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关于孙伏园的《鲁迅先生的小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 次 更新时间:2018-11-06 01: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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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 (进入专栏)  

   孙伏园(1894-1966)的《鲁迅先生的小说》是一篇长达一万二千余字的鲁迅小说评论,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在鲁迅逝世八十二周年纪念来临之际,此文的出土,想必为鲁迅研究界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所乐闻。

   《鲁迅先生的小说》连载于1951年12月27日、1952年1月3日和10日香港《星岛周报》第一卷第七、八、九期。首期同时刊出孙伏园此文手稿,每期连载署名都是孙伏园亲笔签名手迹,还配有鲁迅本人照片或画像,以及丰子恺、司徒乔、黄新波等画家有关鲁迅的美术作品,可谓郑重其事。连载伊始,《星岛周报》编者专门写的《编者按》,对了解此文发表经过不可或缺,照录如下:

   这是孙伏园先生三年前应上海《小说杂志》之请写的特稿,见解深邃,分析精辟,实为近年研究鲁迅作品最具权威性的作品。《小说杂志》当年因登记问题未能发刊,因此,伏老的这篇好文章也一直就没有得到一夕发表的机会。本刊同人兹商得该杂志负责人同意,将此稿移交《星周》发表,俾便爱读《星周》的读者能够早日读到这篇难得的佳构。伏老与鲁迅是多年老友,《阿Q正传》即在伏老所编之副刊发表,以伏老之才来论鲁迅的小说,当然是最合适的。

   由此可见,孙伏园此文本是“三年前”,1951年的三年前,也即1948年为即将创刊的上海《小说杂志》而作,因《小说杂志》胎死腹中而未能发表。当时国民党当局兵败如山倒,文艺界也不断紧缩,翻译家傅雷早些时拟在上海创办《世界文学》,大概也因“登记问题”而未能如愿(陈子善:《傅雷编〈世界文学〉》,《不日记三集》,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109-112页)。值得庆幸的是,孙伏园这篇评论手稿被“该杂志负责人”(实际上“该杂志”并未面世)带到了香港,在香港交《星岛周报》“同人”发表了。

   “该杂志负责人”是谁呢?也就是拟创办上海《小说杂志》者,是谁?这个查找范围太大了。但也不是没有一点线索,至少《星岛周报》的“本刊同人”,相当部分来自上海,他们中的某一位很可能就是《小说杂志》的“负责人”。

   《星岛周报》属于“星岛”报系,“星岛”在香港主要出版《星岛日报》。该周报版权页注明“出版者 星岛周报社”,“社长 林霭民”,“编辑委员”名单照录如下(按原编排顺序):

   李辉英、易君左、徐訏、梁永泰、陈良光、曹聚仁、程柳燊、贾讷夫、叶灵凤、邝荫泉、刘以鬯、钟鋆裕

   “执行编辑”则是下列四位:

   邝荫泉、梁永泰、陈良光、刘以鬯

   《星岛周报》是综合性周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无所不谈,总的政治倾向是中间偏右。但文学和艺术占了一定比例,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点, 从十二位“编辑委员”中的一半——李辉英、易君左、徐訏、曹聚仁、叶灵凤和刘以鬯六位——都是文学家即可见一斑。李、易、徐、曹、叶、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已不必再来饶舌。叶灵凤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11月间就到了香港,一直定居于斯(叶灵凤:《后记》,《忘忧草》,西南图书印刷公司,1940年,129页);李辉英1949年前在长春东北大学执教,并不在上海(马蹄疾:《李辉英年谱简编》,《李辉英研究资料》,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23-24页),他俩当然不可能再在上海创办《小说杂志》。其他四位中,至少徐訏、曹聚仁、刘以鬯三位当时都在上海,因此,他们都有拟在上海创办《小说杂志》的可能。三人中曹聚仁与鲁迅关系最密切,又可能与孙伏园有所交往,也许是他拟创办《小说杂志》而向孙伏园约的稿?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到底是哪一位提供了孙伏园此文? 已难以确定。

