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淼:右翼革命及其文化政治————评《革命的本土主义——1925—1937年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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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淼  

  

【内容提要】 近期美国学者麦吉•克林顿的研究《革命的本土主义——1925—1937年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与文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脉络下,考察20世纪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她强调,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理念与实践;法西斯主义主张资本主义现代化,然而,它主张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既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又不同于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的模式。该书为英美学界近年来,在近代中国法西斯主义和极端右翼文化政治研究方面,集大成之作品。本文拟从理论分析框架、右翼精英世界观、右翼文化革命理念、右翼对大众的争夺,以及史料运用等几个方面,介绍和评价该书。本文认为深入地了解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有利于我们理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有利于我们将3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置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历史脉络当中,以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关键词】 右翼革命,法西斯主义,全球资本主义,CC派,蓝衣社

  

   以往的研究多数认为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内生于德国、意大利、日本等资本发达的殖民帝国,而并非后发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柯伟林等研究者认为蒋介石领导的新生活运动是对德意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模仿,并非内生。①这些研究强调新生活运动的复古和保守的倾向,认为法西斯作为舶来之品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产生冲突,导致国民党对德意法西斯的模仿要么十分拙劣,要么不能起到相应的效果,使该运动未能成功地动员中国民众并以失败告终。近期美国学者麦吉·克林顿(Maggie Clinton)的研究《革命的本土主义——1925—1937年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与文化》(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脉络下,思考20世纪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②她强调,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理念与实践;法西斯主义主张资本主义现代化,然而,其主张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既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又不同于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的模式。在这样的全球视野下,克林顿探析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蓝衣社和CC派的兴起。③她考察了蓝衣社和CC派如何推行一种以儒家等级忠孝理念为核心的民族“固有文化”,视这个文化为唯一的民族共同体来源,发动一场极端民族主义革命。④全书从多个面相呈现极端右翼“固有文化” 主张的形成与发展,着重揭示来自右翼的革命的文化思想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审视法西斯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兴衰。

   关于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和“右”的定义,在中文历史文献和研究中大致有两个脉络:第一个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和“右派”之分。这种区分是当时共产党的话语,联共的为国民党“左派”,反共的为国民党“右派”。这样的叫法,多见于政治史研究。⑤第二个脉络是30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以及由国民党领导的、与之对抗的“右翼民族文艺运动”。左翼和右翼的区分在文学史研究中常见。⑥本文中出现的“右翼”,指称30年代出现的、对抗左翼社会革命的、主张激进民族主义革命的政治和社会力量。这样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十分广泛,国民党右派精英CC派和蓝衣社最为典型。然而,正如克林顿指出的,右翼革命的支持者并不局限于CC派和蓝衣社成员,其表现形式也不限于民族文艺运动。克林顿意图在更广泛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维度下,分析考察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该书为英美学界近年来,在近代中国法西斯主义和20世纪30年代右翼文化政治研究方面,集大成之作品。本文拟从理论分析框架、右翼精英世界观、右翼文化革命理念、右翼对大众的争夺,以及史料运用等几个方面,介绍和评价该书,并指出克林顿研究与以往研究的不同和推进之处。本文认为,深入地了解20世纪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和极端右翼文化政治,有利于我们理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和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同时期与之对应、对抗的共产主义和左翼革命文化的兴起与发展,更明晰地认识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正义性。深入地了解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和来自右翼的革命,也有利于我们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置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历史脉络当中,以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一、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和通往现代化的不同道路


   克林顿批判地借鉴了新近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研究,视“法西斯主义”为历史分析词汇。⑦首先,她指出法西斯主义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描述和诠释中国20世纪30年代CC派和蓝衣社等极端右翼文化政治。克林顿认为, 法西斯主义更精准地概括了他们对待自由民主的敌意态度。她在研究中发现这些蓝衣社和CC派组织的建立体现的并不是简单的复古和保守主义,其对待自由民主的敌意和由此产生的暴力均源于右翼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度担忧。她指出,国民党右翼重提儒家文化,推崇等级、效率和男权,这是对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比如劳工运动、摩登女性、个人消费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做出的回应。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传统往往在这样的诉求下被化约成等级、效忠和男权的元素集合体,并被标榜为“固有”民族文化,以此规训民众,排斥多元文化发展。既要现代化,又排斥现代化带来的社会、文化问题;凭借政党政治势力,以文化宣传、日常思想侵入乃至暴力的方式,来规避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危机,这种现象在30年代的欧洲和日本法西斯主义历史中十分常见。克林顿认为“法西斯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分析词汇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诠释蓝衣社和CC派对文化的偏好,在更广阔的3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境遇中考察国民党右翼文化政治的意义。

