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东:社会科学的困境及其出路:兼论“返回韦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 次 更新时间:2018-12-05 00: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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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东  

  

   目前中国正处在转型社会,社会理论或社会科学[3]也处在一个非常尴尬或者很混乱的局面。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意义的社会科学成长遇到多方面的障碍。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我们缺乏对社会科学的哲学反思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自觉行动。

  

  

   我的判断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所带来的多元价值观及其彼此冲突斗争,已使得社会科学本身的研究受到不可忽视的影响。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在学术研究后政治化时代,泛道德化开始对社会科学研究造成严重冲击。当学术用道德来判断时,就必然面临着一个非常糟糕的处境。专业理论工作者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或者为了博得公众的认可,会不由自主向道德这一边靠拢。道德化的学术能够使学者获得最大程度的社会认同,因此它的威力要比极左时代的泛政治化还要深入人心。其结果就是,所谓的社会理论会变成一朵结不出果实的花。它对社会科学发展的负面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在某种意义上,泛道德化的倾向如果不加以控制将导致对学术工作的“道德专制”。几乎所有的中国社会科学专业工作者,当他面临道德与学术良知之间的冲突,到底该如何选择,这已经开始成为让人头痛的大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所处的困境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因为去道德化的程度和水平都是执社会科学之牛耳者,经济学也就首当其冲,承受了最大最强的火力。最近十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两年来[4],社会各界、各种媒体上对经济学家的批评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它们的共同点是基于五花八门的价值观来发泄对经济学家的工作未能帮助实现任何一种价值观的不满。即使是完全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的的外行,不论他们是否知道什么叫做经济学,哪些理论可以放入经济学的范畴之中,哪些人配称为经济学家,只要手握“道德”和“正义”之剑,就可对经济学家的专业工作说三道四。

   如果说,来自学术界以外的声音,充其量只是形成了某种基于需求转向的焦虑和压力,那么让人十分沮丧的在于经济学,包括整个社会科学的内部,对泛道德化的呼应。去年开始的“郎风暴”让经济学家噤若寒蝉,原因不仅在于某些人挟道德之威说事,而且在于国内经济学家似乎谁都不愿意背上无德的恶名,因此也就无法展开基于学术共识的自由争论。最后的结果是,外行和内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大阵营,在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学术上的交集。

   对于经济学遇到的困境,其他社会科学家似乎不仅不愿意施以援手,反而持有幸灾乐祸的态度,在我看来这是让人遗憾和悲哀的。激烈一点讲,任何对经济学目前的处境抱有幸灾乐祸态度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我看来都有些不负责任。因为,这种态度不是表明他们认识上的糊涂,就是表明他们在进行学术批评时宣泄了本不该有的“私人情绪”。我并不否认经济学在它的发展中的确存在很多不符合学术要求的现象,对这些现象的批评和指责不仅应该而且必要。但是我们很难看到严肃的、严格基于社会科学规范的学术批评。

   我愿意提醒的是,经济学所遭遇的“道德专制”是最早的,但一切才刚刚开始,如果我们不对这个过程的“合法性”给予认真的对待,其他任何门类的实证性社会科学也将被置于道德的祭坛上。经济学的今天很有可能是就其他社会科学的明天。

   社会科学界不能自觉抵制泛道德化的潮流,关键还在于我们尚未认真思考过什么是社会科学、如何达成社会科学认识的“真理”这类问题,我们也缺乏关于社会科学功能的冷静思考。

   第二个考虑,中国的社会科学长期以来一直被“无用性”指责压得抬不起头来。具体来说,关于社会科学“有用性”的三个巨大压力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失去了自主性,乱了方寸。这三个压力分别来自于政策、科学和商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其比作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面临的三座大山。

   首先,来自政治(政策)的压力。这里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人们最先想到的是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力。这个很好理解,老一辈社会科学家都经历过这类压力,故不必赘述。表面上看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意识形态的压力也许已经不再是主要的,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公共决策对社会科学强大需求的压力。但是,仔细考虑起来,这两个方面还是缠绕在一起的。勿庸置疑的一点,即使是在今天,双百方针的贯彻还存在较大的问题,学者在宪法的规范之下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还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更加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很多受过专门训练的严肃的社会科学家主动从最需要深入和专门劳作的“敏感地带”抽身。这并不是谁正式警告、威胁过他们或者谁明文禁止他们进入,而是一种对危险的主动规避。重大的敏感问题,难度大、所需时间长、涉及的范围广,不容易很快出成果,而且稍有不慎就引火烧身。学者不愿意投身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由于学者自己对政治压力和风险有自己的主观判断,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力量自然供给不足;而一旦政府和社会有这个方面的需求,也就得不到满足。所以,乍一看,今天社会对社会科学家的不满是因为他们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给不出好的回答,其深层的原因则是很多高水平的社会科学从业人员都得了某种潜在的、深刻的政治风险恐惧症。

