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进:马华旅台小说家笔下的原乡书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92 次 更新时间:2019-10-30 00:45

进入专题: 马华旅台作家   原乡书写   国族认同  

金进  

内容提要:马华旅台作家是台湾文学中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其中又以小说创作为其最重要的成就。这些小说家身为华人的后裔,出生于马来西亚,大学留学在台湾,成名和就业也在台湾,可以说他们很好地融入台湾社会中。身处异地的小说家们笔下总有着挥散不去的原乡书写,本文以华语文学中的原乡概念入手,以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主要作品为对象,分析他们对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三个华人聚居地的原乡情结,全面和细致地展示马华旅台小说家们的身份认同和创作精神,为我们研究世界华文文学提供一个复杂而生动的研究个案。

关 键 词:马华旅台作家  原乡书写  国族认同


何谓“原乡”?原乡在台湾社会经常被采用,应是从原道、原儒、原人等文化概念中借鉴而来。第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原乡意识的文学概念是鲁迅提出的“乡土文学”。①这种“乡土文学”指那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着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从台湾文学谱系来看,“原乡”可追溯到钟理和的《原乡人》,其中有一段对话,当主人公问奶奶“原乡在哪边?是不是很远?”奶奶答:“在西边,很远很远;隔一条海,来时要坐船。”在小说中,“原乡”指的是“中国”,原乡人即是“中国人”,其中的“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②一句广为流传。齐邦媛指出,“李永平笔下的吉陵镇,是一个模糊、无法找到具体定位的地域,评者认为吉陵是华南、台湾、南洋的综合;有人则视为一个中国小镇的塑像。我想,李永平创作《吉陵春秋》时应未去过大陆,他对中国的想象纯然是文化性的。也许尚有侨居地的影子。”③王德威认为,“1990年代的台湾喧哗骚动,在一片后殖民、后现代的论述风潮中,李永平大可以成为正面或反面教材,好好被解读一番。这位来自南洋的‘侨生’,落籍台湾,却一心向往中国。但他心目中的中国与其说是政治实体,不如说是文化图腾,而这图腾的终极表现就在方块字上。李对中文的崇拜摩挲,让他力求在纸上构筑一个想象的原乡,但在这个文字魅影的城国里,那历史的中国已经暗暗地被消解了。……我认为李永平当然是台湾作家。因为台湾,他的文字事业得以开展;也因为台湾,他的原乡——不论是神州还是婆罗洲——才有意义可言。”④这一切都展示着“原乡书写”中所蕴藏的复杂而多重的文学阐释空间。

无论是鲁迅、钟理和还是齐邦媛、王德威,他们关于“故乡”“乡土”和“原乡”的阐释都强调着离开故乡后,作家们对故乡的记忆与书写。因此“原乡书写”至少具有两个特征:一、作家必须离开故乡,产生一种在地与故乡之间的距离感;二、作家的笔调是记忆、缅怀式的,很多时候满寓着乡愁。本文论及的旅台小说家有潘雨桐(1937-)、李永平(1947-2017)、商晚筠(1952-1995)、张贵兴(1956-)和黄锦树(1967-),他们代表着马华旅台小说家目前所取得的成就。⑤从旅台小说家的身份出发,他们离开故乡马来西亚,从台湾(虚拟的局外人)的眼光对马来西亚进行书写,这种书写过程中的距离感,造就了他们的小说想象与真实大马之间的缝隙与差异。又因为他们马来西亚华人身份,他们血缘中斩断不了与中国(无论是实在的中国,还是文化层面上的中国)现实和历史的关系,这样决定了他们的原乡书写,除对祖国大马的想象之外,还有对中国这一“原乡”的书写。这些作家有的选择定居台湾,如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有的回到马来西亚,如潘雨桐、商晚筠,但无论是作为漂流异地的留台生,还是离散异地的“外劳”(钟怡雯语),或是落籍异地的“华侨”,他们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对“原乡”的书写,以及对中国和对大马两种层面上的原乡情怀与国族记忆,这些都使得他们作品的书写方式和精神谱系在华语语系文学的阵营中显得独树一帜。


一、大陆想象和文化中国:对中国的原乡书写


马华旅台作家群对中国的原乡书写,有很强的学院派特点。谈到他们的学院式知识体系,我们必须谈到台湾大学教育对他们的影响。台湾自1950年代中期开始有美援,为了争取海外华人对民国政府支持,积极推动侨生政策,“侨生就读国立大专可享学杂费减免等优惠,早年由于海外华人升学管道不多,费用相对低廉的台湾成为华人子弟的重要升学地方。近年每年有约三千多名侨生到台湾求学,其中大马、澳门和香港是重要来源地。五十多年侨生总数估计超过十五万人。”⑥据台湾“教育部”统计处最新资料,2009年台湾外籍生(含交换生、华语文学生、侨生)数量为26184人,而“2009年国际学生中,东南亚学生超过六成,就读大学部和硕士者,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排名前三。”⑦近几年来,台湾经济一直在滑坡,无力增加经费,同时中国大陆政府也提供了丰厚的留学基金,再加上马来西亚成立的拉曼大学(本科,地处霹雳州金宝镇)、韩江学院(专科,地处槟城)、新纪元学院(专科,地处吉隆坡加影地区)和南方大学学院(专科,地处柔佛州新山市)都设有中文系或者中文课程,所以,这几年来,留华的马来西亚学生越来越多,留台的学生数量日趋减少。

马来西亚建国以来,国家的教育制度明显存在种族歧视和教育资源不公的问题。旅台作家选择留学台湾,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此。选择中文系或者外文系很多时候都是随缘,只要有台湾奖学金,他们就毫不犹豫地离马赴台。钟怡雯曾自述碰巧读了中文系,黄锦树甚至对中文系教育感到不适应,在他们骨子里,能够离开“二等公民”的故国(马来西亚)是最重要的。⑧但正是这种际遇,造就了他们与台湾、与中华文化的文学缘分。黄锦树曾言是台湾的文学奖让他找回文学自信,其他作家都曾获得过台湾各大文学奖,王德威就曾指出台湾文坛成就了李永平。⑨而早在1980年代,台湾文坛就开始注意到留台/旅台作家的创作实绩,李昂曾说:“我对马来西亚一直都有好感,因为有两位马来西亚作家在台湾的表现,使台湾作家甚至是亚洲作家在很多方面都望尘莫及,他们就是李永平和商晚筠。他们的小说人物虽然是地域性的,如商晚筠的《痴女阿莲》和李永平写的马来女人,但因小说的艺术层次很高,当我们读时,并不太觉得是在写我们完全不熟悉的地方。”⑩另外,蔡源煌、王文兴之于商晚筠,颜元叔、余光中、齐邦媛之于李永平,王德威、苏伟贞之于张贵兴,王德威、朱天心之于黄锦树,台湾学人都对这些作家表示欣赏和鼓励。值得指出的是马华旅台生的先行者,如林绿、陈鹏翔、李有成等文学前辈,与他们或师或友的关系,如为后辈作序、撰文,也帮助和指导着他们的成长。

