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现代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基于国族的分析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7 次 更新时间:2020-06-01 16:27:33

进入专题: 民族国家   人口国民化   国民整体化   社会政治机制  

周平  

   摘要:今天以“民族”概念来指称的众多群体中,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并具有国家形式的民族,即nation-state中的nation,因其突出的国家特征和意涵而被称为“国族”。国族,即一个国家的国民共同体。在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国族应对具体社会政治问题而创制的有效方式沉淀为以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为基本内涵的一系列机制。这些机制对于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乃至现代文明的形成、巩固和发展都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因此,国族也成为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基础性影响的社会政治机制,从而也构成准确认知世界近代以来历史与现实的重要视角。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人口跨国流动的经常化、持续化和规模化的出现,带来了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一方面给国族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也突显了国族建设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因此,全面揭示国族的本质进而对其形成准确的认知,就成为政治学及相关学科必须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键词:国族;民族国家;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社会政治机制

   作者简介:周平,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

  

   一、问题的提出

   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构建具有里程碑意义。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制度框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以后,“民族”概念也得到突显并逐渐被广泛使用。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以及由此促成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使得那些由历史文化连结而成却不具国家形式的人群共同体引起关注,也用“民族”概念指称、描述和分析。如此一来,“民族”概念便具有了多义性,民族群体的多样性随之突出。随着此种现象的进一步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民族”概念运用中的混乱。不过,在“民族”概念指称的所有群体中,最早形成并随着民族国家构建而具有国家形式的民族是本源性的,并对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现代政治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当然,其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构建和今天的国家发展的影响也十分深刻。为了对此类民族进行针对性研究,根据其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具有国家形式并表现为国民共同体的特征,将其界定为“国族”并作为nation的对译概念的做法便日渐突出。于是,“世界各国都普遍地在‘全体国民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族’这一含义上使用民族(nation)一词”。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族”是“民族”概念多义化背景下形成的一个专门性概念,专指具有国家形式并表现为国民共同体的民族,即“nation-state”中的“nation”。总体而言,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可不必有政治上的自治权及国家的形态,如过去的犹太民族是;而国族则必须有国家的实质,如中华国族是”。

   从最早建立民族国家并塑造了国族的西欧国家来看,作为国民共同体的民族首先在王朝国家的框架内逐渐凝聚成形,进而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定型并具有国族的性质,随后又在民族国家架构中丰富和重塑,从而具有特定历史进程所赋予的丰富内涵,蕴涵着应对社会历史进程中突显出来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而形成的各种机制,因此能够在近代历史进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如果将这样的民族等同作为历史文化群体的民族,便无法真正揭示其丰富内涵,进而会影响到对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准确认知。国族问题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问题,而是基础性的社会政治问题。因此,对国族的形成和历史演变进行全面梳理,尤其是挖掘并厘清国族内涵的社会政治机制,是对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形成全面认知的必要条件。

  

   二、国族的形成及其内蕴机制

   国族与民族国家有机结合,互为表里、相互塑造,各自的本质都需要从对方那里寻找原因。民族国家需要从国族的角度加以解释,国族也需要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论证。民族国家在西欧形成后逐渐被广泛地接受或效仿,并逐步具有世界意义,成为一种典型的国家形态,进而被界定为人类国家形态演进的一个阶段。然而,民族国家的出现并不是出于创制特定国家形态的设想或考虑,而是在应对特定社会政治关系中具体矛盾和问题而进行制度构建的结果。

   欧洲的历史尤其是国家发展史,深受罗马帝国的影响。“到公元前1世纪末为止,罗马已经把它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地中海海湾和高卢地区”,从而对欧洲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随着5世纪下半叶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进入中世纪,“罗马与野蛮世界(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的相遇”也开启了“西欧社会发展深刻变革的开端”。从国家形态来看,“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在西欧的广阔空间中形成了以封建割据为基础的统一的基督教世界……一方面是林林总总的封建邦国,另一方面又是凌驾于这些邦国之上的一统权威——教皇,罗马教皇成为整个西欧社会的无上权威。教皇把这些大小邦国联结而成为一统的基督教世界”。于是,“整个西欧是一个天主教大世界,没有国界,不须关防,只有大大小小的封建领地,每块领地上领主对农奴实行经济权、政治权和司法权。国王是许多贵族中的一员,他唯一的不同就在于他是贵族中的第一人,是一群贵族之首”。这样“一个天主教大世界,没有‘国家’,只有‘领地’,这就是中世纪的状况”。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王权、教权、贵族、民众成为了稳定的社会政治力量,并进行着持续而频密的互动。最终,王权一步步加强,由此形成的王朝国家得到巩固并日益集权化;同时,人口在国民化的基础上逐步整合,并朝着民族的方向演变。

   王权的加强是历史的必然。首先,王朝内分散的地域性社会在上述因素的互动中逐步加强了联系,从而在王朝范围内促成了社会的整体化趋势。其次,社会在整体性加强以后需要一种集中而强大的国家权力及相应的机制来进行管理,进而建立和维持秩序。因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的一切革命因素都依赖王权,正像王权依赖它们”。

   王权的强化促进了王朝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也突显了王朝国家的政治共同体特征。王朝国家构建起来的政治架构、相应的政治机制和行政体系、对社会日益加强的管控,以及在王朝国家框架内持续的经济和文化构建,对民众产生了深刻而持续的影响,对其形成了长期而强有力的塑造。一是促成了人口的国民化,表现为一个 “化众为民”的过程;二是实现了国民的整体化,表现为一个“聚民为族”的过程。

