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 郑崧: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非洲中文传播的实践进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 次 更新时间:2022-10-17 00: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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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   郑崧  

   摘要: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非洲中文传播与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文在非洲有意识的传播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肇始和初兴期、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期和2000年以来的跨越式发展期,其实践进路也相应地经历了从单向线性传播、双向互动传播向社会化网络传播模式的转变。非洲中文传播始终保持着良好发展态势,并成为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联系纽带和重要力量。未来,非洲中文传播应借势历史最好的传播环境,树立语言传播新理念,运用混合传播模式,增强中文传播能力,发挥不同路径传播优势,创新语言传播理论,实现非洲中文传播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关键词:中非命运共同体  非洲  中文传播 中文教育  孔子学院

  

   作者简介:王辉,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院长、教授;郑崧,浙江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西亚非洲》2022年第5期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认识全球发展大势、深刻洞察世界格局变化而作出的重大判断。深刻认识这一“变局”的丰富内涵,牢牢把握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重大机遇,是新时代开拓广阔发展空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现实要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世界进入了动荡变革期。但当下,和平、发展与合作仍是时代主题与天下大势。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实现人类共同发展的 “中国方案”,已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中华民族自身的命运与人类命运和世界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为中文国际传播创造了语境与平台。截至2021年底,全球共有159个国家设立了1 500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累计培养各类学员1 300多万人;全球180多个国家开展了中文教育项目,76个国家将中文列入国民教育体系,4 000多所大学设立了中文院系、专业、课程,7.5万多所主流中小学校、华文学校、培训机构开设中文课程。目前,除中国本土以外,全球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2 500万,累计学习使用人数接近2亿人。包括中文母语者在内的全球中文学习和使用者共同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语言共同体——“中文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不断壮大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成为国际共识的生动体现。

  

   中非关系源远流长,传统友谊历久弥坚。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中非紧紧联系在一起,由此,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历史地看,中非命运共同体开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区域命运共同体的先河。同时我们看到,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非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及“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文传播至关重要。中文国际传播是国际传播的基础,也是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有助于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和分众化表达。非洲中文传播与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一方面,命运共同体理念为非洲中文传播提供理念指导和价值引领;另一方面,非洲中文传播是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依托,是增进中非理解、推动中非人文交流、构建和传播中国对非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和手段。《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提出要“支持语言人才培养,共同推动国际汉学和非洲研究的发展,扩大中非文化的国际认知度和影响力,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发展”。显然,扩大中文在非洲的传播,加强非洲中文教育,有利于中非之间文化融通、文明互鉴和繁荣共兴。与其他地区相比,非洲中文传播始终保持较好发展态势,并成为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联系纽带和重要支撑。中非相隔万里,文化差异巨大,中文传播环境复杂,但发展速度快,覆盖国家多,传播成效显著。非洲中文传播既是世界语言传播的典型案例,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全球中文传播的生动实践。非洲中文传播的演进,对大变局下非洲中文传播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及全球中文传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中文国际传播理论乃至语言传播理论的创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研究非洲中文传播的实践进路,可为新形势下构建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决策支撑和理论基础。

  

   “语言传播”和“中文国际传播”是两个概念。语言传播通常指一门语言使用人数、使用区域或使用范围的扩大。荷兰学者艾布拉姆·德·斯旺指出,在历史长河中,语言首先是随着人类的扩张和迁移而传播,以前它是在征服、通商和信仰皈依之后传播,而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正式教育成为最常用的语言传播渠道。社会语言学把语言传播分为两类:一是语言的自然传播,一是对某种语言有意识的传播。人口迁移导致语言扩散,人口流动带来语言接触,由此产生的语言传播常常是一种自然的传播;而通过正式教育进行的语言传播则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传播。语言国际传播是指语言跨越国界向其他国家传播,通常是一门语言从母语国向非母语国传播。中文国际传播则指中文跨越国界向其他国家传播,从而使中文的使用人数增加,使用区域或使用范围扩大。当前,中文国际传播实际上是政府、组织或个人等多元传播主体通过各种领域、场域、媒介等途径进行的中文传播,其中国际中文教育是主要途径。因此,本文中的非洲中文传播是指以中文教育为主线的多途径传播。

  

   从现有研究来看,非洲中文传播的研究产生了一批成果,主要集中在非洲中文传播方略、孔子学院发展、华文教育及中国文化传播等方面,但总体来说,相关研究较为零散,探讨尚不深入。徐丽华、郑崧曾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至2010年非洲中文传播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当前学界对非洲中文传播的实践进路过程及未来发展趋向等问题需要做出新的梳理和探究。基于此,本文拟以历时性为思路,对非洲中文传播的演进做系统梳理与总结,并对新形势下非洲中文传播进行展望,提出应对策略,以服务非洲中文国际传播需求,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非洲中文传播肇始和初兴期:单向线性传播

