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中华民族的“全民一体”属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5 次 更新时间:2021-03-11 14: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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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  

  

   摘 要:中国的发展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凸显于历史舞台的当下,对中华民族形成完整、准确的认知的问题随之突出。而要达此目的,中华民族由全体中国人组成这一现代民族的基本属性,再也不能被忽视了。中华民族的“全民一体”属性,是中华民族在近代成为一个现代民族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是现代民族的本质所在。费孝通先生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断,也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全民一体”与“多元一体”两种属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不同侧面体现中华民族的本质。今天,正视并弘扬中华民族的“全民一体”属性,关乎能否对中华民族形成完整、准确的认知,关乎对中华民族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进行想象,关乎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对中华民族进行进一步的塑造。

   关键词:中华民族;民族国家;全民一体;多元一体;两种属性

  

   一、导 言

   今天的中国,“中华民族”无疑是一个最响亮、最有影响的词汇。然而,在“中华民族”被一再提及之时,对中华民族进行准确认知问题并未完全解决。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这是出现最多也最有影响的界定。然而,这并非对中华民族的专门定义,也未揭示中华民族的底层逻辑。从实际意义看,中华民族就是一个由全体中国人组成的民族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在宣告“中国人站立起来了”的同时,还宣告“我们的民族站立起来了”。1这样的宣告明确地表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的整体是同一的。费孝通在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时候,表述得更是清楚。他首先说:“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在此基础上,他才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命题。2遗憾的是,中华民族是全体中国人组成的共同体的判断和认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未受到重视,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但问题是,抽离了中华民族是全体中国人组成的共同体这一基本的属性,就无法对中华民族形成一个完整、准确的认知,也无法充分揭示和运用中华民族内涵的全部价值。

  

   二、中华民族“全民一体”属性的形成

   中国疆域上的人们,因为共处于一个名为“中国”的国家之中并认同于中华民族,所以成为一个以国家为范围、形式和表征的共同体,即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民族实体。这样的民族当然与组成它的56个民族相区别。“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3这样的民族,本质上是一个“代表步入现代国家的民族性国民称谓”,4其实就是作为现代国家形态的nation-state中的nation。

   民族国家之民族的外部形态是人群共同体,所以常常被与特定的历史文化凝聚成的人群共同体混淆,其特殊的本质往往因此而被忽略甚至被抹杀。其实,这样的民族并不是今天很多人基于国内56个民族的认知所理解的民族。它与民族国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互为表里,是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的全体国民组成的国民共同体,实质上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人口组织形式,蕴含着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社会政治机制。在“民族”概念被推广运用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将其与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民族相混淆,此类民族也因其突出的国家属性而被界定为“国族”。

   这样的民族首先形成于西欧。在欧洲的中世纪,国王、教会、贵族、农奴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力量,并进行着持续不断的互动。最终,王权不断加强并走向了绝对,民众则通过对国王的效忠和依附而获得保护,形成了对国王的权利义务关系,逐渐实现了人身关系的去依附性和去地域性,演变成为了君主的臣民。同时,臣民化的人口又在王朝的统治下持续整合,成为“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5臣民身份人口的自我意识促成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并导致民族与王权的二元性关系的形成和凸显。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国家的主权转移到了议会手中,实现了由“王有”到“民有”的转变,国家因此便由“君主之国”转化成为“民族之国”,导致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产生。由此,社会人口与国家建立了直接的关系,进而促成人口的社会政治身份由臣民转变成为国民。为体现民族国家由于民族拥有主权而实现的民族与国家结合之本质,民族国家基于一元性的国民权利构建了完整的国家制度体系。随着民族国家制度体系的构建和完备,人口的国民身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充实,并进一步深化了与民族国家的有机结合。因此,民族也成为由全体国民组成的共同体。

   民族国家最早出现于英国,由国民组成的民族随之形成。“‘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自由民主制度,国家不再属于君主个人,而属于整个‘民族’。于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了。”6然而,这样的民族得到正式确认,尤其是获得制度保障,则是在法国大革命中。1789年8月,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第三条规定:“整个主权的本原根本上乃存在于民族(La Nation)。任何团体或任何个人皆不得行使国民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这一宣称不仅确定了“主权在民”原则的基本内涵,而且“把民族(nation)确立为集体认同,把公民权和民族主权确定为法兰西民族认同的基础”,7从而也确定了民族的国民共同体性质。正是由于如此,“历史学家汉斯·科恩(Hans Kohn)认为,在1789年法国革命初期,这个术语(即nation,译者注)获得了其现代意义,即把全体人民都包括在这个概念中。”8于是,“在当时,‘民族’即是国民的总称,国家乃是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9因此,“不仅为法国政治生活奠定了人民主权、代议制、法制和分权制的重大原则,而且对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和美洲各国的革命运动起到了巨大的启蒙和推动作用”。10这也表明,“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11如黑格尔所说:“民族不是为了产生国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国家创造的。”12

