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 李浴洋 李静:重审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5 次 更新时间:2017-07-10 11:31:20

进入专题: 当代文学   洪子诚  

洪子诚 (进入专栏)   李浴洋   李静  

历史是有血有肉、有欢笑也有眼泪的

  

   洪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不久之前的2017年3月11日,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刚刚召开了“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研讨会”。这已经是您的《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出版之后学界举行的第二场研讨会了。我们的问题,自然也就首先想围绕您的这部新著展开。

   在3月11日的研讨会上,与会代表提及最多的话题便是《材料与注释》在著述体例上的特点,即您在《自序》中说到的“(本书)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量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熟悉您的学术经历的读者都知道,关于您在书中处理的50—70年代文学中的一些重要事件——诸如“百花运动”、“反右运动”、“大连会议”与“文革”等,在您此前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与《1956:百花时代》等著作中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与成熟的历史叙述。而且,您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以一种“知识”甚至“常识”的形式被学界广泛接受。那么,在这一背景下,您选择重新谈论,并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谈论这些您已经多次谈论过的话题的动因是什么?您如何看待您在本书中所做的工作与您此前已经完成的历史叙述之间的关系?

   洪子诚:《材料与注释》中使用的材料,有的在我以前的书中多少涉及过。特别是1998年版的《1956:百花时代》,在处理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事件时,就比较详细引用了冯雪峰、邵荃麟“文革”期间写的“交代材料”,以及这次会议的发言记录。另外,大连会议的材料,毛泽东颐年堂的谈话,在我的书里也不是全新的东西。

   之所以将它们在拿出来再加以编排注释,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些材料过去主要是在我的论述框架中被征引,材料本身的丰富、复杂性有可能被缩减、遮蔽;另一是,对历史事件的不同叙述所形成的对话,历史与叙述的关系,在以前的著作中虽然涉及,但是基于材料本身所作的展开还是有必要再尝试。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我越来越关注历史事件中个人的细微情感、反应,这在总体叙述中常常被忽略。事实上,在读这些材料的时候,它们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有的还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历史”并不只是一些抽象的“规律”,是有血有肉,有欢笑也有眼泪的。

  

我没有什么“关注视野”的选择

  

   在《自序》中,您谈及交代了《材料与注释》中的“材料”来源及其历史背景的《1967年〈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文“也可以看作本书的‘代序’”。文中介绍了作为本书主体部分的六篇“材料”是您与其他学者在1967年参与《大事记》写作时私下抄录的。但我们也注意到,当时被抄录下来的“材料”不止这六篇。那么,您在写作本书时选择“材料”的标准是什么?换句话说,为何是这六篇“材料”进入了您的关注视野?

   当时材料复制条件很差,不可能拍照,自然也没有复印机和扫描工具,都是靠手写抄录。记得分工抄录时,用很薄的纸每种复写六七份,每人一份。因为很费功夫,抄录的材料并不多。大连会议记录很详细,只能摘抄小部分,很可惜。当年的抄写,和这些抄录的材料,严家炎、谢冕等先生现在完全没有印象,自然也没有保留。我其实也没有保存材料的习惯,当年也没有学术研究的预想。为什么会留存一些,也不知道,可能觉得辛苦一阵,扔了可惜。另一些材料是中国作协当年印制供批判用的,如邵荃麟、冯雪峰、林默涵、刘白羽的材料;这些用过就交上去了。因为那个时候编写的是文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材料也就都是“十七年”重要文学运动、思潮方面的。现在放在一起就形成主题性的观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注视野”的选择。


批判丁玲、陈启霞,只有周扬最积极

  

   “周扬集团”在1949年之后的“文艺战线”上的命运浮沉,似乎是本书在材料编排与注释撰写时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与胡风、丁玲以及冯雪峰等几股力量的“竞争”中,“周扬集团”最终取得了胜利,进而主导了1950年代后期与196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他们之间的“较量”,涉及观念、制度、现实权力与人事关系等诸多因素。在您看来,“周扬集团”能够成为文坛主导力量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洪子诚:这是个需要继续研究、讨论的问题。胡风一派的受排斥到覆灭,过程及原因已经有许多讲述,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情况似乎比较清晰。周扬与丁玲、冯雪峰之间的问题,谈论的文字也不少,但仍有晦暗不明的地方,特别是丁玲和周扬的关系。都是湖南人,为什么闹得不可开交?不同的“知情人”和研究者之间看法、情感倾向不同,有的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材料与注释》出来后,有的学者认为我对周扬同情太多,有的则认为在他们的关系中,丁玲也并非完全无辜。90年代写《1956:百花时代》的时候,我曾系统读了丁玲50年代初的书、文章,如她对萧也牧的批评,对作家应该“到群众中落户”的提倡,以及《跨到新时代来》的论文集。可以看出,她都是自觉地作为“解放区”作家的身份发言,表现了指导来自“国统区”作家的姿态,坚持维护、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从具体工作上,她和周扬可能有分歧,但是这个时期他们的文艺观点看不出有什么差异。而据50年代担任中宣部机关党支部书记的李之琏先生“文革”后的回忆,1955年秘密批判丁玲、陈企霞,中宣部内部对是否将他们定性“反党小集团”就存在分歧,似乎只有周扬表现最积极。“观念、制度、现实权力与人事关系”的诸多复杂因素中,我看在这一事件中决定性因素的,还是这一制度下的“现实权力与人事关系”吧;不过,它被“包装”为观念、路线斗争的形式出现。

