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北大岁月琐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75 次 更新时间:2020-11-23 08: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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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 (进入专栏)  

   一

   我虽然生在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家庭,但是因为我自幼体弱多病,家庭并没有给我严格的学术训练,这种训练是从1953年我17岁考入北大时才开始的。刚进北大时,抱着当作家的梦想。没想到系主任杨晦先生“无情”地告诉我们: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开始并不理解这话,学了一年以后才明白确实如此。那时的课程都是很难啃的硬骨头,例如一入学就上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引论”,高先生是法国巴黎大学博士,他讲课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发的讲义后来出版了,厚厚的一大本。又如上游国恩和浦江清两位先生合开的先秦两汉文学史,一开始就讲《尚书》,课后我抱着《十三经注疏》啃《盘庚篇》,那些诘屈聱牙的文字虽有趣味,但连注带疏读起来真够难的。还有杨晦先生的“文艺学概论”,天马行空,必须细心听讲方可以沙里淘金。难怪比我低一个年级、当时已经颇有名气的刘绍棠在北大中文系念了一年之后便退学,当他的专业作家去了。有了第一年的基础,到了二年级,跟林庚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便突然觉得轻松多了。他是诗人,将自己的诗情融入到讲课之中,引导我们欣赏领悟,很受欢迎。浦江清先生的“宋元明清文学史”很有特点,讲到元明戏曲时他会情不自禁地唱一段。王力先生的“汉语史”,讲稿好像是用毛笔写的,课讲完了讲稿也就出版了。此外还有魏建功先生的“古代汉语”、周祖谟先生的“现代汉语”也是我感兴趣的,不过以他们的专长讲这类基础课并不能充分发挥。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用各地民谣或民间故事教我们说各地方言,我至今还记得粤语的故事《无尾鼠》。余真、曹靖华等先生的“俄苏文学史”、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的“东方文学史”、李赋宁先生的“西洋文学史”,使我大开眼界。周一良先生和邓广铭先生合开的“中国通史”,给了我史学的视角,这对我研究中国文学史很有帮助。上述各位先生教我的时候,不过四五十岁,确切地说林庚先生才43岁,游国恩先生不过52岁。当时他们已经学富五车卓有成就了。不过上课只是师傅领进门,更重要的学习是自己课外阅读,泡在图书馆里捡自己喜欢的书来读,古今中外,中文、历史、哲学,其乐无穷,收获也最大。

   就这样,我在北大扎扎实实地读了四年书,渐渐窥见了做学问的门径。毕业时林庚先生需要一名助教,系主任让他自己物色,这在当时是有点出格的。林先生便让比我早一年毕业留校任教的倪其心学长到班上了解情况,同学们反映我还不错。林先生看过我的一篇作业,对我有点印象,这样我就在21岁时留在北大中文系当了一名助教,从此很幸运地走上学术之路。那时的图书馆长向达先生准许教师进入书库自由阅读,我便经常泡在书库里,随意浏览,增长了不少见识。

   1958年秋,北大搞半工半读,我被派到京西城子煤矿劳动,同时给二年级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史。下煤井时头戴柳条帽,身穿矿上发的工作服,腰里别一个充电池,七斤半重,电线通到头顶的一盏照明灯。胸前还要揣一个饭盒,装上满满的一盒饭。在井下的八小时里趁着点了炸药炸开掌子面的功夫,躲到岔道上吃饭。平时有罐笼送我们下井,但遇到高产日12小时一班,罐笼用来运煤,我们便走下爬上。原来矿井是层煤矸石一层煤炭间隔着,第一层叫一道巷,第二层叫二道巷,以此类推。每一层间隔大约三米,越往下越深。我下过七道巷,那层巷道也就一米高。八小时都弯着腰干活,手握一把大铁锹,不停地攉煤,煤块在头灯的映照下闪闪发光,黑宝石似的。在井下彼此的脸都被煤屑熏黑了,只能认个大轮廓。上到地面,洗了澡,彼此又不认识了。在煤矿三天挖煤,三天上课,挖煤和上课究竟是隔开来互相穿插呢,还是集中三天挖煤,再集中三天上课呢?换了好几次,大家觉得怎么都不对劲儿。原因并不在于时间如何调整,而是在煤矿劳动的环境中,讲王维、孟浩然,实在有点别扭。

