,却一心向往中国。但他心目中的中国与其说是政治实体,不如说是文化图腾,而这图腾的终极表现就在方块字上。李对中文的崇拜摩挲,让他力求在纸上构筑一个想象的原乡,但在这个文字魅影的城国里,那历史的中国已经暗暗地被消解了。……我认为李永平当然是台湾作家。因为台湾,他的文字事业得以开展;也因为台湾,他的原乡——不论是神州还是婆罗洲——才有意义可言。”④这一切都展示着“原乡书写”中所蕴藏的复杂而多重的文学阐释空间。

   无论是鲁迅、钟理和还是齐邦媛、王德威,他们关于“故乡”“乡土”和“原乡”的阐释都强调着离开故乡后,作家们对故乡的记忆与书写。因此“原乡书写”至少具有两个特征:一、作家必须离开故乡,产生一种在地与故乡之间的距离感;二、作家的笔调是记忆、缅怀式的,很多时候满寓着乡愁。本文论及的旅台小说家有潘雨桐(1937-)、李永平(1947-2017)、商晚筠(1952-1995)、张贵兴(1956-)和黄锦树(1967-),他们代表着马华旅台小说家目前所取得的成就。⑤从旅台小说家的身份出发,他们离开故乡马来西亚,从台湾(虚拟的局外人)的眼光对马来西亚进行书写,这种书写过程中的距离感,造就了他们的小说想象与真实大马之间的缝隙与差异。又因为他们马来西亚华人身份,他们血缘中斩断不了与中国(无论是实在的中国,还是文化层面上的中国)现实和历史的关系,这样决定了他们的原乡书写,除对祖国大马的想象之外,还有对中国这一“原乡”的书写。这些作家有的选择定居台湾,如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有的回到马来西亚,如潘雨桐、商晚筠,但无论是作为漂流异地的留台生,还是离散异地的“外劳”(钟怡雯语),或是落籍异地的“华侨”,他们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对“原乡”的书写,以及对中国和对大马两种层面上的原乡情怀与国族记忆,这些都使得他们作品的书写方式和精神谱系在华语语系文学的阵营中显得独树一帜。

  

   一、大陆想象和文化中国:对中国的原乡书写

  

   马华旅台作家群对中国的原乡书写,有很强的学院派特点。谈到他们的学院式知识体系,我们必须谈到台湾大学教育对他们的影响。台湾自1950年代中期开始有美援,为了争取海外华人对民国政府支持,积极推动侨生政策,“侨生就读国立大专可享学杂费减免等优惠,早年由于海外华人升学管道不多,费用相对低廉的台湾成为华人子弟的重要升学地方。近年每年有约三千多名侨生到台湾求学,其中大马、澳门和香港是重要来源地。五十多年侨生总数估计超过十五万人。”⑥据台湾“教育部”统计处最新资料,2009年台湾外籍生(含交换生、华语文学生、侨生)数量为26184人,而“2009年国际学生中,东南亚学生超过六成,就读大学部和硕士者,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排名前三。”⑦近几年来,台湾经济一直在滑坡,无力增加经费,同时中国大陆政府也提供了丰厚的留学基金,再加上马来西亚成立的拉曼大学(本科,地处霹雳州金宝镇)、韩江学院(专科,地处槟城)、新纪元学院(专科,地处吉隆坡加影地区)和南方大学学院(专科,地处柔佛州新山市)都设有中文系或者中文课程,所以,这几年来,留华的马来西亚学生越来越多,留台的学生数量日趋减少。

   马来西亚建国以来,国家的教育制度明显存在种族歧视和教育资源不公的问题。旅台作家选择留学台湾,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此。选择中文系或者外文系很多时候都是随缘,只要有台湾奖学金,他们就毫不犹豫地离马赴台。钟怡雯曾自述碰巧读了中文系,黄锦树甚至对中文系教育感到不适应,在他们骨子里,能够离开“二等公民”的故国(马来西亚)是最重要的。⑧但正是这种际遇,造就了他们与台湾、与中华文化的文学缘分。黄锦树曾言是台湾的文学奖让他找回文学自信,其他作家都曾获得过台湾各大文学奖,王德威就曾指出台湾文坛成就了李永平。⑨而早在1980年代,台湾文坛就开始注意到留台/旅台作家的创作实绩,李昂曾说:“我对马来西亚一直都有好感,因为有两位马来西亚作家在台湾的表现,使台湾作家甚至是亚洲作家在很多方面都望尘莫及,他们就是李永平和商晚筠。他们的小说人物虽然是地域性的,如商晚筠的《痴女阿莲》和李永平写的马来女人,但因小说的艺术层次很高,当我们读时,并不太觉得是在写我们完全不熟悉的地方。”⑩另外,蔡源煌、王文兴之于商晚筠,颜元叔、余光中、齐邦媛之于李永平,王德威、苏伟贞之于张贵兴,王德威、朱天心之于黄锦树,台湾学人都对这些作家表示欣赏和鼓励。值得指出的是马华旅台生的先行者,如林绿、陈鹏翔、李有成等文学前辈,与他们或师或友的关系,如为后辈作序、撰文,也帮助和指导着他们的成长。

