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蓉:边疆、边界与国家:韦伯的“农业—政治”研究的理论启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7 次 更新时间:2018-09-25 01: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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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蓉  

   内容提要:本文以19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为背景,以韦伯对“农业—政治”问题的讨论为核心,提出了国家的边疆、边界等问题,讨论人口、物资、资本等流动下的国家经济建设与政治结构。文中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包括:全球化、工业化背景之下的农村发展问题,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思路,以及国家边界的多重(政治、经济与文化)含义。本文认为,在法律、政治、经济等角度的国家观之外,可以建立一种社会取向的、以国民为核心的“国民—国家”观,即包容多元,建立共识,赋予国民以平等的基本权利,并建立国民共享权责和符合国民基本特质的政体制度。

   关 键 词:“农业—政治”研究  马克斯·韦伯  边疆与边界  “国民—国家”观  Agrarian-Political research  Max Weber  borderland and border  Guomin-State theory

  

   在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如何发展和农村如何面对社会关系格局的动荡与重组等问题既是经济问题,更是重要的政治问题。19世纪90年代,新兴工业国德国出现了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农业—政治”问题。1894年,恩格斯(1965b)在其著名的《论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农村与农民问题已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关注议题,这与社会主义的革命纲领并不矛盾。他深入分析了德国东部农业地区小农面临的各种生存危机,号召社会民主党在农村进行政治动员,指出“当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跟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德国立刻就会改变风向”。

   与此同时,新生代国民经济学家韦伯也关注着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民与农村问题。他根据社会政策协会和基督教福音社会大会的两次调查数据,分析了德国东部地区人口流动、社会变革等状况。1893年,他撰写的长达800多页的调查报告为他赢得农业与农村经济专家的声誉。1895年,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韦伯(Weber,1994:1-28)针对东部诸省的农业发展与人口变化趋势提出了政策建议,其中之一是关闭德国东部边界,阻止波兰的季节工人涌入。

   但是,韦伯的政策立场给他从两方面带来消极影响。从政治层面看,韦伯提议封闭边界,与当权的保守派普鲁士贵族和农业利益集团的立场相左,这影响到韦伯的政治前程。1897年,他一度曾被内政部考虑担任证券交易立法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即是因为利益集团的反对和游说而未果(Borchardt,2002)。

   更持久的质疑来自社会学界。对韦伯政治立场的批评性态度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Mayer,1944),在20世纪60年代盛行一时,新锐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德国青年一代学者对韦伯持非常强烈的批评态度(Mommsen,1984),认为韦伯涉入政治,其思想中存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倾向,具有与其方法论立场不一致的强烈的价值立场,使得他的政治社会学著作,甚至一般社会学著作的声望亦受影响(Roth,1965)。

   本文认为,用韦伯的社会政策立场来质疑他作为社会学家的声望本身就存在某种逻辑混乱:一项社会政策与相关的社会理论研究在内容上可能结合紧密,但在方法论立场上各有其逻辑。以简化的方式来说,前者是属于“应然”而后者属于“实然”的问题,前者致力于实现特定的价值目标,后者尽管有一定的价值立场,但以接近社会现实为追求。韦伯在他后来的著作,如《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诸科学之“价值中立”的意义》等中,集中讨论了方法论的问题,指出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之间既相互关联,又有根本不同之处。在1895年的演讲中有关政治经济学的部分,他实际上提出了比较明确的立场,即政治经济学在进行说明和分析时是“国际的”(亦即普遍的),而当就特定国家的问题做出价值判断时,它就必然与特定民族紧密相关了(Weber,1994:15)。因此,在提出社会政策建议时,韦伯对其一个方向上的伦理前提与另一个方向上的理论基础有清楚的认知。

   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针对韦伯的价值立场的争论忽视了韦伯著作中所包含的对即将到来的真正风暴的预警:在统一的德国已经发展为欧洲最强经济实体的情况下,韦伯看到了其体系的失衡之处,发出了某种“盛世危言”。此后,20世纪欧洲版图的发展表明,韦伯对德国东部地区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他在1895年的演讲中提及的易北河以东诸地在一战之后尽皆丧失,德国东部领土被波兰、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划分,国土面积从54万平方公里减少至1919年以后的46万平方公里和1945年以后的35万平方公里(哈夫纳,2015:第十章,注解97)。韦伯担心的东部地区“波兰化”成为现实:与17世纪的欧洲版图相比,波兰东部领土的最突出部分向西推进了500英里,与德国的边界推进到奥得河,整体上向欧洲腹地平均推进了150英里(帕尔默,1997:6)。韦伯当年的论断固然刺耳,但正如特赖布(Tribe,1983)所说,从德国的民族利益角度来看,他所预言的国土危机成为现实。不过,韦伯在1897年之后没有再集中对相关的政治和政策问题进行研究。1918-1920年,他在维也纳和慕尼黑重拾教鞭,但未等到发展出完善的国家理论就去世了。此后,温克尔曼在编撰韦伯的《国家社会学》(Staatssoziologie,1956)时,按照政治领袖、民主、议会制政府等题目加以组织,符合当时人们认为的韦伯的理论架构和方法论立场,然而也去掉了韦伯论著的现实基础、思想背景和实质问题。因此,研究者认为韦伯的政治见解与学术观点之间存在相互抵触之处,并对后来者形成知识上的挑战(贝顿,1989:12-15)。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搁置韦伯研究者基于伦理立场的纷争,讨论其社会政策的经验基础,进而挖掘其背后可能蕴含的理论洞鉴。本研究的起点是韦伯在1893-1895年完成的对德国东部地区农业工人的研究。从具体论述来看,他与恩格斯的观察有不少相通之处,都刻画了德国农业与农民的困境,以及工商业者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受到压制的状况。从学术的传承上来看,韦伯继承了历史学派经济学将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前提的立场,在德国自由主义渐衰和社会主义兴起的思想氛围和经济学的学科视角(Scaff,1984)等影响之下,韦伯有关国家的论述具有平衡理念与现实、普遍与特殊的意图。本研究从韦伯的德国东部地区的农业社会学中发展出关于国家边界与边疆的研究,认为边界在所具有的政治与经济、文化意义上对德国社会原有的社会秩序、支配关系等造成根本性冲击,并认为这是韦伯所担心的德国只实现了表面的政治统一,而实际上处于实质的分立与分离问题的根本所在。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韦伯的名声始于他对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经济伦理、近代城市的兴起等研究,而其“农业—政治”研究中所形成某些基本政治理念持续影响着他对德国国家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的思考,值得深入挖掘。本文试图建立一个“韦伯式”(Weberian)的理论框架,即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与民族传统基础上的国家建设与治理理论。