   不过,在《星岛周报》的四位“执行编辑”中,只有刘以鬯负责该刊文学部分,倒是确定无误的。不仅如此,整个刊物的版式也是刘以鬯设计的,叶灵凤也提供了意见。而该刊所附的画刊,则由“梁永泰编辑,其中不少珍贵图片都由叶灵凤提供”(刘以鬯:《记叶灵凤》,《畅谈香港文学》,获益出版事业公司,2002年,193页)。今年刚去世的刘以鬯留下了不少关于《星岛周报》的回忆,他在追述1950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时,特别提到了孙伏园此文:

   (当时香港的)文学作品必须向综合性杂志寻求出路,“寄生”于综合性杂志。……情形稍为好一点的,是《星岛周报》。这本刊物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创刊,比《西点》在港复刊早十天。我在编辑《西点》的同时,也担任《星岛周报》的执行编辑。《星岛周报》是综合性杂志,虽然编辑委员如曹聚仁、叶灵凤、易君左、徐訏、李辉英等都是文学爱好者,却不能刊登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我曾经因为发了孙伏园的《鲁迅先生的小说》而受责。(刘以鬯:《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1985年4月27日在“香港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畅谈香港文学》,获益出版事业公司,2002年,102-103页)

   据此,《鲁迅先生的小说》的“编者按”应该出自刘以鬯之手。当然,这段回忆的最后一句更值得注意。平心而论,《星岛周报》自创刊起,每期都拨出一定篇幅刊登或连载新文学作品,小说为主,随笔等辅之,作为综合性刊物已经相当不错。大致可以确定,刘以鬯参与了《星岛周报》前二十余期的编辑(据刘以鬯回忆,他编辑《星岛周报》后不久,就应邀去新加坡参与《益世报》的创办。新加坡《益世报》1952年6月7日创刊,除去他到新加坡后的筹办时间,他应在1952年4、5月间离开香港。由此推测刘以鬯编辑《星岛周报》的期数约在二十期左右。参见刘以鬯:《忆徐訏》,获益出版公司,2002年,209-210页)。自创刊号起,《星岛周报》就连载刘以鬯自己的中篇《第二春》和短篇《两夫妇》,还发表了徐訏的新诗《宁静落寞》《此时此地》《已逝的春景》等,李辉英的短篇《一张钞票的故事》《情痴》等,曹聚仁的短篇《李柏新梦》和专论《胡适与胡适时代》等,叶林丰(叶灵凤)的书话《王尔德〈狱中记〉的全文》《〈查泰莱夫人之情人〉的遭遇》和香港掌故《张保仔事迹考》等,易君左的《从人生一角度看诗圣杜甫》《记于右任》,省斋(朱朴)的《张大千二三事》等,甚至还发表了陈独秀的遗作五言诗《告少年》,内容不可谓不丰富。但刘以鬯因发表孙伏园此文而“受责”,却是他本人也始料未及的吧?

   查连载孙伏园此文的三期《星岛周报》,也可看出一些端倪。《星岛周报》“目录栏”每期所列的目录比较特别,不是该期所刊全部文章的目录,而是“本期要目”,也就是说,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或者补白性质的文字,都不列入“本期要目”。《星岛周报》连载孙伏园此文时,第七期篇幅两页,第八期篇幅也两页,题目都列入“本期要目”,唯独最后一期也即第九期连载此文最后一部分时有三页,篇幅最大,题目反而不再列入“本期要目”,有点出人意料。以至初看第九期目录,还误以为此文已被腰斩了。这样安排,很可能是刘以鬯“受责”以后被迫采取的变通措施。幸好此文终于连载完毕,否则,如果真的腰斩了,岂不是鲁迅研究史上的一件憾事?