通过台湾学院系统的教育,旅台小说家普遍对中华文化产生兴趣,或对文字的喜欢(李永平),或对章太炎的研究(黄锦树),或对佛教的借鉴(商晚筠),或对唐诗意境的模拟,书卷本色当行(潘雨桐)等,综观他们的创作,其笔下的中国原乡分两个层面:一种是对实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常以共产、专制的形象出现。这个层面上的书写,基本上流于意识形态化,原因源自海峡两岸意识形态的隔膜,也与他们在台湾所受的教育有关,代表作有李永平的《海东青》、黄锦树《鱼骸》等,书写的都是道听途说的专制中国的原乡印象。另一种是理想中的文化中国,其创作更多的是对中华文化的书写。唐君毅曾这样归纳文化中国的含义:“中华民族飘落在世界各地的花果,在各地逐渐生根长叶者。但只在各地生根长叶,而忘其本原,不更回念其本原,而对其本原有所尽责,则是一精神上的大危机。……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人的文化之中国。”(11)李永平也自陈:“我只是不喜欢别人用马华作家来称呼我,我根本不是。很多人问我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还是马来西亚人,我干脆回答说我是广东人。” (12)华人从15世纪的马六甲王朝就开始移民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地区保留中国文化传统最多的国家。留台/旅台小说家笔下都有着对中华传统遗存的描写,如商晚筠《林容伯来晚餐》、张贵兴《最初的家土》,对父辈的书写,坚忍的父辈形象,何尝又不是对华人先辈人格的镂刻呢?除了以上的两个总特点,五位旅台小说家因留台时代不同,他们对中国(中华)的原乡书写面向有着自己的特点。

第一种是李永平式的文化(文字)中国形象,其笔下的中国原乡幻化为“海外仙山”(余光中语)。长篇代表作《海东青》中,“海西”乃中国大陆,“海东”乃台湾,“海东青”指的是孙中山。李永平擅长在汉字使用上表达自己的文化观,炼字着了魔。一是故意用繁体字、难检字。如人物姓名上,朱家三姐妹,大姐朱鹂、二姐朱燕、小妹朱鸰。学生姓名也很繁,如周碞;亚星的妹妹亚霙、郎将军四女一子:郎纨、郎絖、郎緰、郎绗和郎絅。纵观李永平一生,这种对汉字的喜爱,源自童年殖民地的经验,也是对西方殖民者污蔑汉族文字的反抗:

记得小时候在南洋读书,学校的艾修女三不五时就端整起脸容,柔声告诫孩子们:支那的文字是撒旦的符号(罗神父说得更妙!方块字是撒旦亲手绘制的一幅幅东方秘戏图,诡谲香艳,荡人心魄——秘戏图是什么玩意儿?就是春宫图嘛),而撒旦就是魔鬼,而魔鬼就是钻进伊甸园诱骗夏娃的那条蛇,所以孩子们,尤其是华人子弟,千万要远离支那方块字的诱惑哦,切记切记。三令五申,这种话我们小学生听多了,半夜会做噩梦,看见那万千个方块字突然间幻变成一群龙蛇怪兽,张牙舞爪,朝向我们直扑过来,把我们吞咽进血盆大口……后来我到台湾读大学,听颜元叔老师说,在西方人心目中汉字是一种图腾。

李永平自陈,“面对一窗华灯写小说,我摊开一迭稿纸,搜索枯肠,翻遍字书,试图用手上那枝沉重无比、自认负载着神圣使命的笔,捕捉台湾灯火丛中闪现的一幅幅诡谲的支那图腾,设法透过各种文学途径——诸如象征、典故、文字意象、叙事结构——进入其中隐藏的神秘洞天,将讯息捎出来呈现给读者,只是,不幸,却因此一头坠入了文字障,竟致不能自拔越陷越深,《海东青》这则寓言写到后来,不知怎的竟建构出一座巨大的文字迷宫,而我这个‘小说家’竟也像雅典名匠戴达鲁士,在作品完成后,蓦然惊觉,发现自己被囚禁在自己创造的迷宫中,必须付出惨重代价才得以逃脱。” (13)李永平小说中充满着一种“文字化”了的意识形态。难怪王德威指出其代表作《海东青》和《朱鸰漫游仙境》,在“中国文字的夹缠猥靡和文字中国的深情款款形成巨大落差。这两本作品不宜仅以文字奇观对待,也应该让我们深思欲望书写和国族想象间的复杂关系”。 (14)

第二种是潘雨桐笔下古典意境的文化中国意蕴。在《纽约春寒》《烟锁重楼》等作品中,潘雨桐对留美学生情感生活的展示,充分表达出他“在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下,他常常会在功利、爱家、爱国以及血源问题中徘徊,那种隐隐中的矛盾,不是一时之间能了断;而复杂的人性,最难探讨,错综复杂中,常常造就了许多无可奈何”的情感特点。(15)潘雨桐受琼瑶小说影响很大,他本住在马来西亚柔佛的龟咯(Kukup),“不过,潘雨桐却把龟咯称做闺阁,或许这个称呼更符合于潘雨桐的恬淡性格”。 (16)琼瑶的“一帘幽梦”出自秦观的《八六子》中一句“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 (17)值得注意的是,潘雨桐的小说集名“因风飞过蔷薇”“昨夜星辰”分别来自黄庭坚的《清平乐》中一句:“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和李商隐《无题》中一句“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小说《天凉好个秋》反写着琼瑶《一帘幽梦》中的费云帆、汪紫菱的浪漫爱情,潘雨桐的仿写中有着琼瑶式的纯情叙事,但具体到小说中就不一样了,这篇小说少了普罗旺斯薰衣草营造的“一帘幽梦”,除了一点偷情的刺激,其他的直接置换成现实故事,反映着在生活重压下挣弹不得的情感。(18)小说中留美女硕士束庆怡一直坚守着自己对婚姻的信念,她不能接受“周遭的洋妞,快快乐乐的结婚去,悲悲戚戚的离婚了,把两者之间的鸿沟,随意跨越,而后带着小孩,念书做事,或是又找了个男人,一样娇艳如春花,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她是服了。”在学业上她也并不如意,因为资质一般,“念研究生的而没有创造力,再蛮干也念不出什么特色,而她心里比较宽慰的是,她并没有拿指导教授的研究基金,一切的经费,都是暑假打工,平时兼差弄来的。念不好,也就没亏欠过谁的了。有嘛,就是苦了自己!”在赌场里当“找钱女郎”、在醉琼楼里当服务生,在辛苦的工作中,束庆怡根本无心经营自己的感情,与男友宋家陵的爱情在艰辛的生活中成了一种负累,经不起折磨与长跑,只能死掉。守身如玉的她并没有遇到理想中的爱情,在父亲重病急需治疗费的情况下,被媒婆介绍给大她二十多岁的醉琼楼老板,心中只能悲叹:“这些年来,看多了,什么叫现实,什么叫无奈,多多少少都体验着了。过些日子,总有个决断的——而现在,不就有了决断吗?”华族伦理、传统道德、婉约意境在潘雨桐的小说中具体化成一个个鲜明的人物,他们身上所带有的文化符码可说是潘雨桐对文化中国的一种原乡情感的投射。