   这样一种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民族,并不是社会人口在国家框架下简单聚合的产物,而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经历若干历史事件或变革才形成的,因而虽然表现为一个具有国家形式的人群共同体,实则包含着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等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机制,成为现代国家条件下将国民整合为一个整体的有效形式,即现代国家的人口组织形式。13

   在中国,这样的民族是在近代的民族国家构建背景下,经过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而逐步构建起来的。一方面,通过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人口国民化过程对传统人口形态进行改造,逐渐塑造了严格意义上(而非喻指)的“中国人”,即中华现代国家的国民;另一方面,促成了逐步形成的国民(“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以及在“中华民族”的族称和标识下的凝聚,实现了国民整体化,将全体国民凝聚成为了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现代民族。

   首先,民族国家议题的形成,导致了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的滥觞。在鸦片战争后落后挨打的困境中探索救国图强之道的先贤们,经历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也看到日本通过现代国家的构建而走向强盛,逐渐将目光投向了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孙中山在1903年8月提出了“创立民国”14的主张,1905年8月又将“创立民国”写进《中国同盟会总章》,1906年在领导制定的《革命方略》中进一步提出了“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者皆平等以有参政权”15的主张。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则将与民族国家相关的“民族”“国民”概念引入国内,创立了“中华民族”这样一个重要概念。这些意识形态内涵突出的概念在国内的传播,一方面为民族国家议题提供了解释和论证的依据,如以“国民”来解释“民国”,将拟建立的中华现代国家界定为国民国家,以凸显其主权在民的本质。另一方面,则是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动员作用,在古老的社会中播下了新思想的种子。从总体上看,“国民”观念的传播,为将传统社会身份的人口塑造为国民即人口国民化,进行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和传播,则为将个体性的国民凝聚为一个整体即国民整体化,提供了族称和认同的符号。

   其次,民族国家构建的开启,推动了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进程。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得到了初步的实现。一方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以近代的西方政体模式,取代中国古老的政体”,16开启了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宣告诞生”,17则终结了中国延续数千年的王朝国家历史,标志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出现。随后,为建立新国家而采取的政治步骤,如国会和地方议会的选举,以及复辟与反复辟、五四运动、声势浩大的国民革命等,则彻底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国”与“民”的关系,同时也建立了从未有过的“国”与“民”的关系,尤其是中华民国以“民”来界定“国”,将“民”与“国”结合在一起。这些对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一是“国”与“民”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为社会身份体系中长期延续的臣民身份向国民身份的转变注入了巨大的力量,促进了人口国民化的发展。辛亥革命所建立的新政权“中华民国”以“国民”来命名,体现了现代国家的主权在民的原则。18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19这一系列的政治象征和宪法规定,第一次以宪制性文件确定了国民的国家主权者身份,在宪制的层面上实现了国家的国民化,为人口国民化提供了有力的宪法支撑。五四运动以及国民革命所传播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对于民众对国家以及自身与国家关系的认知的深化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将人口国民化推向了深入。二是,“‘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之初以后”,“在政治界、思想界、知识界和舆论界,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概念和观念得以基本确立、并逐渐较为广泛地传播开来”。20“不仅国民党人和国家主义派(后成为青年党)人士,共产党等其他政治派别和思想人物,也都已在中国各民族人民相对平等构成为一个整体的意义上,频繁地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概念。”21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这一切为国民对“中华民族”认同,进而在统一国家框架下朝着凝聚为一个国民共同体方向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再次,民族国家构建的全面推进,促成了人口国民化和国民整体化的基本实现。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1928年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在此条件下,国民政府按照孙中山拟定的体现“‘国民’身份是构建中华民国国家体制的基石”22原则的《建国大纲》,逐步建立起完整的政府体制和国家法制体系,将国民置于一个现代国家政府的统治之下,使中华民国建立所导致的“国”与“民”关系的调整逐步制度化和体制化。其间,中国人民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过程中加强了团结。这对人口国民化及国民在“中华民族”族称下的凝聚,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国民政府对政权所进行的国民性或国民化的论述和定位,以及以国民管理方式进行的统治,尤其是《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以及“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的规定,既确定了国民的主权者地位,也对国民身份作了明确的界定,从而实现了人口国民身份的宪法确认。另一方面,经由逐渐推进的人口国民化而实现的社会人口身份由臣民转化而成的国民,在统一国家的制度框架下增强了对“中华民族”认知和认同,实现了国民整体化。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带给中国人民的亡国灭种的危险和巨大的外部压力,既激发了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也激发了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进而加强了“中华民族”族称下的凝聚。1939年发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则标志着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由自发走向了自觉,在人口国民化的基础上实现了整体化。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个由全体国民组成的现代民族——中华民族就浮出了水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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