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良:正当防卫如何才能避免沦为僵尸条款

——以于欢故意伤害案一审判决为例的刑法教义学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7 次 更新时间:2018-08-31 17: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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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 (进入专栏)  

  

   摘要:正当防卫是公民行使防卫权的行为,刑法对此加以保护。我国刑法第20条第1款明文规定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划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以及一般犯罪之间的界限,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于欢故意伤害案一审判决未能认定正当防卫,甚至防卫过当也未予认定,而是按照一般的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该案经媒体披露以后,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刑法学界对于正当防卫制度的反思与检讨。以于欢故意伤害案的一审判决为例,从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等方面对正当防卫进行刑法教义学分析,并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于正当防卫的认识误区进行反思,具有重要意义。在于欢故意伤害案的二审判决中,认定本案具有防卫情节,同时认为于欢的正当防卫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二审判决虽然比一审判决在防卫情节的认定上有所进步,但仍然未能正确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

  

   正当防卫制度在我国刑法中占据着是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被立法机关赋予了鼓励公民与犯罪作斗争的功能。在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除了在刑法第20条第1款规定了正当防卫的概念以外,第2款规定只有明显超过正当防卫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才构成防卫过当;第3款则规定了无过当防卫,即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可以说,立法机关对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作了十分有利于防卫人的规范设置。那么,在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实际认定情况如何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对当前具有轰动性效应的于欢故意伤害案进行分析,由此考察正当防卫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实际运作状态。


一、一审法院判决[1]

  

   被告人于欢,男,1994年8月23日出生于山东省冠县,汉族,高中文化,冠县工业园区源大工贸有限公司职工。2016年4月15日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冠县看守所。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位于冠县工业园区)负责人苏银霞向赵荣荣借款10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月息10%。2016年4月14日16时许,赵荣荣以欠款未还清为由纠集郭彦刚、程学贺、严建军十余人先后到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催要欠款,同日20时左右杜志浩驾车来到该公司,并在该公司办公楼大门外抱厦台上与其他人一起烧烤饮酒,约21时50分,杜志浩等多人来到苏银霞和苏银霞之子于欢所在的办公楼一楼接待室内催要欠款,并对二人有侮辱言行。22时10分许,冠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到达接待室,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被告人于欢欲离开接待室被阻止,与杜志浩、郭彦刚、程学贺、严建军等人发生冲突,被告人于欢持尖刀将杜志浩、程学贺、严建军、郭彦刚捅伤,出警民警闻讯后返回接待室。令于欢交出尖刀,将其控制,杜志浩、严建军、郭彦刚、程学贺被送往医院抢救。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于次日2时许死亡,严建军、郭彦刚伤情构成重伤二级,程学贺伤情构成轻伤二级。

   关于被告人于欢的辩护人提出于欢有正当防卫情节,系防卫过当,要求减轻处罚的意见,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欢持尖刀捅刺多名被害人腹背部,虽然当时其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辱骂和侮辱,但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和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所以于欢持尖刀捅刺被害人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不法侵害前提,辩护人认为于欢系防卫过当以此要求减轻处罚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害人各诉讼代理人提出被告人于欢构成故意杀人罪并要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代理意见,审理认为,被害人于欢被围困后,在接待室较小范围内持尖刀对四被害人腹、背各捅刺一刀,并没有表现出对某一被害人连续捅刺致其死亡的行为,也没有对离其较远的对方其他人捅刺,从被告人于欢当时所处环境以及对被害人捅刺的部位、刀数,结合于欢案发当日下午起,一直受到被害人方要账纠缠,当公安人员到达现场后急于离开接待室的心态综合分析,于欢具有伤害对方的故意,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于欢故意伤害罪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要求,不能因出现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而客观归罪,定性为故意杀人。尽管有证人证明听到被告人于欢说“弄死你”之类话,即使如此,也属在冲突过程中的斗狠之语,不能以此断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内容,各代理人的该代理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法院认为,被告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的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致一名被害人死亡、二名被害人重伤、一名被害人轻伤,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于欢犯故意伤害罪成立。被告人于欢所犯故意伤害罪后果严重,应当承担与其犯罪危害后果相当的法律责任,鉴于本案系在被害人一方纠集多人,采取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秩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侮辱谩骂他人的不当方式讨债引发,被害人具有过错,且被告人于欢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从轻处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于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案件事实

  

   根据判决书认定的本案事实,以下三部分内容对于被告人于欢行为的定性具有重要价值:

  

   (一)讨债

  

   本案起因是讨债,这是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判决书表述为“催要欠款”。根据常识,欠债还钱乃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从本案的起因上来说,似乎讨要债务的一方处于道德上的优势,而被追偿债务的一方则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这起事件完全可以归结为:要债人被欠债人杀死。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是难以获得同情的。其实,本案起因于讨债,这只是一种表象,还要进一步追问:讨要的是什么债务?根据判决书认定的债务利息可以断定,死者一方讨要的是高利贷。因此,在本案的案件事实背后暴露了在我国某些地方盛行高利贷这样一种畸形的金融现象。