第三种是张贵兴笔下寻根式的中国原乡书写,他更偏向在文本世界中重构华人的南洋历史,寻找和回溯中国与南洋华人的血缘关系。《顽皮家族》每一章以一学生小作文为导引,正文部分再开始展开故事,形式很有特点。张贵兴选择了有别于官方历史叙事的民间视角,“书上说的甚么华侨血泪史仿佛成了谎言。我感到有趣。……如果被杀的猪也知道如何快乐地死去,活着的猪为什么不能快乐地活着呢?于是我决定用我的小笔,给我的家乡和亲人写一点故事。”言语中对民间生命力的尊敬殷殷相切。(19)家族故事置放在蛮荒未开的婆罗洲,其中交织着海盗与父母之间的恩怨情仇、父亲身怀的武林绝技、婆罗洲华人抗日历史等等离奇故事。整个小说呈现出浓厚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那被台风卷来的海盗船、诺亚方舟式漂流的船、初登婆罗洲的除害经历、顽龙的五禽形意术、家族人物的爱恨情仇、雨林抗日的枕戈待旦,每个故事都写得恣意潇洒、情节曲折,让人在魔幻和真实之间摸不到头脑,只记得泼洒在小说中的秾丽传奇。小说中歌颂着花果飘零、落地生根的生命力,以寓言的形式描写华人强韧的生命力:“顽龙发觉自己重复说着的一句话不只是出自自己嘴里,而是同时出自夔家一干顽祖宗凶灵魂。一种遗失子嗣的恐慌使他们在树根上疯狂地做爱,或者是一种情欲的需要,他们在海上已经克制了将近一个月。他们舔着对方脸上的热泪和全身上下的热汗,他们赤裸身子上面吸饱了血的蚊蚋也被他们舔了进去,他们伤口上面的药草和污血也被舔了进去,他们被晒脱的脆皮也被舔了进去。他们的动作肆无忌惮完全不考虑对方伤势,以同等野蛮和力道回馈对方。”而小说中大裤裆那件能够展示盘古和女娲性交过程的魔毯,也彰显着生殖力的重要,一如顽龙的“夔”姓,“夔”是龙的一种,“夔神魅也如龙一足从又象有角手”, (20)又何尝不是对华族生命力的暗示和影射呢?这确实是一本“以‘生殖力’为本,歌颂落地生根的生命追寻”的“寓言”之书。(21)

第四种是商晚筠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追求,这种作品一直贯穿在她的创作之中,如小说集《痴女阿莲》《七色花水》,其中最为明显的一次表达是在遗作《跳蚤》中。这里我们要谈到胡兰成,胡兰成从中国传统文化提炼出东方文化精神,来与西方对话,其中有着他对中国社会、民间及民俗力量的理解,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当年深深地吸引着张爱玲,影响着张爱玲小说中“苍凉”的意境。胡兰成曾这样言说自己的文化境界:“像张骞的乘槎到了银河见一女子,亦不知是织女,而等后年问了严君平知道是织女,他已不能再来了。但这一对面,世上已千年了。” (22)这种禅语给少年朱天文以人生与情感的启蒙,胡兰成的“女人创建文明”的看法也影响着她。(23)胡兰成有一诗“人意烂漫,只向桃花开二分。星辰欲语,潮声不平。舞浦安,歌承庆,女子十五天骄矜”,就是对他所谓的“要学思想,先要懂得美”的注脚。(24)朱天文的名作《荒人日记》就是呼应着胡兰成未竟之作《中国的女人》,其中的感受都是胡氏的启蒙之感:“《荒人日记》里也有很‘自我’、‘任性’的一面:某些观点、思想、感受其实是非常作者化的,或者说,我是借着‘同性恋’的特殊性,表达我对情色爱欲的独特看法:从头到尾可能只有我的人生观、情爱观,与‘共同’‘所有’无关。” (25)《荒人手记》充分满足于胡兰成对青春与美的极致追求,将自己化装成“女子十五”,通过建构一个凄艳的同性恋乌托邦,达到一种时间的停滞与美感的终极体验,最终达到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观念,一如“我们变成马拉美笔下那只绝色天鹅,在冬日寒水里自顾太久终至冰封双足,再也无法挣脱”,书写“时间是不可逆的,生命是不可逆的,然则书写的时候,一切不可逆者皆可逆”的生命永恒。(26)

商晚筠留台期间接触过胡兰成的理论,在《三三集刊》上也有作品发表,对于胡兰成的嫡系弟子朱天文很是欣赏。(27)“绿绿在病发前跟我借了朱天文当年时报小说奖的得奖之作《荒人手记》来读,在马大医院留医期间,她又要我把这本书带去给她读。《跳蚤》写的是同性恋的故事,我不知是否受到这本书的启发,但是她喜欢朱天文的小说,并以朱得奖鞭策自己努力的意图却是很明显的。”(28)在《跳蚤》中,商晚筠对“三三集刊”和《荒人手记》的借鉴走到另外一条路上。首先,胡兰成的禅宗之义被化成小乘佛教的自度。在《跳蚤》中出现的泰国和尚,在诵经吊丧的时候,泰籍和尚所念的是小乘佛教的巴利文《大悲咒》。商晚筠在另一部遗作中也设置了一个许百洲出家的情节,呼应着小说前面出现的那湮没在林中的信奉锡里兰卡佛庙。《跳蚤》中的荣世宁和公孙展双之间的情感,与个人和社会总是纠缠不清,比较起《荒人手记》对同性恋题材的隐喻性运用,商晚筠更多的是强调人物的在世性,主题仍然限制在从社会现实压力的角度,透视自己对同性之爱的痛惜与怜悯之心。“我深信,我们之所以坚持生存的权力,因为我们从中体验到七情六欲的乐趣,活着,再苦难的日子,我们都会给自己的希望加一把信心。”道出了商晚筠未能消解的凡世执着。虽然大乘小乘佛教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逃出轮回,追求解脱,但“南传佛教最有特色的是禅定理论。它把戒、定、慧三学组成了禅定体系,‘戒教为首’,‘定教为中’,‘慧教为上及最后’,三者呈前后递进的关系。修禅者以客观存在的对象为禅定作意的中心,作‘遍作相’,在此基础上摄取客观对象反映到心(大脑)中所形成的影相(又称取相),以后进一步在‘取相’的基础上,于‘心’中作进一步的集中和凝聚的‘安止修习’,从而达到对人生的体认和解脱境界”, (29)这种追求个人自我解脱,主张灰身灭智、证得阿罗汉果作为最高目标的小乘佛教,没有禅宗所属的大乘佛教的大方与解脱,这让商晚筠未完成的两部遗作中主人公在社会现实与性别歧视的重压下,显得格外的不能承受生命之重。(30)这部商晚筠返马后受台湾文学影响下创作的作品,自成一格,但因作者早逝而成文坛的遗憾。