   王朝国家对民众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将王朝范围内的各种异质化的人口形态塑造成为国民,促成了人口的国民化。王权的加强以及王朝国家通过法律、行政、货币、税收等方式在疆域内进行持续的治理,将王朝或王权与民众的关系突显了出来。民众在获得王权保护的同时,也形成了对国王的效忠和对王权的依附。而民众对国王的效忠和义务关系的增强,又使其对贵族(领主)、教会的顺从和依附关系受到抑制和遮蔽,从而塑造了民众的臣民身份。18世纪的《约翰逊词典》就对“臣民”作了这样的解释:“一人处于另一人的统治之下,与统治者相对”,其所举例句也强调“臣民”对国王的义务。而人口“臣民”身份的形成和巩固,则使人口在狭小地域中生存而形成的地域身份逐渐褪去,实现了“去地域性”,并导致人口社会身份的同质化。

   王朝国家将民众对领主、教会、行会等的依附转向对国王的依附,也使民众与以国王为代表的国家之间关系得到突显,进而为民众在自我意识觉醒基础上争取由国家赋予和保障的权利的思想和行动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民众一旦获得了国家赋予和保障的权利,就会将自己的效忠对象由国王转向国家,从而实现对个人依附关系的否定,进而转化成为国家的国民,最终实现了“去依附性”,完成了人口的国民化。“去地域性”和“去依附性”是人口国民化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环节。

   王朝国家对民众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即对人口的整合。通过长期持续和不断加强的统治,“国王的神话粉碎了领土割据,建立了适应经济需要的辽阔的民族共同体,所有居民都被忠君的思想联结在一起”。于是,民众便在王朝国家的框架内和人口国民化的基础上实现了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整合,从而形成一个“聚民为族”的过程,最终将分散的国民整合成为整体,成为了民族。

   王权在加强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制约而一步步地走向了绝对,从而使王朝国家成为绝对主义的君主国家。在这里,王朝国家的权力成为国王的私产,管理国家的政务成为国王的私政。王朝国家变成了国王的国家。与此同时,在城市工商业壮大及其促成的市民阶级兴起的基础上,民众的自我意识尤其是权利意识也在逐渐觉醒。文艺复兴中广泛传播的人文主义,尤其是自然法、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思想的传播,更是对民众的权利意识产生了唤醒作用。民众意识的普遍性觉醒,又促成了作为国民整体的民族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增强,从而把民族突显为王朝国家内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并与王朝形成二元性的关系。

   王朝国家内的这种二元性关系,在王权和民族各自的进一步发展中逐步朝着紧绷的方向演变。一方面,王朝国家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国王手中。“专制君权的本质是把国家视为王室的私产,民族服从于王室利益。”王权的不断加强,又将国家“王有”的性质推向极端。另一方面,民族的自我意识增强以后,便形成了通过将国家权力由“王有”转为“民有”而获得更多权利的诉求。这样一种矛盾无法调解并日趋绷紧的状况,最终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彻底改变。资产阶级革命将国家由“王有”转向“民有”,使“君主之国”化为“民族之国”,建立了民族国家。正如安东尼·吉登斯特别强调的,民族国家是绝对主义国家的“继承者”,是由绝对主义国家转换过来的。

   这样的民族国家首先出现于英国,随后形成于法国,进而被突显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国家形态。英法两国在争夺法国王位和土地的百年战争(1337—1453)之后逐渐确立了绝对君权,进而塑造了各自的民族共同体,又在各自的民族与王朝之间矛盾的推动下先后建立了民族国家。

   英国绝对君权的确立是由都铎王朝实现的。不断强化的王权促进了民众的整合,加快了朝着民族整体演进的速度。都铎王朝的“国王成为民族统一的象征、民族抱负的核心和民族尊严的目标”。同时,民众的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也在一步步地增强。“英国人的权利观念不仅来自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念,来自思想家和神学家,还来自英国人‘生而自由’的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至他们的盎格鲁-撒克逊祖先迁徙大不列颠岛之前在北欧荒原和丛林中的生活。”都铎王朝的开创者亨利七世靠武力夺得王位,深谙在维持统治并施展抱负过程中“民众的支持是关键”,“必须给英国人民以他们所要求的东西”,因而在民众权利方面更为开明,对民族意识的觉醒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英国的民族意识觉醒后,民族与王权间的关系便逐渐朝着紧绷的方向演变,并通过国王与议会间的矛盾集中地体现出来。“从政治史的角度看,17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是英国议会和王权的较量”。当詹姆士一世(1603—1625)将王权发挥到极致时,国王与议会的矛盾便被推向了极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詹姆士一世的专制主义已无法容忍,英国已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英国议会1628年提出的“权利请愿书”,立足当时的具体形势把国民权利具体化,进而把民族与王权的矛盾指向了国民权利问题。

在1688年“光荣革命”中,来自荷兰的执政威廉亲王“不仅接受了《权利法案》,也接受了《王位继承法》,光荣革命的重要成果正是通过这两个宪法文献获得保障的”,承诺尊重“王在法下”“王在议会”的传统,以及人民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宣誓“按照国会批准的法令以及同样形成的法律和惯例实行统治”。于是,“内战和光荣革命决定性地限制了王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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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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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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