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呐喊》版本新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 次 更新时间:2018-07-06 00: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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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 (进入专栏)  

   本文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部新文学创作集,1923年8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初版,收入《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15篇中短篇小说。而今,整整94年过去了,《呐喊》早已被公认为是划时代的中国新文学经典之作,对《呐喊》的研究也早已成为鲁迅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呐喊》的思想蕴涵和艺术特色不断被阐发,研究成果早已蔚为大观。但是,《呐喊》是如何诞生的?《呐喊》的版本变迁又是怎样的?除了人们已经熟知的 《呐喊》第13次印刷时抽出最后一篇小说《不周山》[1] ,至今未得到较为全面的梳理,本文就根据《呐喊》最初三个版本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 《呐喊》初版本印数之谜

  

   鲁迅何时起意把他已经发表的中短篇小说结集成《呐喊》?由于鲁迅1922年的日记至今未见踪影,已找不到明确的文字记载。但有名的《〈呐喊〉自序》的落款时间是“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2] ,而《呐喊》中最晚发表的《社戏》和《不周山》的发表时间也都是1922年12月 [3] ,那么,据此两点大 致可以推断,早在1922年12月或更早些,鲁迅已把《呐喊》书稿编竣,打算付印了,《〈呐喊〉自序》的最后一段话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4] 但是,迟至整整八个月之后,《呐喊》初版本才得以问世,其间相隔的时间确实比较长。

   显然,很可能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出版社,《呐喊》的出版最初并不一帆风顺,这就不能不说到鲁迅的学生孙伏园了。孙伏园在1920年代前期先后主编《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催生了鲁迅的《阿Q正传》等名作,对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开展与传播厥功至伟,这些早已为文学史家所津津乐道。但他从1923年开始又主持北京大学新潮社的出版事务,这个历史功绩也不可没,现在却几乎无人提及。如果不是孙伏园主持新潮社出版事务出现转机,《呐喊》的问世时间可能还要推迟。

   《鲁迅日记》1923年5月20日有这样一条重要记载:

   (下午)伏园来,赠华盛顿牌纸烟一合,别有《浪花》二册,乃李小峰所赠托转交者,夜去,付以小说集《呐喊》一卷,并印资二百。

   当时孙伏园是鲁迅的常客。在这个5月20日之前,孙伏园已于6日、13日两次拜访鲁迅,10日晚周氏兄弟三人加上孙伏园还“小治肴酒共饮”。一定在此期间或更早,孙伏园问鲁迅邀约书稿,鲁迅才决定把已编好的《呐喊》交其付梓。有趣的是,鲁迅还自掏腰包,借给孙伏园二百元印费,《鲁迅全集》对此的注释是“《呐喊》将于本年8月由新潮社出版,因该社经费支绌,故鲁迅借与印资”[5] 。当然,孙伏园在次年3月14日和4月4日把这笔印资分两次归还了鲁迅,1月8日还向鲁迅支付了稿酬。[6]否则,用今天的话来讲,《呐喊》就是鲁迅自费出版的了。

   鲁迅把《呐喊》书稿于1923年5月20日交付孙伏园后,很快,或者可以说一点也没有耽搁,6月付印,8月就出书了。[7]但是,初版本印数多少?因版权页并未印出,一直是个谜。收录颇为完备的《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在介绍《呐喊》时,初版本和再版本的印数均付阙如,就是一个明证。[8]不久前,笔者友人谢其章兄在微信上晒出一则《出版掌故〈呐喊〉五百本》,长期困扰鲁迅研究界的《呐喊》初版本印数之谜终于在无意中被揭开了:

   鲁迅以《呐喊》的稿件交孙伏园去付印,并拿出所蓄二百元作为印刷费,再三叮咛,“印五百份好了。”然而第一版印了一千本,鲁迅先生气恼的说:“印一千本,有谁要呢?”直至现在,《呐喊》销至几十万本,鲁老先生自己是毫不知道了。

