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东:《经济学基础文献选读》导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1 次 更新时间:2012-04-12 21: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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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东  

  

  一

  

  经济学是当今社会的一门显学。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无疑多了一份荣耀和自信。但是经济学不是一门容易掌握的知识,那些属于前沿的高深理论和复杂的数学模型让人望而生畏,自不待言,即使是属于常规性学科知识的部分对于数学基础不好的初学者来说也成为一个不低的门坎。

  

  对于想学习经济学的人来说,最困难的未必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想成为职业的经济学家,当然必须要经过专门的研究方法的训练。如果你是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只想尽可能准确而且迅速地接触到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理论,那么除了认真学习教科书上的内容之外,选择性地阅读经济学大师们的经典乃是非常有效的途径。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体会,也是许多今天已经成为大师的那些人的切身体会。

  

  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教科书是无足轻重的,经典文献最重要。高水平教师的标志并不在于他在讲台上讲解理论的水平,而在于能否开出一份高水平的阅读书目。此话虽然有所偏颇,却有相当的道理。教科书固然重要,但它却不能代替原著。两者的功用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注重体系化的知识和成熟的知识,后者则体现着鲜活的思想。即便经典著作的“精髓”被成功吸收进了教科书,教科书仍然不能代替经典。因为,阅读经典,乃是与大师的对话,这是读教科书所不可能有的体验。成功的教科书不应该有知识上的歧义,而经典则可以作多种解读。

  

  在我教书的20多年里,接触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但是真正对人生有所思考,在理论上有所成就的寥寥无几。真正出色的学生多半是那些不拘于教科书的内容,而到处出击寻访、阅读经典著作的人。这也许可以作为支持课外阅读的理由。我经常询问学生对教科书的态度,若学生感到书上内容尚且多到无法应付,哪来时间看别的东西,可以断定,这样回答我的学生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学者几乎不可能。那些完全不满足于使用教科书,要求教师提供其他阅读材料的学生,至少他对这门学科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要求。我敢说,这类学生更有造就的可能。

  

  我们读大学的时代,接受的经济学基本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拿今天的眼光和标准来看,这种理论已经非常陈旧过时了,但是我们至今对于这门学科的印象非常深刻。原因当然不在于我们背教科书的功夫下得多深,而在于我们是通过《资本论》来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对于一个真正需要掌握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来说,没有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以取代《资本论》。那时,我们不仅读《资本论》,还要阅读大量的马恩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等。虽然至今,我仍然未敢断言自己已经完全读懂,但与那些只背过《政治经济学南方本》、《政治经济学北方本》的后来的学弟学妹们相比,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更加深入一些,对此我有充分的自信。大学的教育与中学教育的一个基本区别,也许就在于中学是老师教学生“背”书,而大学是教人自己“读”书。作为大学教师如果仍然沿用中学老师的套路,轻则不敷学生的要求,重则简直可以说是误人子弟。所以,我自己在上课时,虽然常常不把教科书放在眼里,但是决不忘记给学生开课外阅读的参考书。

  

  二

  

  问题是,经济学不仅是一门显学,更是一门大学问。这里的大,不独指其难与用,还指其门类多、范围广。经济学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即使不包括马克思经济学这样一个日益被边缘化的理论体系,仅就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学来说,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以来的220多年里,已是几经革命和发展,新的理论、流派、分支层出不穷。如果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么,今天的经济学简直可以说已经成为郁郁苍苍的大森林。220年前,对于一名经济学初学者来说,《国富论》一册在手,经济学基本理论尽收眼底。100年前,初学者只要通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用他的经济学知识即可包打天下。然而,对于今天的学生来说,看了萨缪尔逊或斯蒂格里茨或曼昆的经济学,他还只是刚刚跨进了经济学的门坎,还不能说对经济学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已经没有哪个人敢说自己精通了全部经济学。这不仅会使那些有学术上的雄心壮志的后生感到沮丧,也会让那些虽不想以此为业但有此爱好的人无所适从。在这个时间非常金贵的年代,我们要花去多长的时间才能得到经济学的真谛呢?