第五种是祛魅式的后现代写法,代表是黄锦树。“对黄而言,马华传统恒以中国性的追求为前提。但在缅怀神州文化,遥想唐山遗产的过程中,‘中国’早已被物化成为一个着毋庸议符号。这一‘中国’符号内蕴两极的召唤:一方面将古老的文明无限上纲为神秘幽远的精粹,一方面又将其简化为充满表演性的仪式材料。‘中国’既缈不可及却又一蹴可几,即是图腾又是商标;折冲其间,马华传统的主体性往往被忽略了。……如何体认中文及中国在马华族群想象中的历史权宜性,善加操作,从而确立马华文化本身的活力及多元面向,成为当务之急。” (31)在黄锦树的新眼光下,中华文化、中国形象被反讽与戏谑着,如《开往中国的慢船》中一群郑和下西洋时留下的中国小孩,寻寻觅觅,流落海岛,居然被回教土著收养而改名换性,从铁牛成为家都拉了,名与实已经不符,时空已经被离散,让人思量这些遗漏的中国小孩,开往中国的航期何时?六百年后的华裔子弟还赶得上么?《大河的水声》里号为“马来亚之虎”的茅芭,影射茅盾和巴金。而茅芭深夜跳湖自尽,则仿写着老舍1966年的太平湖自杀事件。“其实近年中国三流评论家对马华文学的无节制溢美之下,茅芭的声誉早已水涨船高;加上茅芭在本地艺文界的辈分原就不低(年岁比马华文学史还大些),竟成了喧腾一时的盛事。虽然茅芭已高龄八十有几,除了片断、自相矛盾、笔迹涣漫的回忆录之外,也多年没有发表什么作品,也很少在文艺营之类的场合指导后进如何写作了。”了解马华文学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影射意图,小说把马华政党、马华教育界、马华文艺界都置于讽刺之下。《补遗》把南来作家郁达夫也狠狠地涮了一次,“比较遗憾的是,这件宝物身上最珍贵的‘三宝’不见了,一定是某个中药商为了泡酒早早地把它取下了。有的可能还没有被吃掉,目前黑市里有一些传闻,一粒可能还在印度尼西亚,我托当地华人继续找;……中间的那一部分,大概落到贵祖国中药鞭商手里去了;但也有知情者透露已经落到长年隐居美国那位比慈禧太后还长命的女人瑞‘黑山老妖’手上,挖两个洞制成了烟斗,终日眼眯眯陶醉地衔着,冒出来的烟那味道闻过的人都说若是圣母闻了都会沉沦的哟。”《刻背》则把康有为、章太炎、鲁迅也置到了讽刺的地位。这些小说让人读后深深地感到黄锦树的嬉皮士文风,大胆敢言,胡诌乱侃,在调侃中戏谑着中国(文化)。我们不敢苟同黄锦树“我宁愿当个鲁迅式的现代主义者”的自白,(32)但他的嬉皮士式的现代主义写作方式及其背后深广的忧愤,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五位小说家的五个面向,构成了当代旅台小说家对中国这一原乡的情感面向,复杂而精彩。对中国(中华)原乡不论是膜拜式的模仿,还是解构式的批判,都表明这群作家心中原乡对他们的影响。就这样,文化、寻根、现实、狂欢都交织于笔下,最后熔铸成一幅幅中国原乡的风景画卷。


二、情感的疏离与纠葛:对南洋的原乡情结


五位旅台小说家都在台湾受教育,大多落籍台湾,很多人一去就是30年,像李永平更是40多年。对于他们而言,台湾民主自由的学院风气和社会氛围让他们感到亲切和愉快,但马来西亚始终是他们魂牵梦萦的故乡。张贵兴曾这样说:“我祖籍广东,出生在南洋一个大岛上,十九岁时离开出生地到台湾继续我可怜的学生生涯。有时候听到一些罗里罗嗦的流行歌曲,歌者唱着我的故乡如何如何,自己也哀怨自怜地哼几句,忽然就开始怀疑故乡在哪里?那个素未谋面的广东自然不是我的故乡,我住了超过十九年的台湾也不是,当然就只有那个赤道下的热带岛屿了。” (33)这个故乡并不民主,远不理想。马来人执政的政府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种族关系、教育制度、华族文化传承问题上,压制华人族群,华族发展每每被设置了障碍,这些恶劣的印象都牢牢地留在这群离家的作家心中。也正是在这种丑陋的马来西亚现实背景下,在现实与理想的情感纠结中,他们记忆和构造着他们久已离开的马来西亚原乡。

首先是五位作家对大马种族关系的书写。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并存的国家,在3200多万的人口中,有69.1%的马来人、23%的华人和6.9%的印度人及1%其他少数民族。(34)各种族形成了大群居、小聚居的格局,这种混居状态的社会形态是非常有特色的,也是马华作家笔下重要的题材。商晚筠这类的作品有《木屋里的印度人》(1977)、《巫屋》(1977)、《夏丽赫》(1978)等作品,其中《小舅与马来女人的事件》是商晚筠最早发表的中篇小说,也是商晚筠已成作品中最长的小说,约有5.2万多字,最早在1977年7月开始在台湾《中外文学》连载。在这篇小说中,商晚筠通过惯常的小女孩视角去观察因小舅爱上马来女人而引起的乡村风波,小说中阿婆的诅咒与焦虑、小舅的真情与憨直、马来女人的母性与善良、拉曼的童真与稚气、“我”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都搁置在热带橡胶园和北马农村的两点之间,两点连成的在线,展示的是华人与马来人面对异族通婚的不同态度,“此小说是商晚筠写了马来西亚两大民族华族与印度友族后,第一篇尝试书写马来友族的小说。可见当时商晚筠已意识到,为了对比及对抗台湾当时兴盛的乡土文学,实践马来西亚的乡土写实特色是必要的。这亦是她以外来者进攻台湾文坛的独步秘诀。”(35)值得注意的是,在商晚筠笔下,种族关系并不是紧张,反倒被营造得非常和谐。

而张贵兴、黄锦树的写作姿态则偏向批判。张贵兴的《弯刀·兰花·左轮枪》通过主人公莫名其妙地被警察狙杀的经历,展露着大马华人心中的种族阴影,直接抨击马来政府对华人的遏制政策,也暗示着华巫种族关系并不和谐。黄锦树对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和现实地位更是充满着愤懑,“我们只能依着既有的协商的不平等结果‘不满意,但不得不接受’的活下去,无二等公民之名,却有二等公民之实。……和马来知识青年永远存在的排外仇华情结一样,长期(也似乎永远)得不到平等对待的族群不可能像‘圣人’那样的超脱世俗。”(36)在黄锦树的笔下,华人都置放到更遥远的历史中,暗示华人受难并非在建国之后,如小说《说故事者》(1995)里:“突然听到女人的哭叫声,在屋旁、雨中。原来,还是有几位士兵忍不住了,撬开窗口,强行把妇人拖到雨中,抢走她手中的婴尸远远地投掷开去,剥去她的衣服让她的身躯在大雨中漂洗,然后,迫不及待……婴尸掷中胶树,襁褓散开,滚出一只蛙状的灰色事物。”马来亚抗战时期华人被隐喻成受难的母亲形象。黄锦树汪洋恣肆的暴力书写更是把受难母亲的形象刻画得惨不忍睹,“半暝雨歇,偷偷去找。十多个人,一人死一处。全身几百个伤口,一沟一沟,斩得整个人烂糊糊,脚断,手做好几节,颈脖剩一层皮还黏着,肠肚拖个满地,脸也不容易认。血流得差不多干了,好在没有野兽来拖去吃……人死了,没法度。透暝找较高的地方,锄坑,埋了。胶树也砍得全身都是伤,汁流到整个地上,和血掺在一起,浸入土内。”黄锦树同年发表了《色魔》题材与前者相对,写的是现实的题材,写的是华人妇女被强奸的故事,不过文章的最后马来警察阿末身边的一对儿女,长得像被奸污的华人妇女,似乎也暗示着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种族关系。《山俎》中压在桥头做支架的支那人头也被黄锦树镀上了种族之间隔膜的隐喻色彩。大马原乡在黄锦树的眼里是一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场域,如《乌暗暝》(1995)、《非法移民》(1995)中对印度尼西亚外劳打劫华人住户的行为愤怒不已,后者甚至祈求拿督公能够出来管管他的所辖的马来人种,其中的“一如昨夜,他们迅速的把汽车大灯熄了。父亲持着长矛坐在五脚基的长凳上,母亲、女儿在把后门锁好之后,也都在父亲身旁警戒的守候着。从狗的吠声可以判断它们遇到了什么”,“因为他们同文同种,可以增加人口比率,大选时投票对他们有利”,“印度尼西亚人和马来人一样,都认为华人有钱”等描写,把他童年时对马来人的恐怖刻画得入骨三分。(37)把马来西亚政府对印度尼西亚外劳的宽容刻画出来,显出黄锦树对马来人政府民族政策的两重标准的批判。

