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争辩、症结与出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 次 更新时间:2018-09-11 00: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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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是一个民国时期就已提出的议题。自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学科在中国恢复重建以来,这个议题就不断被提出、讨论和争论。大致来说,围绕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产生了两大阵营:本土化倡议者和本土化反对者。本文首先对双方的争辩进行了梳理,然后分析了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症结所在,最后指出了解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出路。文章认为,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应深入到“知识创新力不足”的制度根源问题。知识创新力不足问题解决了,社会学本土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关 键 词:社会学  本土化  话语权  知识创新力  学术制度

  

一、问题的缘起

  

   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是一个自民国时期以来就不断被提出并加以实践的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被再次提出,并不断引起讨论和争论。在此之前,一批台湾和香港的学贯中西的人文社会科学教授,如杨国枢、黄光国、萧新煌、叶启政、金耀基、杨中芳等已经发动了学术本土化运动。在中国大陆,社会学学科在中断了近30年后,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恢复重建。由于重建过程中急需补课,而补课最便捷的途径之一就是向西方学习,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杜克大学的林南教授和一些美国社会学者参与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工作。而林南也是除费孝通(1983)之外,少数几个较早提出中国大陆社会学本土化倡议的学者之一。

   在参与中国社会学重建的过程中,林南发现了国内社会学界的几个不良倾向:第一,简单移植。在社会学发展初期阶段,中国社会学者注重政策性运用,来不及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为了获取政府的支持和资源,借用和移植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被认为最为高效便捷。第二,生搬硬套。用中国的资料来检验西方的理论,而不考虑其是否适用于中国,忽略中国的特殊性。当中国的经验资料与西方的理论不一致时,学者们不是根据这些差异去发展出新的理论,而是通过切割资料来迎合西方的理论。第三,理论抽象化能力不足。一方面,为了避免与意识形态的正面冲突,在非常低的概念抽象层次上来对资料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又缺乏从鲜活的田野资料中形成理论的能力。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学者们或者只能停留在经验描述的层次,或者只能用中国的资料来验证西方的理论,把中国的资料只当作次级资料来使用(基于演绎逻辑),而不是当作初级资料来使用(基于归纳逻辑)(林南,1986)。林南教授的论述既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必要性,也对提升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提出了希望。林南教授的倡议很快就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回应,并在社会学界引发了一些讨论。

   但总体上,20世纪80、90年代期间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并不热烈。到了2000年以后,社会学本土化才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和争辩的问题。这些学者对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呼应,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对中国社会学在恢复重建了20年以后的现状不满的反应(林聚任,2000)。一些学者认为,与译介西方社会学相对较高的水平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水平普遍较低(贺雪峰,2006)。而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对西方社会科学不加分析和批评的“移植品格”(邓正来,2008),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中国学者缺乏自主的“问题意识”,只能根据西方社会学理论依据提出研究问题(林聚任,2000;吴重庆,2002);在研究过程中,生硬套用西方理论(谭江华、侯均生,2003;郑杭生,2000,2011),或者用切割和裁剪中国经验的方式来与西方社会科学进行“对话”。这种用中国经验来脚注或局部修正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式的中国经验研究”显得机械而僵硬(贺雪峰,2006)。另一方面,盲目崇拜以模型、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的定量研究,忽略了研究工具和测量手段的适切性和研究对象所处情境的复杂性(如多因多果)(贺雪峰,2006;石英,2013;刘军奎,2016)。

   尽管有学者指出社会学本土化是一个模糊、有歧义的概念(周晓虹,1994;李宗克、曹锦清,2013),但大部分学者都是在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中讨论社会学本土化的。他们把社会学本土化看作是为在世界社会学领域中获得应有地位的运动。郑杭生和王万俊把中国学者的这种本土化实践称为“学术运动”(郑杭生、王万俊,2000a,2000b)。作为一种学术运动,社会学的本土化所牵涉的就不仅仅是社会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本身的内在逻辑问题,而且包括了民族的“学术话语权”(郑杭生,2011)或民族的尊严与地位问题。

   但是,随着讨论的持续展开,不少学者质疑社会学本土化的话语与实践(赵旭东,2001;赵敦华,2007;彭玉生,2010;姚传明,2011;陈映芳,2015;张戟晖,2016)。一方面,他们批评社会学本土化本身所蕴含的逻辑矛盾,揭露隐藏在本土化运动背后的“东方主义”(赵旭东,2001;陈映芳,2015);另一方面,他们为普遍主义辩护,否认客观知识的国界性,否认地理边界在对知识的客观评价中的作用(赵敦华,2007)。他们鲜明地坚持知识的普遍性立场。

