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国际核秩序及其面临的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 次 更新时间:2018-08-01 22:04:54

进入专题: 核武器   核秩序  

王辉  

  

   内容提要:核武器的出现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战争威胁。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以核裁军与核军控、禁止使用核武器、防止核扩散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规范与制度安排,有效影响了主权国家的核活动,避免了核战争的爆发,控制了核武器国家的数量。21世纪以来,国际战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人类进入了核技术与导弹技术加速扩散的新时期,伊朗核能力稳步增长,朝鲜突破核不扩散机制成功获得核武器,非国家行为体成为核技术与核材料扩散的重要主体。特朗普上台后,全面否定了奥巴马倡导的“无核世界”政策主张。提出发展强大导弹防御系统,研发新型战略武器;制造低当量核弹;退出伊朗核协议。特朗普的政策调整弱化了“核禁忌”规范和防止核扩散机制,开启了新一轮核武技术竞赛,冲击了大国间的战略稳定,凸显了国际核秩序的历史局限性。

  

  

冷战时期,美苏双方曾投入大量资源展开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将世界推向核战争边缘。为了避免人类的毁灭,国际社会试图通过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道德观念对主权国家的核活动加以约束,逐步建立了以核不扩散机制与核军备控制为核心的国际核秩序。随着核能利用需求的增加,核技术和核材料扩散给人类带来的威胁与日俱增,有核国家围绕核武器升级与现代化已延伸到多个新兴技术领域。目前的国际核秩序很大程度上是两极格局下的产物。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将要结束之际,国际战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削弱了其主导和塑造国际战略环境的能力与意愿。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自由秩序日益陷入危机当中,凸显了现存核秩序的历史局限性。在这种大背景下,国际核裁军与军控、核不扩散机制面临哪些挑战,其驱动因素是什么?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自核武器诞生以来,核战争阴影始终笼罩着世界。为了避免核战争,缓解核武器无序竞赛带来的压力,国际社会开始尝试对主权国家的核活动、核武器的制造与使用进行规范。最终在核军备发展、核武器使用原则、核不扩散三个方面达成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与发展,大体上形成相对稳定的国际核秩序。

   第一,美苏围绕核军备形成“确保相互摧毁”共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苏的核武库呈现爆炸式膨胀,美苏核武器的数量已经远超过各自国家安全的需要,双方毫无节制的核武竞赛,不仅给两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使核战争成为人类社会所面对的最大威胁。美苏拥有核武器数量仅具有象征意义,而双方相互之间并无安全感,于是产生了相互克制的需求。由于美苏拥有庞大的核武库,都无法在首轮攻击中消灭对方的核武器,双方最终在“确保相互摧毁”概念上达成共识,开始通过军控谈判限制核军备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和苏联(俄罗斯)先后签订了多个军控与核裁军协议。1972年,美苏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试图通过控制战略防御武器的发展来避免刺激战略进攻性核武器的军备竞赛。1974年,美苏又签订《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议定书》,规定双方只能在本国首都周围或一个洲际导弹基地周围建立反导系统。这两个条约的签订,意味着美苏放弃了防御性战略核武器竞赛,仅依靠进攻性核力量来维持“相互确保催毁”。在进攻性战略武器方面,美苏于1987年12月签署了第一个核裁军条约——《美苏关于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美苏中导条约》)。1991年7月,美苏签署了《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TART-Ⅰ)。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经济严重衰退,无力与美国进行核武器竞争,核战争的风险大大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防卫中的作用显著减弱。1993年1月,《美俄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TART-Ⅱ)签署,规定美俄将其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各自削减到3000~3500枚。这些条约强化了核均势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此后,双方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逐步销毁或减少核武器部署的数量。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在欧洲部署的核武器数量由70年代冷战峰值时的7000多枚下降到不足1000枚,削减了约85%。冷战后,美俄承认彼此具有相互摧毁的核反击能力。由于当时没有导弹防御体系,消除了不确定性,确保了相互威慑的稳定。“确保相互摧毁”概念成为第一个核时代战略稳定的基石。

   第二,国际社会形成了核武器“禁忌”原则。美苏核裁军条约中虽然有核武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限制措施,但其主要目标是通过提高威胁稳定性降低核战争风险,而非为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威胁。作为可以毁灭人类的核武器,自其产生以来就存在政治与道德问题,即核武器的毁灭性与战争目标之间的关系。核战争的后果可能是使受战争波及的国家作为一个可供人类生存的社会不复存在。为了人类的生存,国家必须努力避免核冲突。如果国家间的冲突无法消除,人们必须努力寻求某种限制,禁止任何一个核大国最大限度地使用军事能力。由于没有核武器使用的限制性规范,美苏紧张的军事对抗引发核战争风险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人们普遍认为在危机中使用核武器的领导人是不负责任的,呼吁禁止使用核武器。20世纪60年代,有人提出“有限使用核武器”的主张,试图从理论上探索把核武器的使用限制在战场上或军事目标上。由于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一旦越过核战争门槛,就无法阻止对手突破限制让战争升级到人类无法承受的程度。鉴于美苏双方都有规模巨大的核武库,双方都放弃了这种尝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核武器“禁忌”得到了广泛的接受。