   这则《出版掌故〈呐喊〉五百本》以补白的形式刊于1933年1月杭州《艺风》创刊号,署名“孔”。《艺风》主编是孙福熙,他正是孙伏园之弟,还为鲁迅设计了《野草》及《小约翰》初版本的封面,“孔”应该就是他本人。孙福熙无疑是《呐喊》出版过程的知情者,其理由很简单,“拿出所蓄二百元作为印刷费”,《鲁迅日记》已有明确记载,但《鲁迅日记》迟至1951年出版影印本[9]才公开,这则《出版掌故》早在1933年就刊出了,如果不是知情者,怎么可能了解得如此一清二楚?因此,他所提供的《呐喊》初版本印了一千本,也应该是可信的。只不过他又说《呐喊》到1933年时已“销售几十万本”,却是有些夸大了。[10]

   更有意思的是,孙福熙披露,按鲁迅本意,《呐喊》初版只印五百本就可以 了。孙伏园自作主张印了一千本,鲁迅还觉得印得太多而不高兴,正如鲁迅自己 后来所表示的:“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然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 也没有料。” [11]这些正可看出鲁迅最初对印行《呐喊》的态度,而我们以前对此 一直是不知道的,这也为鲁迅传记增添了新的生动的材料。

  

   二  “新潮社文艺丛书”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呐喊》初版本是作为“新潮社文艺丛书”第三种出版的,初版本扉页上印得很清楚,竖排的书名“呐喊”之右侧,印有“文艺丛书 周作人编 新潮社印”一行字,书脊下端也印有“新潮社文艺丛书”七个字,版权页上则印着“文艺丛书”、“著者 鲁迅”、“编者 周作人”、“发行者 新潮社”。这就清楚无误地告诉我们,“新潮社文艺从书”(以下简称“文艺丛书” )的主编是周作人,孙伏园是协编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责任编辑。换言之,《呐喊》的出版,也可视为周氏兄弟合作的又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文学成果,而“文艺丛书”也是周作人所主编的唯一一套新文学丛书。所以,有必要对 “文艺丛书”也略作考察。

   《呐喊》初版本版权页上端印有“新潮社文艺丛书目录”广告,照录如下:

   (1)春水 (已出版价三角) 冰心女士诗集。

   (2)桃色的云 (已出版价七角) 爱罗先珂童话剧。鲁迅译。

   (4)我的华鬘 周作人译。希腊英法日本诗歌及小品三十余篇。

   (5)纺轮故事 法国孟代作。CF女士译。[12] 童话十四篇。

   (6)山野掇拾 孙福熙作。游记八十篇。

   (7)托尔斯泰短篇小说 孙伏园译。

   这份“文艺丛书”目录广告共七种,第三种即《呐喊》,“目录”中未再列。到了1923年12月,《呐喊》再版本问世,版权页又有“新潮社文艺丛书目录”广告,与初版本所印大同小异,所不同者,《春水》和《桃色的云》已在“再版中”,《纺轮故事》“已出版”,《山野掇拾》则在“印刷中”,周作人译《我的华鬘》已改名《华鬘》,也在“印刷中”。可见,“文艺丛书”当时颇受读者欢迎。然而,使人困惑的是,周作人生前出版的各种著译中并无《华鬘》,那么,已在“印刷中”的《华鬘》到底出版了没有?周作人确有一本翻译集《陀螺》于1925年9月由新潮社初版,列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七”,这已与“文艺丛书”两次广告所示的“第4种《华鬘》”,从书名到丛书排列顺序都有所不同了。但是,《陀螺》的内容也正是“希腊英法日本诗歌及小品”,共278篇,由此不难断定,最终未能出版的《华鬘》是《陀螺》的原名,而出版了的《陀螺》正是《华鬘》的扩充版。

   因此,应该进一步把已经出版的“文艺丛书”书目全部开列如下:

