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理想图景”、“世界结构”与“定义中国”

——与邓正来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31 次 更新时间:2006-10-11 01: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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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正来(吉林大学法学教授、博导)

  邹立君(南京大学法学院教师,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博士)

  

  邹立君:邓正来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能给我提供这次访谈的机会。我们的话题将围绕着您的近作《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长文展开。这部论著的写作,可以被认为是您在中国法学这个领域里,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秩序的正当性”问题的研究状况所作的一种个案性分析。但我们知道您这一长文还暗含了另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即对既有知识所具有的“扭曲性”支配力量与学术人对自身状况的漠视的揭示与批判。实际上,这后一条红线延续了您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一贯思考。

  邓正来:是的。关于中国论者对自己置身于其间的社会生活秩序之性质的漠视的问题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之“漠视”的问题,不仅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所关注的一个大问题,而且也是我一直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较为根本的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并不只是就事论事地对中国法学中几个既有的理论模式进行分析和批判,也不是仅仅对中国法学的分析和批判。事实上,我所旨在揭示和批判的乃是知识系统在当下中国传播过程中的变异结构中所具有的一种为人们所忽略的扭曲性的支配力量,即我所谓的“正当性赋予”力量。我经由长期的研究后大体上认为,知识不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及在人与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着某种支配性的力量,而且在特定的情势中还会具有一种赋予它所解释、认识甚或描述的对象以某种正当性的力量,而不论这种力量是扭曲性质的,还是固化性质的。这意味着,那些所谓“正当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其本身也许并不具有比其他社会秩序及其制度更正当的品格,而有可能是透过权力或经济力量的运作,更是通过我们不断运用知识对之进行诠释而获致这种正当性的。据此我认为,那些解释、认识甚或描述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社会科学知识,在一定条件下会演化出极其强大的“正当性赋予”力量。当然,知识据以获得“正当性赋予”力量的前提条件乃是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批判力量的丢失。

  从1990年代开始,我就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整个研究状况进行了研究和反思。经由这一努力,我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面临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乃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基本上丧失了,因此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之一就是在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同时必须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具体到中国法学来说,它也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在中国法学的领域中更为严重。中国法学的不自主性至少表现为我所说的作为整体的中国法学长期以来一直受着“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

  我对整个中国法学乃至中国学术的反思和批判,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第一,我所旨在揭示和批判的,在根本上讲,乃是某种特定的“知识系统”(具体是指在1978年至今28年中的中国法学这一知识系统)对其所描述、解释或论证的对象所具有的那种我所谓的“正当性赋予”力量,亦即在整体上讲,中国学术在当下的中国发展过程中对某种未加反思和批判的“移植”入中国的社会秩序或政治秩序施加了一种为人们所忽略的扭曲性的或固化性的支配力量。我早在《研究与反思》一书的自序“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反思”中就明确指出,“正是这些被我称之为‘结构性基础与社会科学知识之间的互动关系’才是人们熟视无睹但在根本的意义上却支配着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现象,它们才是真正‘不在场’或‘始终沉默’的东西,因此,对这些现象的揭示和批判才真正是当下知识社会学的使命所在”。第二,我对作为整体的中国法学的反思和批判,事实上还隐含着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即什么是“中国”以及如何认识和解释“中国”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中国法学在1978年至今的28年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比如说自觉不自觉地受着我所谓的“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不加质疑地把西方社会的制度性安排转化成“法律理想图景”予以引进和信奉、进而遮蔽甚或扭曲中国现实社会结构或中国现实问题等等,都在根本上涉及到了我们重新定义“中国”、如何重新定义“中国”和根据什么定义“中国”的问题。“中国”既是我们思想的出发点,又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换言之,我对中国法学的反思和批判以及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之建构的主张,在根本上乃是以一种自主的方式重新定义“中国”之努力的一部分,至少是开始要求根据中国本身定义“中国”并建构“中国自己理想图景”的开始。

  

  邹立君:对于社会秩序之性质的思考在您的思想历程中具体到《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都可以说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但是我发现这一根本问题只有在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之思考的关照下才会呈现出该问题在当下中国的思想原貌;也就是说,我理解这两条红线是交织在一起无法皆然分开的。

  邓正来:你的理解有一定的道理,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社会科学知识为某种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类型添赋“正当性”意义之进程的日益加速。从较深的层面来看,这种进程的加速实是与中国论者为了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而引进西方各种流行理论的知识运动同时展开的,甚或构成了这一“知识引进运动”的一部分:它不仅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是西方各种流行理论的追随者,而且还更意味着西方各种流行理论有关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图景在中国学术场域或中国社会秩序之建构过程中的正当性。正是在这个追随西方理论的过程中,有关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知识丢失了我所谓的知识所具有的批判力量,并且演化出了那种“正当性赋予”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还因为自主性的缺失而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的依附,配合着对这些领域中的资源的分配或争夺,更是强化了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赋予某种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类型以“正当性”的力量。

