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论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和金融体系破产之后的世界秩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5 次 更新时间:2011-03-14 10: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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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  

  

   访谈人:德国《时代》周报记者托马斯.阿斯绍伊尔(Thomas Assscheuer)

   邓安庆 译

  

   [内容提要]对金融危机的最大不安,是冲天呼喊的社会不公。私有化的幻想已经走到了尽头,其恶劣影响与一个社会的和民主的法治国家的平等原则不相称。不是市场,而是政治应为公共福利负责。新自由主义的政纲不应再被当作现成的硬币,而要被废置于退役之列。畅通无阻地使生活世界服从于市场之命令的整个纲领必须放到审核台上去。只有当欧盟学会了对外用一种声音说话时,一个创造性意义上的“双极的”西方 才能存在。由于单边主义冒险的失败,新自由主义的自我破坏和对其例外意识的误用,今日的美国率先受到削弱,但它在一个时期内依然保持为自由主义的超级强力,并处于一种接近于从根本上修正其家长式的世界造福者的新保守主义的自我理解中。

  

   [关键词]

   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世界秩序,美国

  

  

   《时代》: 哈贝马斯先生,世界金融体系已经虚脱,它危及着一场世界经济危机。您感到最大的不安是什么?

   哈贝马斯:我最感不安的,是冲天呼喊的社会不公。这种不公在于,最易受到伤害的社会群体却遭遇了最冷酷无情的体系失灵的社会化成本。现在那群决不属于全球化赢家的人们,再次被请到收银台前为原本可以预见的金融体系的功能紊乱导致的现实经济后果买单。况且,这又不像股票持有者那样是以币值来交付,而是以他们日常生存的硬通货来交付。在全球化的尺度内,这种惩罚性的命运也发生在那些经济最弱的国家身上。现在用手指指摘替罪羊,我当然视此为伪善。即便是投机者,他们也是在法律框架内按照社会承认的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来运作的。 如果政治实施道德教化,而自身却不依赖民主立法者的强制法权,它就让自身变得可笑。是政治,而不是资本主义,要为公共福利的定向负责。

   《时代》:您刚刚在耶鲁大学作过讲演,这场危机对您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什么?

   哈贝马斯:电视屏幕上闪烁着忐忑不安的忧伤,对没有尽头地[经济]下滑致使不计其数的人们被迫离开他们在弗罗里达和其他地方的小屋的忧伤,门前牌子上写着»Foreclosure« (因抵押人未能如期还贷丧失房屋赎回权)。接着就是原本带着好奇心从欧洲而来的买家和来自拉丁美洲的富人的懊悔,随后是地产经纪商,在卧室内指给他们看被勇气和绝望所毁坏的壁柜。回来之后令我惊讶的是,在美国激动起来的情绪与在本地像往常一样冷静地做生意是多么地不同呀!在那里,对实体经济的最大忧惧同最后阶段选举斗争的最富成果的热情连在了一起。危机也让广大的选举人阶层更加敏锐地意识到了他们个人的利益状态。危机并不必然地迫使人们理性化,但必然迫使人们去作一些合理的决断。– 无论如何,同上一次相比,这是一次被9.11在意识形态上冲刷过的总统选举。如同我直接在选举前大胆假设的那样,美国人将感激这次偶然的机遇,选出第一位黑人总统—并因此在其政治文化的历史中开凿出一条深刻的历史渠道。但超出这点之外,这次危机也可能预示着欧洲政治大气候的一种变换。

   《时代》:您这是指什么?

   哈贝马斯:这样的时节变换改变了公共讨论的参数。因此推迟了被视为可能的选择另一种政治的谱系。随着朝鲜战争,新政阶段终结,随着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以及冷战的退却,那些社会国家的纲领终结了。而当今,随着布什时代的结束和新自由主义气泡的破裂,克林顿和新工党的政纲也接近终点了。现在什么东西正在到来?我希望,新自由主义的纲领不再被当作现成的硬币,而要被废置于退役之列(zur Disposition)。畅通无阻地使生活世界服从于市场之命令的整个纲领必须放到审核台上去。

   《时代》:对于新自由主义者而言,国家对经济领域只是一个共同参与游戏者的角色。它应该使自身变小。现在这种思想失去信誉了吗?

   哈贝马斯:这取决于危机的进程,取决于各政治党派的感知能力,取决于公共领域的议题。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确实还是一种独特的风平浪静占统治地位。已经丢脸的是那些将投资者的利益肆无忌惮地放在主宰地位的政纲,这些政纲不触及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棘手问题(Prekariats)的形成,儿童贫困,低工资并进而以其私有化的幻想掏空国家的核心功能,从而容忍了把政治公共领域残存的一点协商性成分贱价变卖给利润率节节高升的金融投资商,使得文化和教育依附于对经济景气敏感的出资人的兴趣和心情。

   《时代》:而现在,在财经危机中,私有化幻想的后果变得可见了吗?

   哈贝马斯:在美国,危机现在已经造成了对财物和道德、社会和文化的明显损害,这种损害在布什所推动的去国家化政治中得到恶化。养老金和健康保险、公共交通、能源供应、惩罚执行、军事安全职责的私有化,其他领域诸如大中小学教育的私有化和由城市与公共部门提供给私人捐助者履行义务并体现高尚的文化基础设施的私有化,都属于一种有风险的社会布局(Gesellschaftsdesign),其恶劣影响与一个社会的和民主的法治国家的平等原则不相称。

   《时代》:国家的官僚机构不能单纯地经营有利可图的事。

   哈贝马斯:但是,有一些易受伤害的生活领域,我们不可使其遭受交易所投机的风险,把养老金转向持股就是抵御这种风险。在民主的法治国家中也有一些公共的财富,如未被扭曲的政治交往,它不可为金融投机商的利润期望所裁剪。国家公民的信息需要不能以某一收视率高的私人电视台的消费成熟的美味小零食文化(Häppchenkultur)来满足。

   《时代》:为了援引您的一本引起热议的书,我们涉及到“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了吗?

