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增科:市民社会、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民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1 次 更新时间:2006-09-24 22: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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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增科  

  

  自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再度流行起来并成为当代世界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主张社会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市民社会思想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但以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为基础的近代市民社会概念是在十七—十九世纪之间才出现的。近代市民社会理论成为西欧和美国反对专制主义国家和重商主义国家捍卫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重要武器。进入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市民社会概念得到复活。起初它主要被西方少数左翼学者和东欧一些激进学者用来批判现实社会并阐明理想社会之轮廓。八十年代后,市民社会概念在西方逐渐得到主流派知识分子的认同,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日益增多。一九八九年苏东剧变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在西方和苏东学术圈中形成空前的热潮。几乎每一个大学都建立了一个市民社会研究团体。市民社会概念也成为众多学术论着和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学术会议)频频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九十年代后市民社会研究热潮从西方和苏东学术界扩散到世界其它地区,这些国家学者也纷纷用市民社会概念分析本国历史和现实或探寻本国市民社会建构问题。市民社会理论遂成为一股全球性政治思潮和当代世界一大热点理论。

  

  一

  

  市民社会概念为什幺会在本世纪80年代后再度流行起来呢?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与一些学者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反思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者所倡导和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失灵,福利国家模式也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民众的政治冷漠情绪日益增长。不少学者开始对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人单纯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价值和目标的作法产生了怀疑。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促使一些西方学者特别是左翼学者重新关注市民社会问题。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弊端日益暴露,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受到了彻底的批判和清算。八十年代前后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以民主化为方向的政治改革,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改革以及相应的思想解放运动,促成了市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现实社会主义的变迁促使一些学者对市民社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在第三世界国家,依靠权威主义政权推行发展主义政策来实现现代化的努力除了在东亚有个别成功例子外,基本上都归于失败。最近日益加剧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促使人们对政府主导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功过得失进行再思考。所有这些都促使一些学者思索如何控制高度自主缺乏制约的国家问题。总之,国家权力无限制的膨胀,国家干预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切除了窒息社会的活力和首创精神外很难再让人看到什幺进步作用。这一切都促使东方和西方以及第三世界的一些理论家开始重新思考国家究竟应该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扮演什幺角色的问题以及怎样限制和控制国家权力并促进民众参与政治事务的问题。在西方,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在东欧团结工会等非官方力量的崛起,使这些理论家燃起了依靠社会自己力量来解决各种问题的希望之火。17~18世纪广泛流行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正是以反对专制主义国家和重商主义国家为已任,这一理论力主限制国家权力减少国家干预以捍卫个人自由和权利。随后托克维尔提出的志愿性社团组织概念,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近代市民社会理论。所面临的问题的相似性,解决办法又似乎颇为可行,这样就促使不少理论家重新拣起被冷落已久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为它增添进一些自己的东西。1989年苏联东欧剧变前后,有不少理论家开始用市民社会理论分析苏东剧变原因并得出市民社会(在苏联和东欧又称公民社会)在这些国家向民主过渡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的结论。从此之后,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正是从80年代中后期起,民主化和市场化再度成为一股世界性潮流,而作为联结市场化和民主化之纽带的市民社会其地位更加引人注目。于是乎,市民社会热就从学术圈向公众扩散,从西方和苏东学术界向第三世界国家学术界扩散,市民社会建构也成为一些政府和反对党的口号。以上简略地和动态地分析了市民社会概念何以会在80年代后再度流行起来的原因。下面我们具体地分析一下促成市民社会概念再度流行起来的诸因素。

  (1)西方民主政治的畸变,凯恩斯主义的失灵,福利国家危机促成一些学者的理论反思。

  二战后,西方民主政治开始出现一些畸形的变化。一是国家权力日益向行政部门手中集中,中央政府权力日趋增强,权力分立和地方自治等传统观念受到动摇;二是在美国等国利益集团、行政部门、议会中的有关委员会结成“铁三角”关系左右着政府政策,在西、北欧诸国垄断了行业利益代表权的大型社团组织与政府共同建立起阶级合作体制,其结果是由于缺乏组织手段,普通民众被排斥在政府决策过程之外;三是行政官僚有向专家治国、信息垄断的方向发展的趋向,普通民众知情权、参政权受到侵害。周期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凯恩斯主义力主通过国家干预刺激有效需求来解决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普遍采用这一政策。从70年代后期开始,这些国家经济相继出现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发症,凯恩斯主义失灵了。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一直把争取工人阶级福利改善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们上台执政后,依靠国家政权推行社会福利政策。福利国家以高税收和高支出为后盾,到70年代末高福利因政府背上的财政包袱越来越重而难以为继。

  面对这种现实情况,一些理论家开始对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执政后单纯依靠国家力量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17~18世纪出现于西方的近代市民社会理论成为这些理论家从哲学层次上批判现实社会的有力武器。近代市民社会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生活可以通过自由市场机制进行自我调节而毋须国家干预其内部事务。近代市民社会理论还认为日益膨胀的国家权力和机构会对个人自由和权利构成严重威胁。不同政治立场的理论家均从近代市民社会理论中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新保守主义理论家如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猛烈抨击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福利国家政策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他们极力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最大限度减少国家干预,让自由竞争和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要作用。这些政策建议为80年代以来上台执政的许多西方国家右翼政府所采纳。新古典经济学也成为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流派。

