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士其:政治中的差异与平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4 次 更新时间:2018-06-18 11: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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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士其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政治的出现,是社会集团之间差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就此而言,政治就有维护甚至强化差异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任何稳定的政治秩序又都需要在人的平等与差异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近代的自由—平等主义政治的基本特点是力图保证政治的平等与政治之外的差异并行不悖。但是,它既不可能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传统差异,又在上个世纪的后半期遭遇到一些来自差异性问题的挑战,比如认同政治和难民问题等。这些挑战具有某种根本性的意义,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超越自由—平等主义基本的政治框架,并且适当增加一些差异性的安排。

   关键词: 平等 差异 自由-平等主义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更多地是一种自然事实,而平等则更多地是人们彼此相待的方式或者原则。政治的出现,恰恰是人与人之间,确切地说是社会集团之间差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它意味着一部分人因为经济或者军事上的优势而建立了对另一部分人的制度化的统治。就此而言,政治就有维护甚至强化差异的作用。但是,社会差异化以及政治出现的同时,也必然会出现对平等的要求,它成为特别是被统治者一方反对统治者把社会差异凝固化,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政治和社会机会的伦理基础,而这种要求得以实现,其根本途径也依然是政治。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包括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以及吸纳新的统治精英等等,也多多少少会接受或者说接过平等这一政治主张。因此,任何政治秩序,都需要在人的平等与差异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这种平衡既是社会生机与活力的保障,也是政治秩序能够长久维持的基本条件。

  

人的差异与差异的政治

  

   显而易见,在不同的人之间寻找差异,比寻找平等要容易得多。人与人的差异包括两个方面,即自然的差异与社会的差异,前者如身高体重、性情爱好、智力体力等,后者如财富、教养、道德情操等。当然,这两个方面的差异可以而且常常相互叠加,自然差异往往成为社会差异的基础,尤其在个人层面上更是如此。政治的出现,既是这种差异的结果,那么它就有可能以等级或者特权的方式使自然的和社会的差异凝固下来,使之成为政治的差异,并且使这些差异进一步扩大,同时使个体层面的差异转变为集团层面的差异。

   人与人之间差异政治化的一个最极端的结果,就是各种地域性政治单元即各种形式的国家的出现。这些政治单元出现之后往往与邻为壑,它们之间虽然也会有彼此交流与合作,但相互之间的竞争、矛盾、冲突和战争也是常态,直到相互之间达成某种力量上的平衡,或者如霍布斯所说,遇到强有力的外部障碍为止。不管这些政治单元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它们的出现都使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和社会差异在某个方面被无限放大。不同政治单元的成员即便不成为不共戴天之敌,也不可能彼此分享利益与福祉。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今天。一个人的出生地这个完全不能由他自己左右的差异,甚至无可更改地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这被称为血统权利(jus sanguinis)。

   不仅如此,国家的出现除了带来人与人之间因为政治所属不同而产生的巨大差异之外,还产生了一个附带的后果,就是如果一个政治单元被另一个政治单元征服,那么被征服一方如果不被消灭的话,就会成为征服者的奴隶,或者政治地位低下的阶层,为征服者提供服务。亚里士多德正是看到了这种情况,才认为存在着两种奴隶,一种是天然的奴隶,即天生不能依靠理性支配自己而必须受人支配的人;另一种则是人为的奴隶,他们很可能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者拥有过人的技能、甚至高尚的道德情操,但由于战争或者债务而被迫为奴,受人支配。