   哈贝马斯:自1989/90 年以来,没有什么爆炸性的事件再从资本主义世界而来,只能从内部对资本主义的动力进行文明化和驯化。即便在战后时期,苏联对于西欧的左派群众而言,也并非是一种另外选择。所以我才在1973年谈论资本主义“内部”的合法性问题。而这些问题越是按照民族的语境来谈,或多或少地就越紧迫地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一个征兆就是要求限制管理者的薪水,或者取消“黄金天降”(golden parachutes)这种多得无法言说的补偿和额外津贴补助。

   《时代》:这不过是陈列橱窗的政治,明年就要选举了。

   哈贝马斯:确实如此,这自然是象征性的政治,只是为了避开政治家们和他们的经济学顾问的反对声。他们很早以来就意识到并告知要规范金融市场的要求。我刚好就读到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清晰透彻的文章《警惕新的大投机!》(Beaufsichtigt die neuen Großspekulanten! )(《时代》2007年第6号) ,那还是在2007年的2月。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但在美国和大不列颠,政治精英们都有不受拘束的投机心态,只要运行得还不错,就以为是有用的。而在欧洲大陆,人们对华盛顿-共识心悦诚服。也是在这个国家有个甘愿为此效劳的广大联盟,拉莫斯菲尔德(Rumsfeld)先生不用为此做广告。

   《时代》:华盛顿共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1990年作出的著名-臭名昭著的经济构想,根据这个构想,首先是拉丁美洲,然后是半个世界应该得到改革。它的中心信息是:Trickle down(渗漏效应),让富人更富,然后福利就已然渗漏到穷人了。

   哈贝马斯:多年积累起来的经验证据证明,这种预后是错误的。福利增长的效应在国际上普遍地分配得如此不对称,让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贫穷地区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扩展开来。

   《时代》:为了增强一点对过去的把握:为什么福利如此不平等地分配?是共产主义威胁的终结给西方资本主义扫除了障碍吗?

   哈贝马斯:以民族国家实施统治的、业经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筑起围墙的资本主义,确实给经合组织国家 (OECD-Ländern)带来了一种从历史视野看来不平等的福利状况,这种资本主义在放弃固定汇率和有了石油震荡(Ölschock)之后早已终结。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说已经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手下变成强大的实践势力,在克林顿和新工党的手下,在我们新近的英雄布朗(Gordon Brown)任首相时期内,也只是继续了它。诚然,苏联的解体在西方确实引起了一种致命的胜利狂欢。这种感觉--只能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得到权力—起到了一种诱导效果。在此情况下,有一种经济政治学说把这种感觉夸大为一种贯穿所有生活领域的世界观。

   《时代》: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生活形式,所有公民都应该变成企业家和顾客…

   哈贝马斯:…而且变成竞争者。在竞争社会的野生猎区中横冲直撞的强者,可以让自己把这种成功算作是个人的功劳。经济管理者们—其实还不止这些人—是如何上了我们访谈节目的圈套,到台上作为精英人物夸夸其谈,一本正经地让人把自己作为榜样来庆贺,并在内心把社会上其余的人置于自己之下,这真是掉进深渊的笑剧。他们仿佛不再能够在功能化的和沽名钓誉的等级社会的精英之间作出分别。请问,什么是示范性的?以这些处于领导地位的人物的性格,据说他们做事就是勉强有条理的。另一个警报信号是布什2002年秋天为入侵伊拉克准备的教义。从此之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潜能不止是在社会政治中,而且也在外交政策上扩展开来。

   《时代》:但确实也不仅仅是布什这样。一群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令人惊讶地站在他一边。

   哈贝马斯:而且许多人什么东西都不额外多学一点。在伊拉克灾难之后,诸如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这样的前沿思想者还比较清晰地把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狼群-范畴(Wolfs-Kategorien)突出了出来。他评论世界政治开倒车,坠落到一个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高爆炸性的权力争斗(Machtgerangel)中,用了今天这样一句话:“世界应该再次变得正常”。

   《时代》:但我们还要再回头看看。1989年之后什么被耽搁了? 是资本相对于政治赤裸裸地变得更有权力了吗?

   哈贝马斯:在我看来,90年代以来的历程已经清楚地表明,政治行动的包容力必须把市场放在超越国家的平面上发育。因此的确也是在90年代早期最先看出了这一点。乔治.布什这位老者曾纲领性地说起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想利用联合国,也老早就显得卡壳了,– 并且弄得遭人鄙视! 采纳安理会所决定的人道主义干预首先跳跃上升。政治上所愿望的经济全球化要是真能达到一种全世界的政治联合并导致国际关系的进一步合法化就好了,但第一个矛盾重重的开头就已经在克林顿手下受阻了。这种亏空让目前的危机再次得到意识。自从现代开始以来,市场和政治一再地被如此摆平,以至在一个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团结关系网没被撕破。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张力总是保持存在,因为市场和政治建立在相互对立的原则之上。按照上一个全球化动力,也要求在一个已经变得错综复杂的网络系统中,按照规则释放出去中心化的选举决定的洪流,而如果没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程序的扩大化,这种规则也就不能存在。

《时代》:但这叫做什么呢?您坚持康德的世界主义政治(Komopolitismus)并接受了由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带进来的一个世界内政(Weltinnenpolitik )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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