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 族际政治:中国该如何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2 次 更新时间:2018-11-08 15:37:22

进入专题: 族群政治理论  

周平  

  

   西方的族群政治理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初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形式出现,在凸显族群的身份和权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承认政治、差异政治等理论,从而把西方国家“多族化”背景下的族群权利问题拉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近年来美欧与族群政治理论相关的矛盾和冲突日渐突出,已经将族群政治理论可能的政治后果变成了现实。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已在国内广泛传播的族群政治理论进行全面检视,进而做出理性的选择,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近年来被斥为种族主义冲突的社会矛盾在美国陡然增多,给美国社会造成了极大困扰。这样的矛盾和冲突暂无止息的迹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此类矛盾和冲突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但本质上皆是以“身份政治”为核心的族群政治的表现。这样的族群矛盾迅速增多是近年来的事,但这样的问题实际上酝酿已久并与族群政治理论直接相关。该理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首先出现于加拿大、美国。它满足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激发起的对弱势族群的同情心和道德正义感,并以对族际关系的新颖阐释赢得了后现代社会对社会平等具有更高希冀的人们的赞赏和支持,因而得到了迅速的传播。这样的理论也被引入了中国[1]。

   国内的许多人以欣喜的心情来拥抱这个具有不同于传统理论的解释力的新理论。然而,吊诡的是,在该理论提出还不到半个世纪的当下,美国社会就以一种近乎残酷的现实来了一个预料之外的“回儆”。基于建立良好族际关系愿望的族群政治理论带来的并非族际关系的持续好转,而是族际关系中更多和更加复杂的矛盾。这个理论被移植到中国已有30多年,在改变人们看待和分析中国族际关系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方面发挥了深刻的影响。不过,在族群政治理论对西方社会的负面影响日渐凸显的今天,中国有必要对其进行冷静的审视,进而做出理性的选择。


一、族群政治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


   族群政治理论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加拿大、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一种围绕族群权利的承认、提升而提出的主张、观点和理论的统称。该理论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主要观点和诉求皆在多元文化主义基础上阐述,因此常有人从多元文化主义的角度对其进行论述和分析,甚至直接将其称为“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其实,该理论的核心是族群政治权利,所有论述皆围绕族群政治权利展开。多元文化主义在为该理论奠定基础的同时,其基本观点也服从和服务于族群政治权利的论述,并内涵于族群政治理论当中。包涵多元文化主义的族群政治理论的兴起,并非只为满足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追求,还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那就是民族国家日渐凸显的“多族化”现象。

   民族国家是世界近代以来主导性的国家体制,首先出现于西欧,是在王朝国家将国内居民整合为民族以后,为消除日益觉醒的民族与王朝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创设的国家制度。其要义在于,构建一套实现和维护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机制,并以此来达成民族与国家的统一。在民族国家制度框架中,民族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是民族的政治形式。这套制度内容丰富、结构复杂,却是在一元性的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实,国家制度本身就是维护某种社会权利秩序的制度框架。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框架,民族国家通过维护民族成员或国民的权利而获得必要的认同。而为了维护民族成员或国民的权利,就必须将公民确定为基本的权利主体,进而通过各种制度机制来确保其权利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的一元性社会权利体制以及相应的一元性权利价值观,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基础。随着民族国家这样一种国家制度架构拓展到全世界,以及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民族国家普遍主义的一元性权利机制就具有了全球的意义。

   然而,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和普遍化,新的情况出现了:一方面,数量庞大的模仿性民族国家的大量涌现,促成了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形成,但它们都是将国内多样性的族类群体整合为民族而构建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起来后,国内的族类群体或民族的多样性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欧美的原生型民族国家,随着移民的增多及其代际累积,人数众多的移民及族裔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聚众成族,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出现了多种族类群体。这两种情况凸显了民族国家的“多族化”现象。随着“多族化”的发展,它与民族国家体制之间的张力也在不断增强。当这种张力达到一定的程度并获得特定社会力量支持时,族群政治的火苗就会在特定条件下被点燃。

   加拿大、美国等本来就存在着多个族群以及突出的族际矛盾,“多族化”现象的叠加就为族群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受20世纪5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以及继之而起的族裔政治运动的影响,加、美国内以共同文化为纽带而联结成的各种群体的利益诉求日渐凸显,并促成了相应的社会运动。为了从理论上对这样的社会矛盾进行回应,加拿大首先出现了多元文化主义。随后,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实行了多元文化主义。不过,多元文化主义的兴盛及其影响的扩大,则与美国直接相关。美国20世纪50年代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激发起了黑人以外的其他族裔群体的权利意识。在此背景下,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就被添加维护族群利益的内容,成为了实践中的多元文化主义,从而扩大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