   “核禁忌”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并被广泛接受的过程。正如著名学者托马斯·谢林所言,自二战结束以来,人类没有再次使用核武器,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尽管各国没有就核武器“禁忌”问题展开过正式谈判,也没有达成正式条约,但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思想已经得到广泛接受。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核禁忌”成为影响决策过程的关键因素,使得决策者选择使用核武器时面临巨大的道德压力。有核国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实际上是“核禁忌”原则的补充和发展。核武器是足以毁灭人类的武器,但也限制了战争的范围。核武器逐步失去了军事价值,演变为一种威慑手段和政治工具。美苏双方都曾陷入拥有庞大核武库却不能使用的困境,常规力量反而扮演了关键角色。核威慑取代核战争成为国家战略的基础,有核国家普遍寻求在确保相互摧毁基础上建立威慑。

   第三,建立起核不扩散机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法国和中国先后打破了美苏对核武器的垄断。由于没有限制性措施,人们普遍预期将有更多的国家制造出核武器。鉴于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核武器扩散必然增加核冲突的风险,最终也会危及美苏两国。尽管当时美苏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存在分歧,但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双方立场一致。在美苏和其他国家的共同推动下,1968年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其核心内容有三:一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将核武器扩散到其他国家;二是无核武国家在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的前提下有权和平利用核技术;三是拥有核武的国家需切实采取行动削减核武器,直至消除核武器。防止核武器扩散、推动核裁军、促进和平利用核能成为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三大支柱,其所确立的基本规则和机制保障成为国际核秩序的基础。

   核不扩散规范的存在,使得试图发展核武器的国家背负沉重的政治和道义负担,减缓了核武器扩散的速度。在核不扩散机制运行大约40年的时间里,大约60个国家开发了核能或运行了研究反应堆,至少有30个国家已经掌握了核工业和科学的知识,能够实施核武器项目。但是真正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数量只有9个,大大低于人们原来的预期。核规范与机制的存在也进一步推动了核裁军。2010年4月,美俄签署了《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规定美俄双方各自部署的核弹头应削减至1550枚以下,战略武器运转工具应削减至800件以下。

   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以来,共有189个国家签署了该项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主要执行机构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也拥有151个成员国,其覆盖面之广、签约国之多,表明该条约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和合法性。199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获得了无限制的延期,几乎所有成员国都对不扩散做出了再次承诺。联合国大会于1996年9月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9·11”事件后,美国开始高度重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及核恐怖主义问题。为此,美国强化和完善了核不扩散机制,2005年签订了旨在加强各国出口管制以及打击非国家行为体核扩散的《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公约》,2006年签订了《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条约。2009年,奥巴马政府提出“无核世界”倡议。美国两党之间达成“三不”共识,即不制造新的核弹头、不赋予核武器新的军事任务、不为现有核武器提供新的军事能力。2010年4月在美国召开了首次有各国领导人参加的核安全峰会,非国家行为体核扩散和核安全问题成为受到高度关注的议题。坚持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基本原则,建立和加强敏感物项和及时的出口管制机制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理念和规则。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各国对核能需求的不断增长,对获取核技术的追求日益呈上升趋势。人类进入了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加速扩散的第二个核时代。地区层面的核对峙与核扩散趋势明显,核恐怖主义的活跃使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性质发生变化。随着北约东扩的持续推进,美俄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矛盾升级。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与俄罗斯开始轮番展示核力量,冷战时期的核对抗似又重新出现。在技术和政治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原有的核裁军与核军控进程、禁止使用核武器原则、防止核扩散机制面临冲击。

   第一,美俄间的战略稳定受到冲击。美俄战略稳定的基础是承认彼此具有相互摧毁的核反击能力,双方保持稳定的威慑关系。大国间的战略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环境。乌克兰危机成为美俄关系的转折点。北约领导人认为欧洲的安全环境发生重大改变,重新把俄罗斯视为西方的假想敌。在这种情况下,美俄两国的核军控政策均出现倒退,双方战略重心重返军事安全轨道,重新提升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双方展开了研发新型战略武器的竞争,严重冲击了美俄间的战略稳定。在后冷战时期,面对北约明显的常规力量优势,俄罗斯经常展示其核力量,声称要动用非战略性核武器应对北约常规力量优势。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北约开始认真对待与俄罗斯发生核冲突的问题。2015年6月,在布鲁塞尔北约防长会议上,北约领导人在冷战后首次讨论加强联盟核威慑能力,标志着核武器议题再次被纳入北约重要议事日程。2016年5月,罗马尼亚宣布宙斯盾反导系统正式开始运行。7月,北约宣布已完成弹道导弹防御作战能力初级阶段任务。

俄罗斯认为北约的行动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指责北约的行为破坏了双方间的战略稳定,声称要动用核武器来保护其核心利益和价值观。2014年12月,俄罗斯在其新版军事学说中,将美国反导系统以及北约东扩列为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外部安全威胁。普京在俄杜马国防委员会的讲话中称,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计划以及北约在东欧逐步加强的活动,破坏了美俄战略力量平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核武器   核秩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安全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1307.html
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06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