潘雨桐也关注着大马华族命运,而且还拓展到东南亚,不过他因为工作原因,所以笔下的小说格局更大,凸显着他的人道主义情怀。越南华侨“(李光宇)父亲在西贡经营金陵大酒家,他自己则在农校教书,后来结婚成家,日子过得平平稳稳。可是,当西贡沦陷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大概是分属地主吧?金陵大酒家被当局没收,农校的教职也被撤销了。政局的改变,无可奈何;家境的转变,却使他们面临困境。……他改变生活,白天做点小买卖,晚上帮太太在街边摆地摊,卖红豆冰,赚取些许蝇头小利过日子。可是,这种日子也不好过,警察又三番五次地随意逮捕,他们才想起出走、逃亡,更想回到台湾去”。后来创作《烟锁重楼》、《癌》(1981)、《乡关》(1981)、《一水天涯》(1987)、《绿森林》(1988),都道出了自己对东南亚华人被压迫的激愤,其中涉及东南亚各国的排华事件、日资企业对东南亚的经济侵略、华人就业压力、大马教育制度、大马新经济政策、台湾新娘落籍等等问题,(38)如,“你知道印度尼西亚有过多少次排华吗?印度尼西亚的第一次排华是在一九五六年,我刚从上海逃出来在香港混日子。第二次排华是在一九五九年,那时候,我已上船两年,船一到印度尼西亚便碰上了,你知道那是个什么样子吗?暴徒烧房子,抢东西,把人头砍下来——以后还会有哩!”《一水天涯》中台湾新娘林美云想不通:“为什么菲律宾人,印度尼西亚人非法进入沙巴州,却能轻易的成为公民?难道我们不是同住在马来西亚吗?为什么审查会有双重的标准?为什么越南的华裔难民涌入丁加奴和吉兰丹,我们能执法森严,把他们赶出大海或送去第三国?华人还被警告要以此为殷鉴。而印度尼西亚非法移民则任其登陆,泛滥到为非作歹,打家劫舍而无动于衷?”这是一篇忧郁深广的小说。(39)小说最后一句“林月云望望窗外,圆月已经升了上来,霜白霜白的,打了一地的霜”。这“一地的霜”,是华族心上的“霜”,现实的“霜”,潘雨桐通过霜来影射华人的处境如“霜”,在特权政治下的被压抑地位。“《天涯路》是一个悲剧,可悲的是这个悲剧仍在上演,多少岁月过去,华人在这一带国家,在种种的借口之下,受过多少折辱?” (40)

第二个旅台小说家共同关注的是马共题材。马共是马来西亚华人不能忘掉的一个历史事件,(41)这个历史事件带着华人的民族情绪,也成为马来西亚华人民间记忆的重要部分。诸如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马共的斗争如果胜利了,大马的今天会是怎样的?大马华人二战之后不热衷于独立建国,没有热情去争取投票权,失去参政的先机,如果当初广泛参政会如何?在大马华人的集体记忆中,马共是一群消失的国民,是一个激情时代诞生的群体,他们虽在历史的长河中失败并迅速成为历史,但其传奇的历史很快被文学聚焦。旅台作家在大马接受中小学教育、在台湾接受大学教育,对共产主义心存芥蒂,在马共书写中,很快地演绎台湾政治意识形态。在潘雨桐、李永平、商晚筠的小说中对马共的书写是谨慎的,很多时候都一笔带过。但在黄锦树的《猴屁股,火,及危险事物》中,马共党员被置于人猴杂交的猴岛上,其中“全权代表挥挥手说了句‘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把母猴们带到茅庐里,很快便发出自以为勇猛的嘶吼声。母猴子连串尖锐的吱吱叫。其声淫秽不堪闻问”等描写,把共产党野兽化,小说还揶揄着马共曾经要建立大南洋人民共和国的理想,其中寓意明显,马共的一切的一切都被作为危险事物而被黄锦树抹杀掉。(42)

由于地理环境的分割,马来西亚由东马、西马组成。(43)马共的谱系也是不同的,在旅台作家笔下,马共书写也分两种,一个是砂共的描写,代表作是张贵兴的《群象》,强调的是砂共的内讧和暴戾的一面。小舅余家同是婆罗洲马共组织“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的领导,在马共分裂后,统率着其中一支“扬子江部队”,隐藏在雨林深处。小说中以男孩余仕才复仇的雨林探险之路为线索,首先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破败的马共游击队基地:“广场上暗无天日,五星旗、黑龙旗缺乏暴晒,潮湿滞重,仿佛枝头上倒吊着的大蝙蝠。树身上有枪靶、箭靶、镖靶。树上系着吊杆。广场上立着数十个歪歪倒倒的木人,有的断手断脚,有的困卧地上,有的鸟屎遍晒,有的如十字碑。枝叶腐败,畜便处处,马陆、蜗牛、蚁、蚜虫,穿梭。广场从前显是部队集会操练场所。”在张贵兴的笔下,这里是邪恶的所在,小舅也是恶贯满盈的,“作为开发过程中的剥削者,仿如殖民主义者吸血鬼般,从男人的力气到女人的身体,从金钱到人命,从本族到土著,都逃不开他的意志与欲望。”(44)小舅死后被伊班土著掘坟并施以诅咒:“骨骼上洒了动物血,数张符咒,猫和狗头骨,据说是马来蛊术。诅咒舅舅灵魂永生永世被虫咬蛆嚼,侥幸投胎也是母死婴亡”,以绝共产幽灵重返婆罗洲之途。(45)另一个是西马的马共,如商晚筠的北马吉打华玲小镇、黄锦树的南马柔佛马共,两者强调的是马共与马来西亚华人的关系,反映着这一政治群体在华人心中的地位。商晚筠的《九十九道湾》中马共并没有正面出现,倒是描写了受困高速公路的情侣对马共的对话,仅仅充当谈资而已。黄锦树《鱼骸》(1995)有对马共党员(主人公的兄长)被捕时的一段描写:

那一天他终于捺不住好奇心,克制住深浓的睡意,远远的尾随而去。只见初日从地表浮起,先是偌大的一颗咸蛋黄,一寸寸的往上浮升,大雾冲涌,大哥他最终消失在那一片广大绵延数十亩,覆被着各种热带植物的沼泽的水泽,消失在一片烟水茫茫之中。……他感觉到某件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且很可能就发生在夜夜和他同寝的大哥身上。睁大了惊恐的眼,肩背使命的贴着树,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事。自雾中走出十几位红头绿衣的士兵,在水边踩下重重迭迭的脚印,铁打似的脸上尽是杀气,肩挎着长枪。有几位士兵两人一组的倒拖着猎物的脚,一共拖出五具兀自冒着鲜血的尸体。……其中的几具尸首,证明是他大哥的同学,均为当地共党青年团干部。沼泽中发现的一间简陋的高脚屋,事后被付之一炬,一艘小舢板,也被没收。那年他刚要进小学,而大哥高二升高三。