  

  好在,经济学有它的门径。在这个领域里,那些历经周折、迷途知返者无论如何要比那些得到过高人指点不费吹灰之力即大踏步登堂入室者,更清楚找到门径的重要性。这个门径就是读经典文献,读最少的但确实是最重要的文献。

  

  我们这一代人在寻求经济学的智慧方面是吃过苦头、走过弯路的。我们不希望后来的人在我们曾经摔得很惨的地方再次摔倒,不希望他们因此而耽误前行赶路的时间。所以,早就有心要把自己关于经济学文献研读的心得通过一个合适的方式介绍给后来的学习者。编一个基本文献选读本也许是最好的方式。

  

  在浩若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挑选适合初学者研读的基本文献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要对各个方面有所覆盖,也要突出主线,还要控制文献的份量,以便让初学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走上正确的路径。也许,我们不是完成这项任务的最好人选,但是,考虑那些有资格作这些事情的大家们,每日东奔西突,无暇顾及此类小事,而我们有感于此事的紧迫,自认为不应让其拖延下去,故决定勉力为之。

  

  经济科学的文献浩如烟海,哪怕只是其中一个领域,比如说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也是一个人穷一生之功无法读完的。我感到,关键是要有助于学生认识经济科学的基本精神,而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具体的知识。让学生对于经济学的基本背景、精神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要比向他们灌输一大堆这样那样的具体理论更为重要。如果这样来挑选经济学的基本文献,那么,够得上候选资格的并不是很多的。

  

  本书所收的19项文献,被归入五个模块之中,这五个模块分别是经济学的性质与方法、经济运行的一般机理、知识、信息和经济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边界及发展趋势展望。我们认为,这几个角度关系经济学演进的命脉,是所有想进一步学习的人必须了解的。按照这样五个模块来组织的19项文献应该说都是在经济学这个领域中必读的基本文献。基本文献当然不止是这些,但是肯定应该包括这些。为什么要选择它们而不是其他的,自有其中的道理。

  

  把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作为打头的一篇,理由在于今日之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它所遵循的研究规则和方法是这门学科赖以存活和发展的生命线。在经济学史上,在阐述经济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文献很多,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如罗宾斯的《经济科学的意义和范围》、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等,但是它们的篇幅都不小,可以作为扩展读物。唯有弗里德曼这篇文章,在不长的篇幅里,对经济学方法作了出色的阐述。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仅来源于作者在20世纪经济科学发展史上的显赫地位,还在于它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激烈争论,成为经济学方法论领域中影响力最大的单篇文献。关于这篇文章的意义和基本内容,王志毅在导读中作了很好的说明,兹不赘述。我只想强调,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方法论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中不可动摇的基础部分。当然,不必否认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受到的非议很多,但是并没有遭到毁灭式的打击。

  

  我觉得,中国的学生,尤其是传统的知识体系影响很深的文科学生,多半不太了解和理解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经济学专业的也不例外。由于方法方面的底子太薄,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也是感性的、随意的,甚至是纯粹个人知识的一种宣泄,不经过严格的研究程序,这种成果的可靠性、确定性、可检验性都很值得怀疑。大陆经济学界这么多年来生产了太多的文章和太少的知识,就与经济学研究中公认的研究方法的缺失有关。别说是学生,某些已经得到教授头衔的名人,其研究很难说是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文章很多,“创见”很多,可靠的太少。弗里德曼的文章发表至今已历经半个世纪,对于西方经济学界来说,把这篇文章放进经济学史的纪念馆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对于需要进行方法论补课的中国学生而言,这篇文章所讲的东西仍然是难以绕过去的。

  

  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科斯的理论显而易见是不同于弗里德曼教授的。甚至可以说两者形成了一种方法论的对立面。遗憾的是科斯没有专门的方法论的作品,他的有关思想是融在自己的论文中的。可是我们又不可能把这些作品全部收进本文集,好在周其仁教授的一篇文章很集中地讨论了科斯的方法,我们把来作为弗里德曼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对应。