   通过台湾学院系统的教育,旅台小说家普遍对中华文化产生兴趣,或对文字的喜欢(李永平),或对章太炎的研究(黄锦树),或对佛教的借鉴(商晚筠),或对唐诗意境的模拟,书卷本色当行(潘雨桐)等,综观他们的创作,其笔下的中国原乡分两个层面:一种是对实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常以共产、专制的形象出现。这个层面上的书写,基本上流于意识形态化,原因源自海峡两岸意识形态的隔膜,也与他们在台湾所受的教育有关,代表作有李永平的《海东青》、黄锦树《鱼骸》等,书写的都是道听途说的专制中国的原乡印象。另一种是理想中的文化中国,其创作更多的是对中华文化的书写。唐君毅曾这样归纳文化中国的含义:“中华民族飘落在世界各地的花果,在各地逐渐生根长叶者。但只在各地生根长叶,而忘其本原,不更回念其本原,而对其本原有所尽责,则是一精神上的大危机。……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人的文化之中国。”(11)李永平也自陈:“我只是不喜欢别人用马华作家来称呼我,我根本不是。很多人问我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还是马来西亚人,我干脆回答说我是广东人。” (12)华人从15世纪的马六甲王朝就开始移民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地区保留中国文化传统最多的国家。留台/旅台小说家笔下都有着对中华传统遗存的描写,如商晚筠《林容伯来晚餐》、张贵兴《最初的家土》,对父辈的书写,坚忍的父辈形象,何尝又不是对华人先辈人格的镂刻呢?除了以上的两个总特点,五位旅台小说家因留台时代不同,他们对中国(中华)的原乡书写面向有着自己的特点。

   第一种是李永平式的文化(文字)中国形象,其笔下的中国原乡幻化为“海外仙山”(余光中语)。长篇代表作《海东青》中,“海西”乃中国大陆,“海东”乃台湾,“海东青”指的是孙中山。李永平擅长在汉字使用上表达自己的文化观,炼字着了魔。一是故意用繁体字、难检字。如人物姓名上,朱家三姐妹,大姐朱鹂、二姐朱燕、小妹朱鸰。学生姓名也很繁,如周碞;亚星的妹妹亚霙、郎将军四女一子:郎纨、郎絖、郎緰、郎绗和郎絅。纵观李永平一生,这种对汉字的喜爱,源自童年殖民地的经验,也是对西方殖民者污蔑汉族文字的反抗:

   记得小时候在南洋读书,学校的艾修女三不五时就端整起脸容,柔声告诫孩子们:支那的文字是撒旦的符号(罗神父说得更妙!方块字是撒旦亲手绘制的一幅幅东方秘戏图,诡谲香艳,荡人心魄——秘戏图是什么玩意儿?就是春宫图嘛),而撒旦就是魔鬼,而魔鬼就是钻进伊甸园诱骗夏娃的那条蛇,所以孩子们,尤其是华人子弟,千万要远离支那方块字的诱惑哦,切记切记。三令五申,这种话我们小学生听多了,半夜会做噩梦,看见那万千个方块字突然间幻变成一群龙蛇怪兽,张牙舞爪,朝向我们直扑过来,把我们吞咽进血盆大口……后来我到台湾读大学,听颜元叔老师说,在西方人心目中汉字是一种图腾。

   李永平自陈,“面对一窗华灯写小说,我摊开一迭稿纸,搜索枯肠,翻遍字书,试图用手上那枝沉重无比、自认负载着神圣使命的笔,捕捉台湾灯火丛中闪现的一幅幅诡谲的支那图腾,设法透过各种文学途径——诸如象征、典故、文字意象、叙事结构——进入其中隐藏的神秘洞天,将讯息捎出来呈现给读者,只是,不幸,却因此一头坠入了文字障,竟致不能自拔越陷越深,《海东青》这则寓言写到后来,不知怎的竟建构出一座巨大的文字迷宫,而我这个‘小说家’竟也像雅典名匠戴达鲁士,在作品完成后,蓦然惊觉,发现自己被囚禁在自己创造的迷宫中,必须付出惨重代价才得以逃脱。” (13)李永平小说中充满着一种“文字化”了的意识形态。难怪王德威指出其代表作《海东青》和《朱鸰漫游仙境》,在“中国文字的夹缠猥靡和文字中国的深情款款形成巨大落差。这两本作品不宜仅以文字奇观对待,也应该让我们深思欲望书写和国族想象间的复杂关系”。 (14)

第二种是潘雨桐笔下古典意境的文化中国意蕴。在《纽约春寒》《烟锁重楼》等作品中,潘雨桐对留美学生情感生活的展示,充分表达出他“在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下,他常常会在功利、爱家、爱国以及血源问题中徘徊,那种隐隐中的矛盾,不是一时之间能了断;而复杂的人性,最难探讨,错综复杂中,常常造就了许多无可奈何”的情感特点。(15)潘雨桐受琼瑶小说影响很大,他本住在马来西亚柔佛的龟咯(Kukup),“不过,潘雨桐却把龟咯称做闺阁,或许这个称呼更符合于潘雨桐的恬淡性格”。 (16)琼瑶的“一帘幽梦”出自秦观的《八六子》中一句“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 (17)值得注意的是,潘雨桐的小说集名“因风飞过蔷薇”“昨夜星辰”分别来自黄庭坚的《清平乐》中一句:“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和李商隐《无题》中一句“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小说《天凉好个秋》反写着琼瑶《一帘幽梦》中的费云帆、汪紫菱的浪漫爱情,潘雨桐的仿写中有着琼瑶式的纯情叙事,但具体到小说中就不一样了,这篇小说少了普罗旺斯薰衣草营造的“一帘幽梦”,除了一点偷情的刺激,其他的直接置换成现实故事,反映着在生活重压下挣弹不得的情感。(18)小说中留美女硕士束庆怡一直坚守着自己对婚姻的信念,她不能接受“周遭的洋妞,快快乐乐的结婚去,悲悲戚戚的离婚了,把两者之间的鸿沟,随意跨越,而后带着小孩,念书做事,或是又找了个男人,一样娇艳如春花,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她是服了。”在学业上她也并不如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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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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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长江学术》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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