这篇小说中对台湾偏安一隅的“文化遗民”(对大陆共产社会的台湾式的理解)、对南洋的那“大陆龟”的描写(对南洋自立的期许)、对沼泽深处的共产大哥的“肾上腺素分泌”(回忆马共斗争岁月的激情)的一系列密集的文化隐喻、历史的象征和互文性描写,都表现着黄锦树个人对马共历史的情感方式。这种对马共在南洋历史的书写都基于黄锦树内心中对“中国影响”“中国因素”对南洋华人社会影响的历史反思,在他擅长的“旧灵魂,老文字:中华国族”的书写方式(46)中,中国(更多的是现实的共产中国)的形象被政治化了。黄锦树试图为南洋知识分子代言,书写南洋知识分子对马共历史的告别方式,不希望南洋延续以前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海外战场,期待着南洋社会和文化独立于世的品格追求,渴望成为有独立品格的现代民族国家。

第三点是对大马教育制度的抨击。在旅台作家的原乡书写中,马来西亚的教育制度是一个绕不开去的背景。1969年“五·一三”事件之后,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一切国家资源、教育机会等强行推行固打制。土著学生(主要是马来籍)占去了高校教育指标的60%,华族子弟升大学的机会大量减少,更让留台生郁闷的是他们的台湾学历不受马来西亚政府承认,这让他们的求学之路很快就镀上一层不归路的悲凉色彩。潘雨桐、李永平、商晚筠、张贵兴都曾经表达过自己对这种教育体制的愤懑。黄锦树在《阿拉的旨意》(1996)中,介绍马来西亚建国之初的马共分子被马来皇族以忘文(皈依伊斯兰教)忘种(与马来人通婚)为代价而囚禁于孤岛之上,文章开篇就写出了马来西亚长期存在的华人寄居论,这位皇族马来文夹杂着英文,骂着“笨蛋!猪!猪!笨蛋!支那猪!大大的笨蛋!我们哪里对不起你?我哪里对不起你?你要去做这种找死的事?!”这是一篇马来西亚华人在1957年之后历史命运隐喻式的小说,小说中一句“龙失其血,其魂安在?”表明着自己对中华文化断根的忧虑。

最后一点是这群作家对华人国民性弱点的关注,这一点延续着鲁迅启蒙文学中“批判国民性”的主题。最早的是李永平的《吉陵春秋》(1986),李永平自承“《吉陵》是个象征,《春秋》是一则寓言。《吉陵春秋》讲述报应的故事——那亘古永恒、原始赤裸的东方式因果报应,蛊祟一整个支那城镇的人心”。(47)如果我们从人性恶的角度,李永平是借小说中的复仇故事,在人性的层面上去剖析华人的国民弱性。另一个对国民性批判表现出浓厚兴趣的是黄锦树,他的很多小说都有着浓厚的后现代主义解构精神,使得他对马来西亚原乡的感情上,表现出批判精神。在《胶林深处》中,黄锦树狗仔队式的写作方式,刻画着笔下人物的阴险无耻、小人作为,把对马华文艺界的愤懑发挥到了极致,温任平、方修、方北方、鞠药如等人都在文中成为材料。小说集《刻背》中“关键词却是残破、杂糅。向大马的当下现实敞开,或者说,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让它注定的不完美。譬如那黑色之页、乱码之章、乌鸦与父辈政治犯的剪报(‘文献写实主义’的操作),都指向现实的集体哀伤,沉默的抗议。在这意义上,我其实批判的继承甚至发扬了战前马华文学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悲哀的是必须借助境外的位置来做。那也吊诡的回到欧洲小说的开端(譬如斯特恩的《项迪传》、史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诚如巴赫金——昆德拉所言,小说诞生于疯狂的笑声,天生反骨,以造反为职能。如果现代主义是一道厚实的墙,我的位置大概就在墙上的裂缝或凿痕里”。(48)在整部小说集中,黄锦树大胆地重构历史,虚构想象,小说充满着互设拼贴,在不断地互文、解构中捕捉着大马华人的人性缺失和历史位置,把巴赫金的狂欢化话语运用得虎虎生风,批判精神也膨胀了很多。

马华文学已经成为世界华语语系文学的重要一支。因为大马的特殊政治环境,使得马华文学的阐释空间很大,而旅台小说家的岛际漂流经历,也使得他们的文学视野很大,旅台的经历成就了他们,但也限制着他们的成就。

第一点,因为这群马华小说家基本上是在20岁之前离马赴台求学,大马是故乡,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49)他们对马来西亚社会一切的体验都停留在中小学阶段的记忆或者教育之上,后来的经验多来自书本,或者短期的返乡探亲,这种状况会影响他们的视野,也使得他们在描写大马原乡的时候,大马更多是作为想象物而出现,感情上隔膜了很多。李永平直言自己不喜欢马来西亚,只想着有一天能够去婆罗洲旅行、休憩。大马原乡永远成为他们“回不去了”的精神原乡。

第二点必须指出台湾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台湾及其传承的中华文化使得这群漂泊者精神上得到慰藉,但也为他们注入了很强烈的意识形态。这种台式意识形态一方面让他们对中国原乡(现实层面上的)保持批判姿态,而对(文化层面上的)想象丰富,成就很高。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原乡的书写如果不是因为他们马华式的书写方式,很可能会与台湾作家写中国的方式雷同,这是小说家们要警惕的。

文学与历史是一种虚构与真实的关系,但历史道不明之处,文学给出了想象的答案。马来西亚的种族关系、两岸的政治隔膜被旅台小说家演绎得出神入化。但他们有时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想象的能量爆发得太厉害了,如李永平《海东青》中的海西腥风血雨,这类写法让人感到浓重的政治压力。再如黄锦树小说,很多时候感情都没有节制,(50)在小说《貘》(1995)中,“马来猪”“以我们的税收,豢养尔等懒惰部落”等“真情流露”,对马来西亚的种族制度的批判到了一个疯狂的状态。黄锦树以“在我辈,所有已写下、将写下、未写下的,亦都可说是悼逝之书,悼其已将亡、悼其将亡、悼其未亡、悼其必亡”的精神思考马来西亚的种族关系,(51)这种对祖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受,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但其中的情感如果能够有所节制,是否会更好一点?另外,旅台小说家对中国(特别是现实中国)的描写,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果能够摆脱掉意识形态的限制,成就会更高。

2008年,李永平推出长篇小说《大河尽头(上)》,这部小说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小说已经走出了马来人与华人种族关系紧张/对抗的固有思维模式,对中国原乡的书写也退居幕后,而马来西亚原乡则被置换成殖民时代的婆罗洲。李永平把视角伸向婆罗洲的历史,让英国、荷兰、日本殖民史在主人公“永”溯流的过程中一一展示。王德威认为这部作品让“熟悉殖民、后殖民论述,外加离散写作的读者很可以按图索骥,为这本小说做出制式结论。东方和西方,异国情调和地方色彩,殖民者的霸权和被殖民者的嘲仿,情欲启蒙和‘原初的激情’(primitive passions),种种对照都派得上用场。的确,李永平在他视为‘原乡’的岛屿上写出了个异乡故事”。(52)但我更愿意把李永平的这部小说作为马华旅台作家原乡书写再出发的新起点,这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①“……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作品大都是“回忆故乡的”,“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收入《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页。