   1.春水 冰心 1923.5. 新潮社

   2.桃色的云 鲁迅译 1923.7. 新潮社

   3.呐喊 鲁迅 1923.8. 新潮社

   4.纺轮故事 CF女士(张近芬)译 1924.5. 北京北新书局[13]

   5.山野掇拾 孙福熙 1925.2. 新潮社

   6.两条腿 李小峰译 1925.5. 北京北新书局

   7.陀螺 周作人译 1925.9. 新潮社(丛书之七)

   8.微雨 李金发 1925.11. 北京北新书局(丛书之八)

   9.竹林的故事 废名 1925.10. 新潮社(丛书之九)

   10.雨天的书 周作人 1925.12. 新潮社

   11.食客与凶年 李金发 1927.5. 上海北新书局

   从这份书目可知,“新潮社文艺丛书”共出版十一种,由新潮社和新创办的北新书局分别出版。“文艺丛书”原定出书计划中,仅孙伏园译《托尔斯泰短篇小说》一种“流产”。有必要补充一句,后来续出《呐喊》的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也是鲁迅的学生。必须指出的是,周作人的丛书主编并不是挂名的,他为这套丛书倾注了大量心血。最近刚在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冰心《春水》手稿,就是由周作人保存下来的,这说明他当时确实亲自审定了“文艺丛书”第一种《春水》书稿[14]《纺轮故事》书后有他的《读〈纺轮的故事〉》,《两条腿》和《竹林的故事》由他作序,《微雨》署“周作人编”等等,也都说明了他当时付出的辛劳。至于李金发象征主义新诗的代表作《微雨》和《食客的凶年》是周作人慧眼独具,接受出版,早已为文学史家所知晓。更应指出的是,鲁迅不但以《呐喊》和《桃色的云》加盟“文艺丛书”,也参与了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鲁迅日记》1923年8月12日云:“夜校订《山野掇拾》一过”,8月13日又云:“夜校订《山野掇拾》毕”[15] ,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在1920年代的中国新文坛上,“新潮社文艺丛书”虽然不及“文艺研究会丛书”和“创造社丛书”那样声势浩大,毕竟自有其鲜明特色和影响,《呐喊》《雨天的书》《春水》《微雨》《竹林的故事》等文学史上早有定评的重量级作品都在这套丛书中亮相,更应刮目相看,而这一切都是与周氏兄弟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三 《呐喊》再版本与兄弟失和

  

   必须指出,《呐喊》初版本是1923年8月22日才问世的,是日《鲁迅日记》 云:“晚伏园持《呐喊》二十册来。”鲁迅对《呐喊》的出版满怀喜悦,23日和24日接连两天将样书分赠各位友好,包括催生了《狂人日记》的钱玄同。[16] 有趣的是,《呐喊》甫一问世,最先作出反应的是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8月31日,《觉悟》副刊就发表了署名“记者”的《小说集〈呐 喊〉》,高度评介《呐喊》的横空出世。文章第一句就欣喜地宣称:“在中国底小说史上为了它就得‘划分时代’的小说集,我们已在上海看到了。”这离鲁迅收到《呐喊》样书才九天。而北京文坛对《呐喊》的第一篇评论则要晚了二十天,1923年9月21日,北京《晨报副刊·文学旬刊》发表署名也是“记者” 的《文坛杂记》,此文共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对《呐喊》的品评,这位“记者”表示:

   我们最近在文学界上得到一本很有力量的作品,使我们异常欢欣! 《呐喊》的价值,固然不用我们来介绍,但他那种特殊的风格,讽刺而带有深重的悲哀的笔锋,使阅者读后,惊心且有回味。

《晨报副刊·文学旬刊》是文学研究会在北京的机关刊物,由王统照主编,这位“记者”可能就是王统照。不过,本文并不是要追溯《呐喊》接受史,而是要接着讨论《呐喊》的再版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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