   案发当天,赵荣荣以债权人身份纠集10人向苏银霞讨债,随后离开现场。在现场讨债的10人都不是债权人,而是赵荣荣找来专门讨债的人员。因此,这10人本身并没有讨债的主体资格,这是一种非法讨债行为。但判决书中,对于讨要高利贷这一事实被有意遗漏了,从而使于欢后来的持刀伤害行为认定为正当防卫带来了障碍。可以想见,如果本案被法院认定为正当防卫,那么非法讨要高利贷这一事实一定是会得到强调的。这种根据判决结论而选择性地叙述案件事实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并不鲜见。

  

   (二)拘禁

  

   如果是正当债务,完全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救济。而本案涉及的高利贷是不受司法保护的,因此只能采取强硬方法进行讨要,这种讨债行为只要失控,就会演变为一场暴力。这无论是对于要债人还是对于欠债人,都潜藏着重大的人身安全危险。根据判决书的描述,讨债是从当日下午4点开始的,直到晚上10点发生血案,持续了将近6个小时。这段时间,以晚上8点死者杜志浩的到场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杜志浩到来之前,讨债人将于欢母子扣押在办公室。讨债人李忠证言说:“要账的时候我们没有对苏银霞、于欢母子进行殴打,就让她们在屋子里待着了。他们往哪里去,我们就安排人跟着。没打他们,但是骂他们两句,说话糟蹋他们了。”因此,这个阶段讨债的暴力特征还不明显,主要是进行辱骂。在杜志浩到来以后,讨债的暴力就开始升级。除了将于欢母子拘禁在接待室以外,在此期间,讨债人,尤其是杜志浩对于欢母子实施了侮辱和殴打等行为。其中,辩护方证人刘付昌证实“我发现在苏总和于欢坐的沙发前面有一个人面对他们两个,把裤子脱到臀部下面”。控告方证人张书森证实:“要账的过程中,看见杜志浩把自己的裤子和内裤脱到大腿根,把自己的阴茎露出来对着欠账的女的,把欠账男孩的鞋脱下来,并在欠账母子面前晃了一会,对着欠账女子说的话很难听,还搧过欠账男孩一巴掌。”由此可见,辩方证人和控告方证人都证实,杜志浩对于欢母子进行了言行侮辱,而且侮辱程度是相当恶劣的。当着于欢母子的面拉下裤子露出下体,这就是媒体渲染的“辱母”情节。因此,本案也被称为“辱母杀人案。”其实,在案件发生过程中虽然确实存在下流的侮辱情节,但这只是导致后来血案的一个导火索,当时并没有直接导致于欢动武。辱母情节对于本案在媒体上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具有重大作用,但它不是、也不应该是我们分析本案被告人于欢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的重点。

  

   (三)出警

  

   在将近6个小时的拘禁过程中,虽然如前所述,讨债人对于欢母子进行了辱骂和殴打,但于欢并没有强烈反抗,其母苏银霞更没有反抗,这对母子始终是采取一致隐忍的态度。除了欠债这一前提事实存在以外,双方的力量对比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于欢母子根本不是讨债人的对手,如果反抗肯定会招致更为严重的迫害,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杜志浩露下体进行侮辱的情况下,苏银霞这方的人打110报警。根据判决书的认定,民警朱秀明、徐宗印出警来到现场,先是寻找报警人,当得知纠纷双方是讨债以后,就说:“你们要账行,但是不能动手打人。”说着就往外走,并没有隔离双方讯问情况。在此,涉及一个关键情节,即民警往外走是离开不再过问还是要进一步了解情况,这涉及民警的责任,同时涉及对于欢防卫行为的性质认定,具有重要意义。监控录像显示:“22时13分一辆警车到达,民警下车后进入办公楼;22时17分许部分人员送民警出来办公楼,有人回去。22时21分许,民警快速返回办公楼。”也就是说,民警出入接待室的时间是4分钟,即22时13分至22时17分。那么,22时17分至22时21分这段时间,民警到底在是在离开状态还是了解情况,通过录像应该可以查清真相。判决认定民警从接待室出来是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这一认定是否根据录像得出,不得而知。[2]

  

   (四)捅刀

  

在民警往外走的时候,于欢也要往外走,利用民警在场之机,摆脱讨债人的拘禁。但于欢的举动遭到了讨债人的阻止。此时,距离血案发生只有一步之遥。那么,此刻,在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判决书认定:“被告人于欢欲离开接待室被阻止,与杜志浩、郭彦刚、程学贺、严建军等人发生冲突。”那么,只是冲突这么简单吗?从判决书列举的证言来看,讨债方只是陈述不让于欢出去,而于欢和苏银霞都说对方打了于欢。双方证言内容不一致。但根据在室外的证人刘付昌的证言:“我跑到办公楼里面,看见接待室里面那伙要账的人,围着于欢,有人拿着椅子朝于欢杵,于欢一直往后往南退”。在此,证人证实当时讨债人不仅阻止于欢,而且存在对于欢的暴力。从整个事态发展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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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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