②钟理和:《原乡人——钟理和中短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③齐邦媛口述,潘煊访问整理:《〈雨雪霏霏〉与马华文学图像》,收入李永平《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台北:天下远见2002年版,序Ⅱ。

④王德威:《原乡想象,浪子文学——李永平论》,收入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19—420页。

⑤这些作家都已经入籍台湾,所以我称他们为马华旅台小说家,其发表的作品如下:(1)潘雨桐:《因风飞过蔷薇》(台北:联合文学1987年版)、《昨夜星辰》(台北:联合文学1989年版)、《静水大雪》(马来西亚柔佛:彩虹出版社1996年版)、《野店》(马来西亚柔佛:彩虹出版社1998年版)、《河岸传说》(台北:麦田2002年版);(2)李永平:《拉子妇》(马来西亚古晋:华新1976年版、《吉陵春秋》(台北:洪范1986年版)、《海东青:台北的一则寓言》(台北:联合文学1992年版)、《朱鸰漫游仙境》(台北:联合文学1998年版)、《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台北:天下文化2002年版)、《迌:李永平自选集》(台北:麦田2003年版)、《大河尽头(上卷:溯流)》(台北:麦田2008年版);(3)商晚筠:《痴女阿莲》(台北:联经1977年版)、《七色花水》(台北:远流1991年版)、《跳蚤》(马来西亚新山: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2003年版);(4)张贵兴:《伏虎》(台北:时报1980年版)、《柯珊的儿女》(台北:远流1988年版)、《赛莲之歌》(台北:远流1992年版)、《薛理阳大夫》(台北:麦田1994年版)、《顽皮家族》(台北:联合文学1996年版)、《群象》(台北:时报1998年版)、《猴杯》(台北:联合文学2000年版)、《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台北:麦田2001年版);(5)黄锦树:《梦与猪与黎明》(台北:九歌1994年版)、《乌暗暝》(台北:九歌1997年版)、《刻背:Dari Pulau Ke Pulau由岛至岛》(台北:麦田2001年版)、《土与火》(台北:麦田2005年版)。他们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在台湾出版的,他们本身也构成了台湾文坛上的马华作家创作群体。

⑥童清峰:《大马华人扬威台湾》,香港:《亚洲周刊》(2009年6月21日),第22页。

⑦李珊:《“留学台湾”正夯!》,台北:《台湾光华杂志》第35卷第4期(2010年4月),第72—76页。

⑧“高中快结束时,前途茫茫,更常陷入不知何去何从的苦闷之感。如果不走,或走不成,也许这辈子了不起当个某个行业的‘头手’。然而台湾的中文系教育,却让人感受不到任何的血气和阳光,仿佛置身破烂的古墓,把弄文化的遗骸,与幽灵萤火共游。念大学的那几年,几乎夜夜都回到故乡的胶园,梦到收胶,在水井里捞到斗鱼,骑着脚踏车就可以回到家。”黄锦树:《非写不可的理由》,收入《乌暗暝》,台北:九歌1997年版,第8页。

⑨1977-2003年,本文中所提及的五位作家曾获得由幼狮文艺、联合报、中国时报、皇冠主办的台湾重要小说奖24项,其中商晚筠《木板屋的印度人》《君自故乡来》《痴女阿莲》、潘雨桐《烟锁重楼》《何日君再来》、李永平《吉陵春秋》《雨雪霏霏》、张贵兴《伏虎》《柯珊的儿女》《猴杯》《群象》、黄锦树《说故事者》《鱼骸》《貘》等重要代表作都是在各项文学大奖的角逐中脱颖而出的。

⑩琼玛整理:《李昂、陈艾妮座谈会纪要》,吉隆坡:《蕉风》总第402期(1987年4月号),第3页。

(11)唐君毅:《海外中华儿女之发心》,《唐君毅全集卷7·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74页。

(12)伍燕翎、施慧敏访问整理:《浪游者——李永平访谈》,马来西亚吉隆坡:《星洲日报》(2009年3月14、21日),第14版。

(13)李永平:《再版序》,收入李永平《海东青》,台北:联合文学2006年版,第3页。

(14)王德威:《序论:大河的尽头,就是源头》,收入李永平《大河尽头(上卷:溯流)》,台北:麦田2008年版,第9页。

(15)丘彦明:《跋》,收入潘雨桐《因风飞过蔷薇》,台北:联合文学1987年版,第312页。

(16)唐林:《隐居在“闺阁”深深的潘雨桐》,收入唐林《心里的星星》,马来西亚吉隆坡:唐林1992年版,第143页。

(17)琼瑶很多小说名都取自中国古典诗词:如《月满西楼》《却上心头》取自李清照的《一剪梅》;《几度夕阳红》取自杨慎《说秦汉》开场词《临江仙》;《碧云天》《寒烟翠》取自范仲淹的《苏幕遮》;《庭院深深》取自欧阳修《蝶恋花》;《在水一方》取自《诗经·秦凤·蒹葭》;《天上人间》取自李煜《浪淘沙令》;《匆匆,太匆匆》取自李煜《相见欢》;《翦翦风》《烟雨蒙蒙》取自韩偓《寒食夜》等等。

(18)潘雨桐在小说《天凉好个秋》中“从《窗外》直看下去,《六个梦》《烟雨蒙蒙》《几度夕阳红》《船》《寒烟翠》《心有千千结》,当然还有别的,直看得痴痴迷迷”,《纯属虚构》(1994)中“冈田贞夫向玉娇求婚,潘雨桐文思枯竭,琼瑶式小说无法完成”,都现身说法地提及自己对琼瑶小说的熟悉。而早期代表作《烟锁重楼》与琼瑶小说同名,可见琼瑶对潘雨桐的影响。参见金进:《马华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257页。

(19)张贵兴:《序文》,收入张贵兴《顽皮家族》,台北:联合文学1996年版,第4页。

(20)[清]桂馥撰:《说文解字义证(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9页。

(21)张贵兴:《顽皮家族》,台北:联合文学1985年版,封四。参见金进:《马华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282页。

(22)胡兰成:《禅是一枝花》,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04年版,第2页。

(23)胡兰成的理论第一期是认为中国文明高于西方,并以易经参解数学、物理,代表作《山河岁月》;第二期是参透自然界的意志、阴阳变化、绝对/相对时空、因果/非因果性和循环等五大法则,代表作《革命要诗与学问》;第三期就是女人创建文明说,代表作《今日何日兮》与《闲愁万种》下卷。

(24)胡兰成:《革命要诗与学问》,台北:远流1991年版,第126页。

(25)张启疆:《“我”的里面有个“她”——专访朱天文》,《中国时报》(1994年6月14日)。

(26)朱天文:《荒人手记》,台北:时报1997年版,第100页。

(27)关于商晚筠创作与朱天文以及胡兰成之间的关系,参见金进:《台风蕉雨中的迷思与远蹰——试论马华作家商晚筠小说中的台湾文学影响》,《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年第1期,第18—22页。

(28)永乐多斯:《定水无痕——绿绿的作品》,收入商晚筠《跳蚤》,马来西亚新山: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2003年版,第9页。

(29)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94页。

(30)大乘佛教提倡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宣传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把成佛度世、达到常乐我净、建立佛国净土作为最终理想。在修习上,小乘着重于三十七道品的宗教道德、神通的修养;大乘佛教倡导以六度为基本内容的菩萨行。在适应性上,大乘佛教更能适应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宗教。