   这场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是社会学界对自身的学术发展所进行的集体反思,这样的反思对中国社会学今后的发展十分有益。但反思的结果却出现了分歧。对这些分歧进一步加以反思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已经从学术问题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战略取向凸显了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如何才能在社会学领域显示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呢?社会学界所进行的有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辩论,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本文的目的是在梳理社会学本土化争论的文献基础上找出解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出路。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综述和梳理社会学本土化争论的文献;第二部分讨论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症结所在;第三部分探讨解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出路。为了行文方便,随后“社会学本土化”的提法常常简化为“本土化”。

  

二、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争辩


   学者们倡导社会学本土化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以来,不得不从引进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起步,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食洋不化”以及用西方理论对中国经验进行“任意”切割以迎合西方某个理论论点的现象,其研究成果让人产生了与现实脱节或“隔靴搔痒”的感觉。这些现象引起了许多学者的不满。另外一个原因是部分学者对于中国对西方的学术依附地位以及在世界学术共同体中的“二流地位”产生了不满。针对前一个“不满”,学者们把本土化问题放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针对后一个“不满”,学者们从民族尊严和民族话语权的角度来论证本土化的必要性。

   (一)社会学本土化的辩护

   1.认识论/方法论的分析框架:知识的跨情境效度问题

   学者们之所以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学本土化,是因为社会学学科在恢复重建过程中的学术“拿来主义”引发了知识的跨情境效度问题,即在其所运用的情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引进的西方社会学知识是否依然有效。本土化倡议者认为,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是西方学者依据西方社会的特殊情境提出来的。因此,当这种理论被运用于解释非西方国家情境时就可能失效。

   (1)社会学本土化的必要性论述

   第一,研究对象特殊论。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普遍性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特殊的、不重复的,不同国家之间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背景千差万别。因此,就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各个国家都存在社会学的本国化问题(徐经泽、吴忠民,1987)。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双重特征:它们既是科学,也是文化。作为科学,它们没有国界;但作为文化,它们是有国界的(庞树奇,1988)。正因为如此,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需要“本土化”,需要把“历史/文化/社会”放到本土化的研究进路中来(杨中芳,1999)。中国社会学必须反映中国文化—社会的特殊性,应该把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及民族性融通到社会学里(林南,1986)。

   第二,西方社会学者视野特殊论。从西方输入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是由具有西方文化心理结构的学者所提出的,这种特殊文化心理特质、文化烙印或认知模式必然会在其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上体现出来。因此,在移植到中国以后,这些理论和方法经常会出现与中国情境不相适合的情形(袁阳,1988;陈卫旗,1999;谭江华、侯均生,2003)。杨国枢把本国研究者和本国的被研究者之间因文化性和生物性因素的相似性而达到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契合状态,称为“本土性契合”。而移植进来的西方知识与华人本土社会的实际之间,常常缺乏这种本土性契合(李桦,1996)。因此,陈卫旗认为,在移植和引进西方社会学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考察它在源文化国和引进国之间是否具有理论意义的“等价”问题。通常存在三种水平的等价:功能等价、概念等价和公制等价。如果不等价,就不能生搬硬套。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吸烟是地位低下人群的习惯,但吸烟在相同时期的墨西哥却是上流社会的特权。在这里,“吸烟”在美国和墨西哥在概念和功能上均是不等价的(陈卫旗,1999)。

   第三,西方社会学理论适用范围有限论。一些学者还从否定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普遍适用性来证明社会学本土化的必要。他们认为,普适性是社会学研究所应追求的理想性目标,但西方社会学往往是以研究者所在国家为对象而构建的,既包含了普遍性的成分,也包括大量特殊性的成分,后者决定它们对非西方国家或地区不一定具有普遍的适用性(郑杭生,2000)。社会学本土化并不是国外的“一般”和中国的“个别”相结合,因为国外的社会学并不是代表普遍性真理的“一般”(徐经泽、吴忠民,1987)。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存在着基于本国情境的特殊性。如果说自然科学是普适性的,社会科学则是区域性的(徐经泽、吴忠民,1987;石英,2013;刘文斌、王雅林,2017)。事实上,社会科学理论永远是局部理论或“在地理论”,它不具有全球普适性(吴重庆,2002)。正因为如此,社会学者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提出适合于本土实际的社会学知识。

   第四,学科发展阶段论。一些学者认为,对于社会学后发展国家来说,绕开社会学先发展国家的社会学知识而自行发展是不必要的。它们可以先模仿,然后慢慢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林南,1986)。社会学本土化所隐含的一个前提是,社会学对中国来说是外来学科,它在中国的发展存在一个“文化输入”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先后经历“化入”和“化出”。“化入”就是先“进入”西方社会学内部,熟悉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类似于“补课”阶段;“化出”就是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庞树奇,1988)。因此,社会学的中国化是一个分步骤走的阶段性现象(杨心恒,1989;刘平,2006)。具体来说,社会学本土化既是一个引进、吸收、消化的过程,又是一个综合、转换、创新的过程(纪德尚,2005)。

   (2)社会学本土化内涵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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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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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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