   其次,克林顿指出,我们必须批判性地借鉴有关欧洲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就共通性而言,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其高度工业化带来的发达的大众媒体(印刷媒体、电影、广播)、密集的城市人口、开放的公共空间、多样思想文化等,使得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租界港口城市可以与柏林、罗马和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相提并论。就其特殊性而言,我们需要充分认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本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的政治和国际环境。30年代国民党为了实现工业现代化和统一国家领土主权,必须面对帝国主义的殖民领土扩张、其对弱小国家资源的争夺,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殖民种族歧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导致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克林顿强调,这样恶劣的国际环境,不仅仅使得资本后发、半殖民地的中国沦为“弱小民族”,也迫使国民党绞尽脑汁,加紧民族经济现代化和政权统一建设,尽快摆脱民族危机。在这样的全球视野下,克林顿研究中的CC派和蓝衣社所代表的政治主张和文化偏好,所体现的就不仅仅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差异和人事、权力斗争。克林顿试图证明,CC派和蓝衣社的兴起,说明了30年代中国在面临现代化和民族危机之时,也同样出现了民族主义极端化倾向,即法西斯主义倾向。克林顿的论断是,在强烈的民族危机和现代化理念的驱使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也有可能发展成为内生的极端民族主义,即法西斯主义。⑧

   新近研究从现代国家治理社会的角度,审视国民党右翼倡导的新生活运动。这些研究关注国家如何通过规范公民个体行为和日常生活习惯,推进现代化进程 (behavior modernity)。⑨对于这种行为现代化的论说,克林顿指出,新生活运动虽然关注公民卫生和生活细节,但其本质是国家推行秩序和等级理念,提倡国家意志在社会行动上的精准体现;是心灵、道德和思想的服从,而不是个体行为的优化。克林顿提倡从国民党意识形态即其国家-社会组织形式的角度,来诠释新生活运动等右翼倡导的社会运动。她认为研究者的一大挑战就是要充分认识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国家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即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半殖民地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做非历史的假设。她认为从30年代内忧外患的境遇来看,发展改良主义模式下的民族主义(developmentalist nationalism)有可能发生变异。她指出国民党右翼等倡导和组织的新生活运动体现的是极端民族主义还是发展改良的民族主义,这种争论没有停止过。曾参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M. N. Roy) 当年就曾尖锐地指出孙中山建国思想中的法西斯主义倾向。⑩近期美国比较政治经济学家格雷格尔(A. J. Gregor)回应罗易的说法,指出30年代中国经济落后,政治上被威胁,由此认为国民党右翼仅仅是推进经济发展的改良民族主义者,不是极端的法西斯主义者。11克林顿认为,与格雷格尔持有相似看法的研究的问题在于,它们还无法解释国民党右翼运动中体现出的保守主义倾向乃至暴力,因为它们只能将其归结为“偶发事件”。她认为这些研究忽视了30年代国民党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所体现出来的、整体的极端主义倾向,无视右翼暴力。12她认为发展改良民族主义并不一定发展为法西斯主义,但是30年代日益紧张的政治环境,日本殖民扩张引发民族危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都能引发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发生变异。克林顿认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30年代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以历史的眼光探索分析30年代的历史现象,比如蒋介石的幕僚、意识形态理论家戴季陶,如何在内忧外患的境遇下改写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比如陈立夫为什么要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提出“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纲领。13

   克林顿认为,将法西斯主义作为历史的分析工具,不僵硬地运用这个概念,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分析国民党民族主义主张、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流变,以及国家-社会组织形式。她指出,学界长久以来缺乏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形态开放性的研究,还未能充分揭示其意识形态的复杂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渴望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现代化的足迹。比如对上海等条约口岸城市的研究,越来越强调民国时期文化和社会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克林顿认为对20世纪30年代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历史学家应该抱有类似开放的态度。

   克林顿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为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欧洲国家和日本之外的很好的例子。不仅仅如此,这段历史还有力地驳斥了中国意识形态是西方和日本舶来品的论述。比如克林顿在书中追踪了蓝衣社和CC派主导的大众媒体对西班牙等欧洲法西斯运动的报道。她发现,中国法西斯分子没有照搬国外的法西斯主义论说,而是持矛盾的态度。例如他们赞同墨索里尼施行的国家资本主义,但同时对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提出质疑。1934年埃塞俄比亚作为一个古老而独立的、非高加索血统的民族,受到来自现代化程度更高的意大利的侵略。在国民党右翼眼中,这映射了“九一八”事变中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再比如这些媒体在报道德国高度工业化的同时,也报道纳粹的种族主义行径。他们一面谴责第三帝国对弱小民族的欺凌,一面却肯定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出的高度现代化器物。克林顿认为,国民党右翼的矛盾态度体现了半殖民地国家政治精英,一方面控诉帝国资本主义的扩张,另一方面却渴望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心理。这样的矛盾也使得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案例更加具有典型性。14

  

二、右翼眼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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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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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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