(31)王德威:《坏孩子黄锦树——黄锦树的马华论述与叙述》,收入黄锦树《刻背:Dari Pulau Ke Pulau由岛至岛》,台北:麦田2001年版,第13页。

(32)锦树:《自序:台湾经验》,收入黄锦树《土与火》,台北:麦田2005年版,第15页。

(33)张贵兴:《顽皮家族·序文》,台北:联合文学1996年版,第4页。

(34)此数据来自2018年7月31日马来西亚国家统计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参见http://www.statistics.gov.my。

(35)许通元:《编后语:永远的商晚筠》,收入商晚筠《跳蚤》,马来西亚新山: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2003年版,第270页。

(36)黄锦树:《梦与猪与黎明》,台北:九歌1994年版,第11—12页。

(37)黄锦树曾言:“从有记忆开始,对夜里的胶园都会感到莫名的恐惧。我家没有邻居,最近的一户人家也隔了好几块胶园,望不见对方的灯火。四周是无边无际的黑暗,除流萤外,家是唯一的一盏灯。仿佛随时伺机而出的恐怖就潜伏在那难以穿透的黑暗之中,虽然老虎狗熊之类的猛兽已不太可能出现,眼镜蛇、蝎子、蜈蚣等已构不成威胁,最怕的其实是人,陌生人。基于安全的考虑,养了许多狗。不管多早或多深的夜里,每当狗儿厉吠,全家人都会顿时神经紧张的站起,准备好手电筒,再严重些,则是拿起部落时代的武器,戒备着。”黄锦树:《非写不可的理由》,收入黄锦树《乌暗暝》,台北:九歌1997年版,第6—7页。

(38)潘雨桐很多次或明或隐地表达过自己对大马华人命运的关心,他曾说:“如果小说能反映时代,能在历史的洪流中留住瞬息,但在这么一个时代里,在一个种族政治强烈的气氛中,我对我的国土我的家园我的同胞——炎黄子孙,所能关注的的确是少了些。有点无奈。”潘雨桐:《后记》,收入潘雨桐《昨夜星辰》,台北:联合文学1989年版,第273页。

(39)马来西亚政府发给公民的是蓝色身份证,给永久居民的是红色身份证。截至2008年11月26日,大马共有371,281人持有永久居民身份证,其中华裔超过10万人,他们有的已经在马来西亚居住逾半个世纪,有些甚至在该国土生土长,他们没有投票权,更不能享受购房和医疗福利。参见《大马永久居民37万,17万人未换MYPR卡》,吉隆坡:《光明日报》(2008年11月26日)。

(40)潘雨桐:《后记》,收入潘雨桐《因风飞过蔷薇》,台北:联合文学1987年版,第313页。东南亚地区的华人,除新加坡、马来西亚之外,基本上没有政治权力,更遑论执政施政权力。东南亚诸国任何一次政治时局的变动,受害首先波及华人,如1998年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5月13—15日,雅加达市区5000多家华人商店和房屋被烧毁,近1200人死亡,468名华人妇女被强奸,最小的9岁。就算在马来西亚,政治上华人的地位也是二等公民的,如教育制度上,潘雨桐的《天凉好个秋》中就谈到马来西亚华人子弟受固打制的限制,进不了本地大学,只能选择背井离乡,出国留学。详见金进:《马华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1)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成立于1930年4月,他们曾经领导过马来亚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军,为马来亚半岛的民族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英国殖民者重回马来亚半岛,与马共关系紧张,便在1948年7月15日实施紧急法令,宣布马来亚共产党及一些左翼组织为非法。后来的30年,马共一直坚持在泰国南部丛林活动。直到1989年12月2日,马共、泰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三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马共宣布放弃武装斗争,走出丛林,组织解散。

(42)黄锦树曾这样评价马华本土著名作家黎紫书的马共书写:“马共在那些小说里其实不过是舞台和背景,是故事发生的场所。并不涉及多少历史解释。而故事,而非历史,或许才是那样的写作者真正感兴趣的。‘我方的历史’也该是多元、甚至互相冲突的(要看那个发生的‘我’是谁),并非径直和官方的历史二元对立。”黄锦树:《马华女性文学批评的本土探索之路》,收入林春美《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吉隆坡:大将2009年版,第11页。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黄锦树的马共书写,似乎他的创作意旨更深广。

(43)马来西亚在行政上由13个州和2个联邦直辖区组成;在地理上分成西马和东马两部分,中间隔着南中国海,总面积是330,433平方公里,其中西马占总面积之38.6%,东马占61.4%。东马来西亚(简称东马)包括砂劳越(Sarawak)和沙巴(Sabah)两州。它们于1963年加入大马成为马来西亚国的组成部分。参见林水檺等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版,第197、235页。

(44)黄锦树:《从个人的体验到黑暗之心:论张贵兴的雨林三部曲及大马华人的自我理解》,《中外文学》第30卷第4期(2001年9月),第242页。

(45)值得注意的是,新近出现了很多关于砂共的口述历史,其中很多描述与张贵兴的小说颇有不同,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46)在黄锦树的知识体系中,以章太炎文字学对他影响很大。他认为,“作为深通传统语言文字之学的古文经学家,章太炎的语言文字计划分好几个方面,最外在的界线是对汉字字形(或可更尖锐的表述为汉字的身体,古老汉文化的皮)的保卫;其内则是古老汉文化的总体。”黄锦树:《幽灵的文字》,收入黄锦树《文与魂与体——论现代中国性》,台北:麦田2006年版,第67页。

(47)李永平:《文字因缘》,收入李永平《李永平自选集(1968-2002)》,台北:麦田2003年版,第35页。

(48)黄锦树、骆以军:《与骆以军的对谈》,收入黄锦树《土与火》,台北:麦田2005年版,第314页。

(49)同为旅台作家的散文家钟怡雯曾经讲述自己的思乡之情:“写完《忘记》,这本散文集的最后一篇,我却不断开始回忆。这真是书写的诡异,我试图透过文字去厘清一些纠缠不清的思绪和无法言说的秘密,却一再掉入自己挖掘的陷阱里。此刻,我的脑海不断重复油棕园的点点滴滴,这原来和这本散文无关——散文集里没有与油棕园相关的题材,可是我却在它完成之际,极度渴望重回油棕园,去呼吸林野的香气。我想再看一眼以前的自己。”钟怡雯:《渴望(后记)》,收入钟怡雯《垂钓睡眠》,台北:九歌1998年版,第209页。

(50)黄锦树从台湾通过学院教育习得和践行现代主义艺术,解构、质疑、戏谑、反讽成为理解他创作的重要关键字。另外,不愉快的大马经历、硕士阶段深受“淡江中文所杀戮学风”的影响及其对龚鹏程治学方式的学习,这些也影响着黄锦树写作和批评方式。黄锦树:《“寓开新于复古”与“文的优位性”:龚鹏程个案》,收入黄锦树《文与魂与体:论现代中国性》,台北:麦田2006年版,第373页。

(51)黄锦树:《后记:错位、错别、错体》,参见《刻背:Dari Pulau Ke Pulau由岛至岛》,台北:麦田2001年版,第364页。

(52)王德威:《序论:大河的尽头,就是源头》,收入李永平《大河尽头(上卷:溯源)》,台北:麦田2008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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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长江学术》2018年0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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