  

  秉承了科斯传统的周其仁一直大声疾呼要研究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这种呼吁乃是对经济学界过分发达的数理取向的一种回应。这种回应的意义何在?在于他体现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如果弗里德曼的文章想要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经济学进行彻底改造的话,那么,周其仁以及在他背后矗立着的经济学大师——科斯,想要把经济学复归到真实的社会当中。如果说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旨在将经济科学自然科学化,以便在社会经济运行中求得确切的普适性的知识,那么周其仁所主张的则是通过丰富多彩的经济学现象去把握各自的机理,通过对各个局部和个体的深入体察去接近经济现象的真谛。

  

  那么这样两种方法论是否存在着矛盾呢?我认为这两者是既相矛盾又不矛盾。说这两者本质上并不矛盾,是因为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归根到底建基于经济学的归纳方法,而个案的分析正是归纳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弗里德曼和科斯通过经济学的事实相互链接。但是两种的矛盾也许更加严重,矛盾的焦点集中于关于什么是事实,特别是什么构成经济学的事实,双方存在严重的分歧。在科斯看来,对经济理论研究来说,唯一重要的就是经济现象或者出现出来的事实,是真实的世界,如何经济研究必须关注事实本身,必须把一切理论悬置起来。这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是不能有不真实的假设的,经济学只能按照现象自身及其变化的路径去发现,充其量经济理论只能去直面真实世界。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经济学的科学性将难以保证。从科斯开始的经济学革新不仅强调研究假定的有效性,而且强调研究假定的真实性。周其仁接受了这样一个研究的理念,而且在他看来真实的假定这一点是不可替代的,是居于首位的。经济研究不能为了追求研究的效率和表达方式的精致优美而牺牲掉真实世界。以牺牲真实性为代价获得的经济理论是得不偿失的,而且很可能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就像世界是真善美三位一体,经济研究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必然也是统一的。离开真实性的有效性是靠不住的。

  

  但是弗里德曼坚持,事实可以是完全经济学的,只要它合乎经济学逻辑推演的要求,这类事实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自由落体定律,它不考虑自然界的事实,而是设定了真空这样一个纯粹的设想。这样做不仅无碍于经典力学反而是经典力学得以成立的重要基础。相反,如果在一个探索自然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全面考虑各种现实发生作用的因素,而不进行任何必要的抽象,那么,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对事物的规律作出简洁的说明。结果无非就是把这件事情描述一番而已。经济现象之繁杂,更在自然现象之上,要对经济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没有必要的抽象显然是不行的。当年马克思写作他的《资本论》时,就非常重视运用科学的抽象法,他指出这种抽象完全是在头脑中进行的,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化学试剂或显微镜。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本质上讲的就是如何在经济研究中对事物进行合理的抽象,如何进行最合理的假设,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推演。没有好的假设就不会有好的经济学理论。对弗里德曼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如何判断假设的好坏以及如何获得好的假设这样的问题上。在这个方面,弗里德曼是大胆的工具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在他看来,假设不在于它本身是否真实,假设的真实性不是事先的要求,否则,任何研究工作将无法开展。任何假设都离开事实有一定的距离。要求假设符合事实无异于想要制作一份一比一的地图。既不可能也无意义。假设的合理性依存于它是否有助于进行逻辑推断,是否有助于得出可以验证的结论。如果一个研究的结论本身是可以解释现象而且是可以作出正确预测的,那么它所依据的假设就是好的,合意的,可以接受的。即使这个假设离开真实世界很远,那也无关紧要。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常被人称之为工具主义方法论,也即指这种方法强调研究结果与观察到的经济事实的契合,至于这种结果的推断所依赖的假定的真实性大小是无关紧要的。[1]

  

  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两种看似针锋相对的方法论又有着某种共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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