   两个月以后,学生回校了。我又转到密云县钢铁公社炼钢,从冬天干到第二年夏天。那里的主力是人大的老师,北大的老师只有中文系、东语系和俄语系的,还有一位工人、一位实验员,总共不到二十人。我们北大这批人先是负责烧锅炉,供给全体下放劳动的老师喝水,以及早晨洗脸之用,因为天太冷了,住的又是半截在地下的花洞子,毛巾都冻成了冰片。烧锅炉是在夜间,先要到三四十米外的一口井里打水,挑回锅炉房连夜烧开,存在一排大缸里。天刚蒙蒙亮,就看到人大的老师分班挑着水桶来打水,他们的衣着做派都像工人。后来我们还当过木工、高炉工、翻砂工。当木工实际上只干一种活儿,就是拉大锯。一根大树干斜支在地上,一人站在上面,俯身;一人跪在下面,仰头,来回地锯。两人相对,不断交流着眼神,调整着节奏,同事之间从未如此亲密。当高炉工,两班倒,十分辛苦,可惜炼出来的都是豆腐渣一般的粗钢。密云的铁矿是贫矿,钢铁公社的高炉虽号称小洋炉,但只有55立方米,所谓洋不过是有一台鼓风机可以往炉内送热风而已。出渣或出铁时,我们要抡起5磅的大铁锤将钢针打进炉中,将渣水或钢水放出来。后来又当翻砂工,这活儿更累,八小时蹲在地上盘弄沙范,再将钢水浇到其中铸成零件。不过我们的情绪还不错,都自觉地通过劳动锻炼自己。俄语系一位老师会唱歌,我们晚饭后休息时,常常请她唱一曲。我要求唱舒伯特的《圣母颂》,她的声音隔着用秫秸筑起的墙传过来十分动人。在那样的环境中,居然能欣赏《圣母颂》,而且没有人干涉,真有点奇怪了。

   在密云劳动了八个月,然后又转到京西斋堂人民公社白虎头大队劳动,一直到1960年3月才回到北大。斋堂是山区,梯田一层一层地从山下直达山顶,春天漫山遍野粉红色的桃花和杏花,秋天漫山遍野金黄色的谷穗,山下小溪潺潺,农舍点缀其间。那里盛产桃、杏和核桃,春天跟着老乡爬树摘桃、摘杏。秋天跟着老乡割谷子,左手搂一把,右手挥动镰刀顺势一割,刷刷地响着,很有规律的节奏带来一种乐感。或者手持长杆打核桃,一杆打下去,哪里啪啦地落一地,有的还会落在头上身上。傍晚用背篓背回村来,走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汗水湿透了衣裳,但心灵是很纯净的。有一段时间我被调出村子,参加撰写斋堂人民公社史,到许多村庄采访。山区农民生活的艰苦、心地的朴实、性格的坚韧,以及待人的诚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我到王家村采访,一路爬山,步履艰难,只见一位小脚老太太从后面赶上来,我们说了几句话的功夫,她便将我甩到后面了,过了一会儿已不见她的身影,我很惭愧。等我抵达村子时早已过了午饭时间,老乡在锅里为我留了玉米碴子粥,灶里的柴火还有余温,那碗碴子粥可称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马栏村奇特的地貌、百花山下的依依墟里烟,也曾使我陶醉。有个村子周围仍然保留着石头砌的城墙,我猜想是北朝时坞堡的遗迹。我离开斋堂后到文革开始前的六年里,曾经两次回去看望老乡们,领略那诗一般的景色,找回那段生活的色彩。每个中国人,不管是从农村出来的还是生长在城市的,都不应该忘记农村和农民,是农民的汗水浇灌了中华大地,农村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根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认为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重要的。虽然耽误了读书做学问的时间,但是人生的阅历丰富了,做学问的眼光也就有所不同,此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吧。

   我从进北大的第一天起就患了高血压症,低压96,高压165,不能正常上体育课,经校医院院长吴继文开示证明,转入医疗体育课。老师是一位美国老太太,燕京大学转过来的,十分和气。所谓医疗体育无非是柔软体操啦、远足啦之类的,远足也就是从第二体育馆走到北大的蔚秀园或承泽园。那时这两座园子没有楼房,还留有大片池塘树木,颇有田园风味的。经过一年多的劳动,1960年春回校以后,血压竟然降到75~115,水银柱上的这个刻度一直保持到现在,成为我那段农民生活的印记。

   我回北大后便讲授中国文学史。我的导师林庚先生、我大学的班主任老师冯锺芸先生、我的师兄陈贻焮先生都来听我的课,课后在林先生家里小聚,他们给我很大的鼓励,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林先生在各方面给我的启迪和熏陶,对我影响深远,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从他为拙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写的序中,可以看出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此后我连续为中文系、外语系和北京电视大学讲课,同时跟随林庚先生参加主编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并承担了林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上卷初盛唐部分的注释工作,还发表了几篇现在看来很不像样子的论文。