  显而易见,正是在这样一种通过“知识引进运动”而“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过程中,隐含于这些知识背后的各种有关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西方理论,尤其是占据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理论,经由“建构者”的我们,不仅为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且也为我们认识和选择某种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类型设定了相应的规定性。对知识生产过程与知识“正当性”力量间关系的这种认识,归根到底,具有这样一种底蕴,即我们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建构者,而且也是这种知识的被建构者。建构者与被建构者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同一性,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我们在形成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之图景方面的“路径依赖”品格。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社会科学知识决不像客观实证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只是反映的或描述性的,也不只是技术管制性的,而更是建构性的和固化性的──这种知识通过各种制度化安排而渗透和嵌入了各种管制技术和人的身体之中,并成为我们型塑和建构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当然理想图景,而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则反过来又不断强化着它所依凭的那种知识。

  我认为,在中国社会科学的上述发展过程中,最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知识界对上述“建构者/被建构者”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集体性不意识,亦即我所谓的对西方各种流行理论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它渗透在当下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以各种名目展开和固化的意识形态实践活动之中,嵌入在中国社会科学对社会秩序及其制度所做的各种正当性论述之中,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型构着评价中国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理想图景。毋庸置疑,通过揭示“建构者/被建构者”的同一性而获得的对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本身的洞识,至少开放出了这样几个值得我们严肃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会存在这种“前反思性接受”的取向?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这种取向之间究竟具有何种经验相关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在这种取向下所生产和再生产的知识是否能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真实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显而易见,只要我们试图从“前反思性”转向“反思性”的立场,亦即努力使知识重新获致它本应具有的那种批判性力量,那么一方面我们就必须对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中国知识生产制度及其赖以为凭的结构进行检视,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对西方论者就何种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更可欲这样的问题所提出的一些主要的理论解释进行详尽的研究和分析,最终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自己有关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社会理论。

  

  邹立君:请您更具体地解释一下您的前述观点,我们以如下问题为例:重新定义“中国”的问题可以说是您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著中所关注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但我们都知道您对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否弃“国家”作为当然分析单位的“世界体系理论”有很深的研究。那么,您所强调的重新定义“中国”的问题与沃勒斯坦等人所批判的以“民族国家”作为当然分析单位的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论有何不同之处?也就是说,在重新定义“中国”这一根本问题的建构过程中您是如何实践社会科学的反思性的?

  邓正来:这个问题还得从我对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分析谈起。坦率地说,我对沃勒斯坦观点的讨论实际上所表达的乃是这样一种愿望,即这种努力的真正贡献并不在于能够创造出一些他的观点的消费者,而在于它为促使更多具有高度批判力和反思意识的知识分子成为另一种社会科学或法学知识的真正生产者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一如我们所知,沃勒斯坦对于社会科学将“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知识取向,持一以贯之的批判态度。早在1970年代初建构世界体系理论时,沃勒斯坦就在其代表作《近代世界体系》中对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论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学术界中的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成为当时的显学。它以“国家”为当然的理论分析单位,其中隐含着一个我们须加以追问但却为人们熟视无睹的预设,即发展首先是指被当作个别实体来看待的单一国家或单一社会的发展。而这个理论预设在更为一般的层面上还意味着研究社会变迁的单位乃是一种抽象的“国家”或“社会”,而世界就是由这样一些相关但基本上独立自主的国家所组成的。

  对于这个关系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基本问题,沃勒斯坦明确主张用“历史体系”这个术语替代原有的“社会”或“国家”术语。当然,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语义学上的替换,因为它不仅通过把“社会”或“国家”置于一个具体的历史的体系之中的方式而将人们从“社会”这个术语所具有的核心含义即其与“国家”的关系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历史体系”作为沃勒斯坦所提倡的“历史社会科学”的统一性的基础,还打破了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之间所具有的制度性障碍。立基于此,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中的著名假设,即人类社会变迁进程中存在着三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体系的形式或变异,即他所谓的“小体系”(mini-systems)、世界帝国(world-empires)和世界经济。

  当然,对于沃勒斯坦用“历史体系”替代“社会”或“国家”作为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努力,我们还需要结合以Peter Evans和斯考契波为首的“回归国家学派”对其背后所隐含的高度“结构决定论”的批判来重新审视沃勒斯坦试图否认的“结构与能动者”之间或者“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二元对立。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透过这一“重新审视”来检讨沃勒斯坦经由宣称社会科学分析单位只能是那种用经济过程把它界定出来的世界体系而表现出来的“经济化约论”倾向,因为它实际上忽视了那些对社会变迁具有重大作用的深深植根于地方性知识之中的法律—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同样,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高度“结构主义”的倾向还表明他对分析单位整体中的关系而非关系项的强调,尽管依照以“关系主义方法论”著称的皮埃尔•布迪厄的观点,任何研究方法都是与具体研究对象紧密相关的,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沃勒斯坦经由宣称分析单位的整体关系比作为关系项的“国家”重要便已然建构起了世界体系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的结论。我个人以为,沃勒斯坦在方法论建构方面的缺憾,势必会影响到他对其历史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建构。

  我提出重新定义“中国”的问题以及有关中国法律哲学根据中国本身重新定义“中国”并建构“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使命的观点,乃是以我给出的这样两项判断为基本背景的。第一,从中国在整体上遭遇世界以来的一百多年中,我们一直在思想中国的发展问题。不论是用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各种西方的理论,还是用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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