   但是任何敏感问题最终都将转化为日常应用问题,正如军事科学和技术最后都会转化为民用技术一样。所以当我们在整个敏感问题变成日常问题的过程当中需要社会科学家来给出一个答案的时候,这些人不见了。如此一来,社会科学界又被置于铺天盖地的批评和指责之下。很多人会说国家养了那么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关键时刻却什么用场也派不上,总不能为解决所谓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服务。这样以来,对社会科学的歧视从原来的明目张胆转为潜在的、学者自我的压力。这种压力促使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选择退守到一个偏僻的角落,自觉与时代保持一定距离,继续做着不疼不痒、自得其乐的研究事业;另一部分人则被激发产生强烈的自我证明的愿望,他们对现实产生空前的热情,希望自己的理论能够发挥影响政府、启发民智、改造社会的功用。在没有长期和专门性学术积累的情况下,过于强烈的现实关怀会使学者迅速和社会打成一片,失去了严肃学术研究必须保持的观察距离,自愿或者被迫成为活跃在媒体的“公共知道分子”。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领域,这些年突然出现了很多满天飞的“口力劳动者”。他们向社会宣讲一些良莠不齐、似是而非的“社会科学”道理,收取不菲的酬金。于是,目前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研究力量不是固化为自得其乐性的“考古性的历史研究”,就是沉溺于表达罩上权威光环的“社会常识”或者干脆就是个人意见。我们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

   其次,来自自然科学(技术)的压力。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挤压和歧视在任何一所理工科类型的大学中,是司空见惯的。即使我们有了“四个同样重要”的尚方宝剑,也几乎不能让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真的承认社会科学的同等重要性。不承认社会科学也是科学,不承认社会理论研究也是科学探索活动,这是很多自然科学家心目中的默认配置。它常常体现为一种智力上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还导致了稀缺资源自动产生有利于自然科学的配置格局。这使得很多社会科学家迫切地需要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其一就是力图使自己的研究看起来像个科学,从而能够获得自然科学家的认同和尊重;其结果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在社会理论研究中使用数学、计量和实验手段,通过使社会科学形式化和空洞化来使社会理论具有科学的外貌,以此换取自然科学家们的承认。乐于这样做的人其实不愿意深究这样做在学术上的真正价值和局限性。第二种努力则刚好相反,就是竭尽全力强调社会理论的特殊性,强调社会科学作为“精神科学”、“文化科学”、“历史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主张通过严格划界、非科学化等方式抵御来自科学方面的进攻。也有一些社会科学家以“精神胜利法”来解脱受歧视的状况。社会科学家因此又分化为“伪科学化”和“反科学化”两大阵营。真正意义上的严肃社会科学被解构了。

   第三个是来自商业(市场)的压力。商业化时代特有的利益竞争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正在加大,不能否认这其中有积极作用的一面,但是我们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商业化对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从社会服务和成果转化中获取的报酬在今天已经是研究人员收入的主要来源。对于某些学科来说,市场支付给成果的报酬高低已经成为学术价值高低的直接显示器。学科之间市场化程度的高低虽然有差异,但利益导向的程度加深已经成为不争的发展趋势。即使是人文学科的学者也在不断地寻求出卖知识的管道,学者不愿意放弃演讲和咨询服务的丰厚收入。其结果,就是学术研究的选题受到市场机制的控制,正如市场在调节经济活动存在失灵一样,在知识生产领域的市场调节失灵情况就更加严重。一方面,那些需要艰苦工作、长期投入和高风险的知识生产活动出现了严重的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大量进入门槛较低、短期效益显著的研究活动则吸引了过多的研究力量,重复研究、低水平竞争和过度供给的状况比比皆是。社会科学本身应该具有的功能正在面临市场化的侵蚀。

   泛道德化和急功近利,是社会科学健康发展遭遇的最大敌人。而这两个敌人之所以如此猖狂,在于我们社会科学从业人员自身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观念糊涂。首先,人类对于社会能否做科学的认识,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我们应该通过何种方法来达成对社会的把握,以便得到具有最大程度普适性的成果;其次,社会科学的功能和效用到底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对社会科学提所谓“有用性”的要求?

   从历史来看,现代社会科学健康成长端赖于学者们具有高度的哲学层面上的自觉的共识。不论这种共识是一个国家通过转型期的争论逐渐统一起来的还是通过学术交流由外部输入的。几乎每个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人,都应该自觉发问:社会科学为什么可能,为什么人类需要有区别于自然科学与社会常识的这样一个认识领域,社会科学家能够安身立命的家园在什么地方,能够让我们确立起学术自信的依据是什么?……。也就是说,社会科学从业人员,作为一种职业的要求,首先应该有的是一个方法论的自觉。它有助于确立社会科学为什么是可能和不可替代的,对社会科学的作用如何提要求才是正当的认识。也只有确立了这些认识,我们才能非常冷静和自信地进行研究工作,才能避免各种繁杂错误观念的影响,才能避免在研究工作中出现低级错误。也才能使其他方面对社会科学产生尊重感。

   总之,只有在哲学层面上反思社会科学的可能性和功能,我们才有可能为社会科学找回应有的尊严。

   另一方面,对社会科学的基础和功能作深刻的反省,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难发现,中国社会科学之所以会受到泛道德化和功利化的左右,除了转型社会自身的特点以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乏关于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的哲学思考,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本土资源较为缺乏。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当中,人文方面是十分充沛而发达的,社会科学方面则非常贫弱。我们以前所谓的“格物自知”传统的认识社会或认识自然的方式十分粗糙,它强调对个人灵感的依赖,忽视学术训练特别是实证研究的训练。强调个人的思想性的工作,而不重视分工和有组织的团队。在更大的意义上,中国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更倾向于一种审美活动和信仰活动,而不是科学知识的生产活动。这和发端于希腊理性主义,又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洗礼的西方学术传统相比,情况很不一样。客观地说,中国的学者不是没有问题意识,也不是没有奇思妙想,但是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组织方式上存在太多的问题,因此很难产出成熟、规范、具有重大学术影响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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