  

一、流动的季节工人:聚焦德国东部的“农村—政治”问题

  

   19世纪晚期,西欧各国在经历了较快的现代化过程之后,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从外在的人口聚集形态来看,表现为人满为患和环境与生活条件恶劣的城市,以及人口流出和陷于停滞与衰退的农村。

   后发的工业化德国同样如此,自19世纪40年代以后开始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在全球范围内,德国人建立了“一个遍及世界各地的完整的商业殖民地网”,“在很短的时期内从一个输出粮食的国家变成一个头等的工业国”(恩格斯,1965a)。但是,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能掩盖社会危机。1894年,恩格斯(1965b)发表了《论法德农民问题》,将德国危机的根本原因归于东部地区的普鲁士容克阶层所把持的经济利益与政治特权。根据恩格斯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和商品贸易的全球化最终割断了小农生产的命脉,来自北美地区、南美地区和印度的廉价粮食对欧洲的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形成死亡威胁。德国的小农在走向灭亡,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地主也被债务和贫困扼住了喉咙。但后者越发通过把持地产和政治特权来控制整个国家。德国国内其他地方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大工业家们的经济与政治权力都无法与之相比。

   在德国国内,农村的问题引起政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社会政策协会在1873年就曾对德国农业工人的情况进行过调查。1892年,韦伯应协会之邀处理新一轮调查中易北河以东地区(东普鲁士、西普鲁士、波美拉尼亚、波兹南、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奥克伦堡与劳恩堡)的农业工人状况调查的问卷。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韦伯认为社会政策协会的调查抽样不尽合理,缺少居间的、较公正的一方来佐证相关信息,因此,他与基督教福音社会大会合作,向乡村的新教牧师发放了问卷,并回收了近1000份问卷。

   根据对两次问卷的数据分析,韦伯与上述恩格斯的观察与判断非常接近:商品的全球流动和农产品价格冲击、普鲁士容克地主的贫穷化、容克地主借助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而获得国家补助等。不过,韦伯的分析引入人口流动的因素,借此发现了容克阶层经济与政治特权得以苟延残喘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便宜的外来劳工。

   在1880-1885年,德国人口整体上增加了大约3.5%,西普鲁士等农业地区人口在此期间减少了1.25%,与城市化的潮流相符合,但各地区的数据走向不尽一致,尤其奇怪的是,在土壤等自然条件最好的大地产庄园反而出现最大幅度的人口流出(7%—8%)现象,而海拔较高和耕种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人口自1871年以来就保持着持续的增长。形象地说就是:土壤最肥沃地方的雇工们离开了,而贫瘠土地上的农民增加了(Weber,1994:6)。

   对此,一种解释是社会变迁导致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对立加剧,导致农业劳动力流向城市。韦伯在其研究中观照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在东部诸省,原本盛行的是“庄园制”基础上的“领主—依附农”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虽然是主仆关系,但是,由于分成制、实物报酬等制度安排,双方存在各种或明或暗的物质和情感的纽带。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生产进入大地产集约化、机械化、专门化生产和以出口农产品为目标的阶段,商业原则和货币工资逐渐取代了实物津贴等报酬形式,相应地,东部地区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中最基本的变化在于,在原有的乡村共同体中,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几近消失。容克地主阶层处于主导性的、唯一的雇主地位,把持着地方公共经济的利益和地方的行政、司法等权力。再加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强大拉力,农业劳动力被吸引到工作机会更多、更自由的城市中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了。

不过,这一社会变迁的、阶级关系的视角并不能解释逆势增加的那部分人口。在此,韦伯(Weber,1994:5)提出一个民族人口的视角,即东部增加的人口的多数来自波兰的移民,越接近东部边界地区,波兰人口的密度越增加,这使得东部诸省已成为“民族前线地区”(national frontier area)。具体来看,波兰劳动力(包括俄罗斯等国的斯拉夫人)的流入,填补了德国雇农离开庄园留下来的空白。这些季节工人在春天涌入,在秋天离开,技术上的原因使甜菜的种植季节性地需要大量人手,更重要的是,雇佣他们的庄园主尝到了甜头:他们可以压低工资,节约住房、税收等支出,而不必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因为季节工人是背井离乡的外籍身份,在政治上无权,只能逆来顺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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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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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 , 2017 , 37 (5)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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