  

   非洲中文传播肇始于17世纪华人向非洲移民,其后的初兴表现为20世纪上半叶非洲华人社区华文学校的发展。以华人移民为传播载体和传播主体,中文实现了在非洲的传播,扩大了使用的地理区域。不过,从传播动力的矢量性来看,这一时期非洲中文传播具有单向线性传播的特点,同时由于非洲华人社团规模不大,这一力量也较为薄弱。

  

   (一)1912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文传播

  

   有据可查的华人移居非洲出现在17世纪。19世纪中叶,欧洲列强在停止贩奴和废除奴隶制后需要大量劳动力开发非洲殖民地,同时积弱积贫的清政府依据被迫签订的《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允许华人出洋。在这样的背景下,非洲西印度洋地区出现了持续性、规模性的华人移民。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包括大约17.2万契约劳工在内的数十万华人以强迫移民、自由移民、契约移民等形式,经“南洋”(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下“西洋”(西印度洋),移居非洲已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地区,其中主要集中于毛里求斯、留尼汪、塞舌尔、马达加斯加等印度洋岛屿,以及南非、莫桑比克等南部非洲印度洋沿岸地区,成为这些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力量,进而在这些地区形成了一个个华人社区。

  

   20世纪以前中文在非洲的传播非常有限,可以说几乎不存在有记录、有计划、有组织的中文传播活动,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以契约劳工、外来移民,甚至流亡罪犯等身份,在西方殖民地种族歧视政策下卑微生存、艰难谋生的华人,其语言自然缺乏地位和声望。相较而言,殖民者的语言无疑比中文享有更高的社会政治地位,而对于通常在白人批发商和土著消费者之间扮演中间商的华人来说,由西方语言与非洲本土语言混合而成的克里奥尔语也较中文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这种无足轻重的语言地位是制约这一时期中文在非洲传播的主要因素。二是20世纪前的非洲华人移民群体人口规模不大,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严重失衡。例如,1904年,马达加斯加全岛共有452名华人,其中仅有3名妇女、6名儿童。这阻碍了成熟的华人社区的建立。此外,“落叶归根”的传统文化心理也直接削弱了这一时期华人移民群体进行中文传承的自觉性。

  

   毛里求斯素有“印度洋之星与钥匙”之称,一度是欧、亚、非、澳四大洲航运的枢纽。从19世纪起,在西印度洋地区,毛里求斯起到了一个世纪前新加坡在中国人向东南亚移民过程中所发挥的中转站作用。因此,毛里求斯也是非洲华人移民最为集中、华人社区最早兴起的地区。1911年,毛里求斯华人领袖集资为侨童创办了一所私塾,1912年改建为新华小学,“这是华文教育在毛里求斯的开始”。华文学校的出现使得更大规模、更具开放性、计划性的华文教育成为可能。继毛里求斯华人开创非洲中文教育之先河后,南非、马达加斯加、留尼汪、葡属东非(今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社区也兴办了一批华文学校。到20世纪20年代末,非洲共有9所华文学校。

  

   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非洲华侨又经历了一次人口增长高潮,同时又导致非洲侨童回国接受教育的道路受阻。加之一些非洲国家殖民政府的歧视性教育政策(如南非禁止华人入白人学校,禁止华人接受初等教育以上的教育),非洲华文学校迎来了寻求自我发展的兴盛态势。到20世纪50年代初,非洲华文学校数量有40多所,其中毛里求斯有10余所,南非13所,马达加斯加9所(另有4所私塾),留尼汪12所,葡属东非2所。华文学校的教育层次也从初等教育延伸到中等教育。与此同时,非洲的华人社团还创办了一些华文报纸与杂志。

  

   (二)中文传播群体、空间、速度之特点

  

第一,“移民—扩散型”传播是这一时期非洲中文传播的主要模式。人是语言的第一载体,人口迁移一直是语言传播最纯粹、最直接的动因,在传统社会中尤为如此。与中文在东南亚、美洲、欧洲传播的初始阶段一样,中文在非洲的传播也是属于“移民—扩散型”的传播,即随着华人移民在空间上的扩散而自然发生的扩散。华人移民是这一时期非洲中文传播的载体,也是中文传播的主体,中文传播是单一线性传播。这一时期非洲中文传播范围与不同区域中文传播的活跃度也体现了这一特点。20世纪前的非洲华人移民几乎完全是走海路,毛里求斯是主要中转站,留尼汪、马达加斯加等印度洋岛屿以及南非、莫桑比克等南部非洲印度洋沿岸地区是主要移民目的地。因此,在这些地区,华文社区规模最大,华文传播活动也最为活跃。而在非洲其他地区,因为华人移民人数少,华文传播活动鲜有记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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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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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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