   正当我感到可以展开自己的研究之际,1964年秋被派到湖北江陵县张黄公社张黄大队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身份是工作队员。我去的那个村子只有17户人家,却进驻了五名工作队员,三名是附近公安县的干部,再加上我和一名北大的学生。五个人去查这个贫穷的小村里干部的四不清问题,真可谓兴师动众。江陵本是南朝民歌《西曲》的诞生地,是我向往的满地是诗的地方,但实际的情况跟读《西曲》所得的印象完全不同。那里生产水平很低,主要是种稻谷,一天吃两顿饭,一干一稀。我的师兄陈贻焮跟我邻队,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饱吃干稀饭,深交贫下农。”可谓妙趣天成。这里根本没有副业,连蔬菜都很少,萝卜长得像拳头那么小。主要的下饭菜就是炸胡椒,过年杀一头猪,腌起来吃半年。但工作队员是不准吃鱼肉蛋的(以免被腐蚀),村民笑话我们是和尚,他们偶尔吃一顿荤的,只好为我们把那点荤的挑出来另盛一碗。村里一律的茅草房,除了一家富裕中农的房子盖着灰瓦以外,其他16家连房顶都是稻草铺就的。房子的墙不过是一些插进地里的竹竿,上面涂了泥巴而已。下雨天人们穿上木屐,冬天老人提着一个瓦盆,里面盛些做饭剩下的草灰,放在棉袍下面取暖。我们进村没几天,小队会计便冒雨穿着木屐,背一张八仙桌供我们办公使用,我们拒“腐蚀”没有接受,他便又背了回去,看着他的背贴着桌面的身影,我感到不是滋味。我住在宋大娘家,老两口带着一个儿子,儿子娶了亲,小两口的卧室跟老人的卧室只隔着一道竹墙。为了安排我和那名学生下住,临时隔开一间小屋,支起一张木板床来。我们住房的后面便是堆放粮食和杂物的仓库,晚上睡觉时老鼠从我的身上爬来爬去,可以清楚地感到它们脚步的轻重。再往后就是牛圈,躺在床上可以听到老牛反刍的声音。夜里睡不着时,从墙缝里仰视天空,星星眨着眼,似乎也在看着我。我们五个人思想都有点右倾,至少我个人看到的是一片和睦平静的景象,干部带头参加劳动,跟群众的关系也相当密切。组长委派我当资料员,按时向上汇报清查的结果,我们汇报不出什么重大的战果,而邻村却得到赫赫战功。其巧妙的计算方法是,队长家的鸭子放进后门外小队的稻田里,假设一年吃多少稻谷,又假设这些稻谷当种子,一年收多少稻子,几年累计下来价钱惊人。我们不愿意仿效,上报的数字很少,所以总是受批评。组长着急,怕是队长跟群众串通了欺骗我们,让我晚上蹲到他家墙外偷听壁角,我十分恼火地顶撞他说:“我一个堂堂北大的老师,怎能干这种事情!”他便不再说什么。有一次召开三级干部会,工作队和村民代表集中住到大队的仓库里,我房东那年轻人代表村民也参加,他没有铺盖,我便请他跟我睡在一个被窝里,一转身便感到他的双脚在头边。心想我的脚也伸到了他的头边,彼此彼此无所谓的。

当时的农村还保持着朴素的田园风光,宋大娘家后面是一片望不到边际的大湖,偶尔有渔民放鱼鹰捕鱼,那些鱼鹰的眼神诡谲,脖子上拴着一根绳子,叼了鱼又咽不到肚子里,脖子一仰一仰的,不断抻着头,既可怜又可笑。村里有一片小池塘,春天放鱼苗,秋天鱼长大了就到县城买巴豆,磨碎洒在池中,鱼中了毒晕晕乎乎地,游得很慢。农民就站在小船上用鱼叉叉鱼,一两天内就把全池塘的鱼叉尽了,等来年开春再买鱼苗放养。并没有规定工作队员参加劳动,但我觉得参加劳动更愉快,便主动找活儿干。我刚去不久跟着农民劳动,就参加过对鱼的“围剿”,我只能在岸上叉,一天叉了12条鱼,却惹来猜疑。当地话“叉鱼”和“吃鱼”声音相近,工作队当时是不准吃鱼、肉、蛋的,领导听说我“叉鱼”以为我“吃鱼”,便来调查,积极参加劳动原来是应当表扬的,却成了问题。幸亏很快就查清了。冬天农闲,公社派人到长江边上加固大堤,我也参加了。江陵地属荆州,这段长江又称荆江,水面高过地面,形成悬河。在岸边看到来往船只的白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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