   随着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相关的理论逐渐形成和丰富,并从多元文化转向了族群政治。从总体上看,“直到1970年代关于族群政治的研究才开始结出硕果”,并“开始被广泛地理论化”[2]。加拿大政治学哲学家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首先做出了贡献。金氏认为所有社会都是多元文化的,并以“民族”来解释“文化”。他指出:“所谓文化是指文化社群或文化结构本身。”[3]在另一著作中,他说得更加明白:“我在这里用的‘文化’与‘民族’是同一语。”[4]这样一来,“多元文化”就变成了“多元族群”,凸显了族群的地位。在此基础上,金氏进一步提出:“少数群体权利与个人权利同等重要,因而应受到同等重视”[5];少数族群基于特定族群意识而形成的文化成员身份,就是族群身份[6]。同时,他还主张给予某些族群特殊的“集体权利”,认为他们“应该有一种超出平等权利和平等财力的特殊的宪法地位”。而这些权利中还包含着特别的“权力”。他说:“依照‘集体权利’的许多定义,只有当一种措施明确规定了某一社群自身可以行使确定的某些权力时,才可以把它视为一项集体权利去看待。”[7]多元文化主义蕴涵的族群政治内涵,被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放大并进一步凸显了。泰勒不赞成“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平等尊重的原则”,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霸权的反映”[8],要求各种族群的差异性文化和权利都得到同等的尊重和承认。在他看来,“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同样地,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

   泰勒的“承认政治”理论从根本上改造了多元文化主义,此后多元文化主义就成为了各个族群表达对承认的需要的理论工具。加拿大学者克林?坎贝尔(C. Campbell)就指出:“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认为加拿大是由许多种族和少数民族团体组成的。”[10]也有学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一文的发表,多元文化主义概念越来越具有明确的政治含义。”多元文化主义越来越“强调不同社会群体共处一个社会时的政治承认和文化权利问题。这样,多元文化主义便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政治理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11]

   要求承认和维护族群特殊权利的理论,被玛丽恩·扬(Iris Marion Young)推到了极致。她对“当代参与民主的理论家都坚持公认普遍公正与普遍公民观念,全然不顾公民的独特性与差异”的理论深表不满[12],极力要求建立“差异政治”。在她看来,“一个民主的公共制度应该为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提供有效的承认机制和独特的代表制度”[13]。概括起来看,她主张的“差异政治”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清除政治领域中体现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群体文化的程序、象征及准则;二是各种群体应该在同等的基础上参与政治生活,并且在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应该鼓励各个群体确认其独特的文化身份;三是通过论坛而形成的决策与政策充分体现群体的差异。尤其要排除决策过程中的简单多数决定[14]。

   上述理论表达了西方国家“多族化”背景下多样性族群的权利诉求,得到了相关族群的欢迎,满足了后现代背景下社会大众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的心理需求,因而得到了广泛传播,进而演变为社会大众思潮和社会运动,并成为了社会意识形态。在此过程中,对族群权利的要求也逐渐扩展到其他族类群体,如白人、黑人、同性恋者、社会弱势群体等。这一套理论逐渐完备以后,便从加、美传播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欧洲由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尤其是社会和民族的同质性程度较高,并未对该理论表现出太大的热情,但该理论对欧洲的影响也不可小觑,会在移民人口增多的基础上进一步彰显。

   主张族群权利的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承认政治、差异政治理论,因为提出的观点、论证的方式、回应现实要求的关注点乃至具体的诉求等都有较大的差异,因而显得庞杂。但是,这一系列理论都是围绕着族群权利而构建的,核心诉求都是在承认族群差异的基础上维护和增强族群的权利。从这个意义说,这一套理论本质上就是族群政治理论。

   族群政治的观点和理论由不同的学者提出和论证而显得庞杂,但其围绕族群权利的理论逻辑十分清晰:一是要求确认民族国家“多族化”背景下的文化的多样性,并给予多样性文化以尊重;二是以多样性的族群替代多元文化,要求肯定族群的文化权利;三是把族群确定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主张赋予族群以特殊的政治权利,以实现族群在事实上的平等;四是主张以族群来确定社会成员身份,确立基于族群的特殊公民权[15],实现差异政治;五是要求调整现行的宪政体制,以确保基于族群身份的差异性权利,建立族群权利保障制度。

   族群政治理论的各种观点,皆由学者以学术的名义提出和论证,但该理论的各种观点的学术论证都是围绕着族群权利、提升族群权利的机制而展开,本质上是表达政治诉求的,政治意义明显强于学术的意义。因此,该理论本质上并不是学术理论,而是社会政治理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确,多元文化主义越来越“强调不同社会群体共处一个社会时的政治承认和文化权利问题。这样,多元文化主义便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政治理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16]

   族群政治的所有理论和诉求都建立在族群身份之上,并认为族群“身份是由我们所处的社会团体所铸成的”[17],进而要求建立相应的身份权利体系,即“身份政治”。按照这样的要求或逻辑,同质的公民须区分为“我”与“他”,“我们”与“他们”。在族群政治理论看来,“‘我们’和‘他们’、‘群体内’和‘群体外’的概念,是互为条件、彼此依存而又相互对立的。”[18]这样一种二元性的价值选择和权利机制,就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在同质性公民权利基础上构建社会权利机制的政治伦理规则,重构“我”与“他”区别和对立的社会权利规则。这样的政治伦理要求和相应的政治文化,对政治生活造成的影响将十分深远。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族群政治理论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3283.html
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