   孙伏园是鲁迅的同乡,是鲁迅在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和北京大学国文系执教时的学生,后又先后主编《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发表了鲁迅大量作品,催生了《阿Q正传》,还是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出版人。他和鲁迅之间这样密切的关系,他写的关于鲁迅的回忆和评论,自然也成为重要的研究鲁迅的参考资料。这篇《鲁迅先生的小说》就是他关于鲁迅小说的最长也最有见地的一篇评论(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之前,孙伏园已写了《药》《孔乙己》等鲁迅小说的评论,详见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在鲁迅众多的新文学探索中,他的中短篇小说无疑成就最大,影响也极为深远。鲁迅之所以为鲁迅,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那么崇高的地位,首先就是因为他是一位划时代的小说家,就是由他的《呐喊》《彷徨》等小说所奠定的。那么,孙伏园又是怎样讨论鲁迅的小说呢?《鲁迅先生的小说》开篇就高屋建瓴地指出:

   在小说之国,鲁迅先生实为“国父”。鲁迅先生著《中国小说史》,起于神话与传说,而讫于清末的谴责小说。中国的小说,已成一完整的段落。自鲁迅先生以后,另起一新局面,是新中国的小说史了。

   孙伏园对鲁迅的小说很熟悉,文中提出鲁迅小说具有“伟大的同情”“浓郁的,优美的,隽妙的诗意”和“轻淡的幽默”三大特色,而“伟大的同情”又与“强烈的正义感,真实的革命性”紧密相联,互为一体,在当时可算别开生面。围绕这三大特色,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到《故事新编》中的《奔月》,孙伏园对大部分鲁迅小说都详略不同地展开了讨论。他所大力主张的“伟大的同情是鲁迅先生小说的骨干”,他所着重分析的《长明灯》《狂人日记》等鲁迅小说中的“疯子”形象系列,他所特别关注的贯穿鲁迅全部小说的“浓郁的诗意”和“轻淡的幽默”,都令人耳目一新。虽然此文结束前,孙伏园表示还有鲁迅小说中的“地方成分,历史地位,结构布局等”未及论述,但就总体而言,他对鲁迅小说艺术成就的探讨完全能够自成一说。是否“见解深邃,分析精辟”而成为当时研究鲁迅作品“最具权威性”的文字,自可见仁见智。但在1949年以前较有代表性的鲁迅研究文献中,理应有它的一席之地。就是到了对鲁迅小说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的今天,他的这些观点仍不无启发性。

   不仅如此,由于孙伏园的独特身份,在这篇长文中,他还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如鲁迅经常说:“我的小说里常常要出疯子”;如《阿Q正传》1921年12月至次年2月由孙伏园经手在《晨报副刊》“开心话”专栏连载时,由于署名“巴人”,一度被读者误以为作者是“四川籍”,又由于“开心话”专栏最初是为蒲伯英的文字而设,读者又猜疑作者就是蒲伯英。这些事情,如果不是孙伏园提供,即便是专门的鲁迅小说研究者,恐怕也不会知道。

   有必要指出的是,《星岛周报》社方之所以不满刘以鬯发表孙伏园的《鲁迅先生的小说》,恐怕不仅因为此文是理论文字而非文学创作,就象刘以鬯所说的属于“水准较高的文学”的范畴,还因为作者当时人在内地,文章竟然能在《星岛周报》上发表,成了一个异数,更何况此文的观点应该也难以被社方所认同。因此,刘以鬯“受责”也就在所难免了。

   孙伏园曾经说过,“为要纪念鲁迅先生,应该好好的写一本书。”(孙伏园:《引言》,《鲁迅先生二三事》,作家书屋,1942年,第1页)然而,他留下的回忆和评论鲁迅的文字,以前只有薄薄的一册《鲁迅先生二三事》(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1942年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收《哭鲁迅先生》等十篇文字,后又在重庆和上海数次重印。1980年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重版时,又增补了《追念鲁迅师》等1949年后所作的四篇文字),后来又只有引起鲁迅研究者重视的署名曾秋士的《关于鲁迅先生》(曾秋士 [孙伏园]:《关于鲁迅先生》,《晨报副刊》,1924年1月12日;拙文《〈呐喊〉版本新考》曾着重引录)。而今,随着《鲁迅先生的小说》的发现,这个遗憾终于得到了部分新的弥补。若要全面研究孙伏园的鲁迅观和评估1940年代后期鲁迅小说研究所达到的水平,这篇长文是不能不仔细研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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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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