   “周扬集团”这个说法,可能早已出现,但是我最近才听到。去年11月上海师大“光启读书会”讨论《材料与注释》,上海大学的周展安使用了这个词。我们在谈论当代的周扬的时候,自然不仅仅是谈论他个人。记得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1966),和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1967)文章,使用的是“周扬为首的黑线”,“周扬等人”,“周扬一伙”的说法。

   “集团”这个概念,包含某种制度性的组织因素,用来称呼“十七年”中周扬及文艺界的掌权者是否合适,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不过这个说法也是有依据的,和“纪要”、和姚文元文章中这样的论述有关:“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这些描述,也可以说具有“集团”的意味了。至于周扬他们为什么能成为文坛主导力量,相信也是诸多因素促成。这其实可以追溯到左联和延安时期。延安时期到50年代初,他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实际上已经形成,确立。这从第一次文代会中可以清楚看到。但是,丁玲、冯雪峰都是老资格左翼作家,他们作为作家的成就、影响,比周扬要大许多,仍是潜在的威胁,可能构成对周扬等地位的挑战。说起来,大概丁玲、冯雪峰他们身上,仍留存更浓厚的文人、书生的素质,而说实在的,“百无一用是书生”。


周扬与江姚:19世纪与20世纪的斗争

  

   书中除去呈现了“周扬集团”在1949年之后的崛起过程以外,还触及了他们在“文革”爆发前后与更为激进的文艺—政治集团“斗争”时落败的经过。您如何看待“周扬集团”在1960年代初期以后越来越被动,以致逐渐丧失在文坛的主导地位的命运?只是因为他们不够“激进”,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洪子诚:姚文元文章列出的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人物名单是: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因为周扬和胡风,和丁玲、冯雪峰在50年代斗争曾经表现得有点“你死我活”,结果他们最后却被归为一类,都是“一伙”的。

   这个观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也即是说,在“左翼文艺”内部,周扬等和后来的“激进派”之间的分歧,与和丁玲,以至胡风之间的,要大得多。确实,周扬等的文艺观的主导面,是19世纪激进民主主义的内容,或者说相近于普列汉诺夫的主张——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周扬对普列汉诺夫的遗产十分重视,经常提到他。而江青、姚文元的文艺观和实施文艺政策,在对待文化遗产上,在如何组织文学生产上,思想脉络更接近苏联二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派”。

   为什么周扬他们会落败?这不是文艺自身的问题,要有更大的视野。那个时候,文艺就是现实政治,要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从毛泽东当年的政治理想,从中国革命遇到的“危机”,从“文革”发生的原因联系起来,才能看清楚。这些不是我能够办到的;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也经常被批评为缺乏大的国际视野。


社会主义者的精神困境

  

   本书中唯一一篇接近论文体式的作品是《“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您在其中指出,50—70年代中国进行的是一种“‘泛道德化’的政治实践”,因此道德主义者的身份也就往往内在于这一时期革命作家与批评家的自我与集体认同之中。是故,道德批判在历次涉及他们的批判运动中自然屡见不鲜。是否对党“忠诚”是在这一时期的批判运动中经常秉持的标准。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即检验对党“忠诚”程度的标准通常会被落实成为对于党的领导人以及党在某一具体领域甚至具体政策中的意志执行者的“忠诚”程度。您在书中也提到,在对于“周扬集团”的对立面进行批判时,他们对于周扬不够“忠诚”便构成了他们“反党”的一项重要证据。而由此可见的是,在一种由现代政党主导的新型的道德实践的展开过程中,却相当内在地包含了对于原本应当摒弃的部分传统伦理的抽象继承与大力发扬。当然,两者之间的缠绕与纠葛大概源于某种深层的历史结构,对于它们很难简单地做出是非判断。对于这一现象,您如何看待?

洪子诚:“真诚”问题,道德问题,在当代历次文艺批判、斗争中,都被着重提出,1957年批判丁玲、冯雪峰,更是这样。它贯穿整个“当代”的政治环境;即使当年是青年学生的我们,也常常面临这样的“追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洪子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当代文学   洪子诚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5062.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学友讨论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