  西方一些新左派知识分子如约翰·基恩(John Keane)等人也从自己的角度对民主社会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提出了批评。约翰·基恩将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福利国家政策和共产党的计划经济模式统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统制的社会主义,认为他们会导致国家机构的恶性膨胀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官僚主义化。同时他也不满意保守党人奉行的加剧社会不平等的“向穷人宣战”的经济政策。他们主张超越这两种选择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来。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基恩有时又称之为民主的市民社会)具备下列特征:(1)有一个由多元化的公共领域构成的非国家领域,它包括生产单位、家庭、志愿性组织和社区服务组织,它们受到法律保障并实行自治。(2)它是平等和自由的复合体。基恩主张将国家和市民社会力量结合起来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平等和自由。为此他认为公民生产的产品应按多重分配正义标准分配,即以不同方式、出于不同理由对不同的人分配不同的商品从而填平“富有”与“贫穷”阶层的鸿沟。决策权分散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内部及彼此之间的众多机构之中,机构成员可以充分参与内部决策,他认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自由。(3)国家和市民社会互相依存,互为对方民主化的条件。约翰·基恩认为,“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必须成为充分民主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一个永久的特征”。1在此基础上市民社会和国家必须相互成为对方民主化的条件。这是因为市民社会民主化(致力于消除家庭、性别、工作场所等中的压迫)离不开主权的国家权力的支持。多元化、决策分散、团体自主有可能形成无政府状态,这就需要有集中的计划和协调,利益冲突也需加以调停。政治民主化(扩大议会权力,扩大地方政府和社区权力,政务公开接受监督等等)也有赖于来自市民社会的支持和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民社会要求两个过程同时展开,即扩大社会的平等和自由及对国家机构进行民主改造。动员公民积极参与这两个过程成为民主化取得成功的关键,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约翰·基恩未加探究。

  (2)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受到批判及随后进行的改革努力刺激一些学者进行理论反思。

  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曾长期实行被称为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等手段严格控制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同时明令禁止各种非官方的社团组织的存在。由于市民社会为国家所淹没,国家在人们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并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这种体制在一定时期内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体制弊端日渐暴露。它使普通民众养成对国家的依赖感和懒惰思想,来自民间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受到窒息,同时各级官员中特权腐败现象也愈演愈烈。南斯拉夫率先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开始了“自治社会主义”的伟大实验。60年代起东欧一些国家开始进行以“市场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改革。这些改革和实验目的是为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打破斯大林主义的传统模式。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改革导致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在国家之外的各种社会力量逐步发展起来并强烈要求参与政治过程,他们成为推动以民主化为方向的政治改革的强大动力。八十年代初以来在苏联和东欧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使市民社会的存在获得了合法性和新的活力,与党内改革派一起推动着现实社会主义的变迁。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理论家开始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进行反思和批判。1974年波兰学者莱兹克·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人类自我认同的神话:社会主义思想中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统一》。在该文中他指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建立在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同一性的基础之上)与当代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法,现代工业社会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为特征。个人在市民社会中以其本来面目出现(自私自利的个人),在政治领域则以社群的、抽象的形式存在。共产主义任务是重新将人的存在的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其方法是通过组织一个新型社会消除二者的分离,在新的社会中对人的统治将让位于对物的管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相统一思想若付诸实施很有可能导致极权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市民社会受私人利益驱使,社会再生产由此得以进行。他进而指出,如果生产中私人赢利动机被清除了,市场机制被弃而不用,国家就会成为唯一的经济活动主体和经济创新的源泉。其结果必定是国家担负的任务和相应的官僚机构大幅度增加。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相统一之设想付诸实施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全能的官僚机构。其次,除非个人和团体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否则经济管理就必然要和调停利益冲突的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科拉柯夫斯基认为,很难设想一旦阶级(以生产资料占有为标准)被废除,私人利益冲突就会停止。阶级斗争只是争取剩余产品分配的斗争的一种历史形式。这种争夺剩余产品斗争在公有制经济中仍会继续存在。第三,他认为,马克思所设想的直接民主只能在中世纪瑞士小村庄那样的小共同体内才能行得通,而代议制民主以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为前提。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平等、自由、公正等)与建立社会生活的完美统一体理想相互冲突。他指出,完美的统一体的梦想只能以否定其原初意图的讽刺漫画形式出现:作为一个由上面靠强力所强加的人为的统一体而出现,在那里政治机构制止真实的冲突和市民社会各部分表达自身要求。这种机构几乎机械般地强迫去粉碎一切自发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形式,因此它加深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裂而非使它们彼此接近。据此他认为完美的统一的人类共同体的梦想只能在专制主义的严酷形式下才能实现。2科拉柯夫斯基的观点在东欧学术界和工人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市民社会对抗国家”思想就在此时开始在东欧形成。

  (3)第三世界国家由权威主义政权推行发展主义政策的发展模式除了个别成功的例子外均陷入困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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