   至于在地域性政治单元内部,贵族制和寡头制是两种典型的通过政治制度固化与强化自然与社会差异的政治形式:前者基于人与人之间身份的差异,后者则基于人与人之间财富的差异。贵族制使具有某种出身的人,实际上往往是政治制度建立之时的征服者或者统治者的后裔成为政权的拥有者,并且利用其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其他方面的利益。寡头制则把财富作为获得政权的基本条件,又把权力作为谋取财富的手段。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寡头制是贵族制堕落的产物。贵族因其特权地位往往游手好闲,不思进取却又贪图财富,从而放弃了贵族的传统美德,与拥有财富之人同流合污,最终改变了政权的性质。柏拉图这种观点虽然看上去更像逻辑推演,但也应该是对古希腊政治史加以总结的结论。而且,在人类政治史上,贵族集团通过出让一部分政治权力换取他们所需要的财富,这样的事情一直屡见不鲜,最典型的大概就是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当时的统治阶层依靠出卖贵族头衔,从资产阶级手中得到了巨额收入,从而造成了一种新的贵族,即所谓的“穿袍贵族”。

   无论是贵族制还是寡头制都会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而遭到质疑、受到反抗,从而陷入危机。一方面是这两种制度都只认可人与人之间某个方面的差异,同时抹平了其他所有方面的区别,即只关注出身或者财富的差异而无视才能、贡献、品行等方面的不同,从而使贵族或者富豪之外的其他人,即便在后面这些领域出类拔萃也无缘染指政治权力。就此而言,陈涉吴广“揭竿而起”时所谓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大概不必被理解为平等主义的表达,而更是对权力垄断的一种反抗。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寡头政体面临的危机与贵族政体有相似之处,他甚至认为也可以把贵族政体视为寡头政体的一种。二是在这两种政体之下,由于对平民或者贫民的排斥,统治集团自身的更新往往陷入困境。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进行了非常清晰的说明。事实上,中国古代出现的各种准贵族制和准寡头制政权也都充分表明了这两种政权形式内部包含的危机因素,比如汉代的豪族与东晋的门阀制度都是如此。

   因此,在接受或者坚持差异政治的前提下,人们试图谋求一种能够克服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同时又具有“自然的正当性”,即能够回答类似陈涉质问的政权形式。在政治思想史上,人们对此给出了两个版本的选择。一个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的各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设想。这些设想的共同点,就是使政治差异本身能够体现人们认为理应得到认可的人的自然差异和社会差异,即人的能力、学识以及道德水准方面的不同。柏拉图关于由三个等级构成的“理想国”的设计以及中国《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是这个方面的代表。虽然两者的表述有很大的差别,但核心就是四个字——“选贤与能”。

   另一个版本就是关于“混合政体”的思想与实践,这是西方政治史上特有的思想和制度遗产。“混合政体”思想主张政治体制在主要体现和维护人们某个方面的差异时,同时也考虑其他方面的不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一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不要求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而只是在不影响既有政体的基本结构的同时,对其进行某些修改和补充,目的是使这种政权能够更加稳定持久。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讲得很清楚,所以“混合政体”本身并不是一种特殊的政体,只是原有的各种政体,包括贵族制和寡头制混合了其他政体因素的结果。不过,虽然从理论上系统阐述混合政体原则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真正比较好地实践了这一原则的,却是并不知道有这种思想的共和时期的罗马。

   柏拉图关于哲学王的设想虽然在西方一直被视为典型的乌托邦,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却通过科举制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政治实践。不容否定的是,在实行科举制之后的中国,处于权力结构顶端的仍然是皇帝而非柏拉图设想的“哲学王”,但如果把统治集团视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自唐代以后至清末,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就是一个把皇帝包围在中间的庞大的知识分子集团。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这是一个典型的以君主制为底色的“混合政体”,其中混合了非常明显的“精英政治(meritocracy)”的因素。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中,知识和能力的差异成为政治差异的主要依据。

   以科举制为核心的差异政治不仅仅是一套单纯的权力分配方式,而且得到儒家思想文化的支撑。当然,儒家经典又是科举应试的核心内容,这就保证了“学而优则仕”的过程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社会化的过程,这就让观念与制度不断地相互强化。在儒家思想中,为差异政治提供思想根据的内容非常多,包括纲常伦理的各个方面,但有一点必须提及,那就是所谓的“君子”与“小人”之别。这种观念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强调:一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另一方面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两个方面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意味着对不同的人应该有不同的规范形式。君子与大夫,可以喻之以义,所以也就可以节之以礼;对于小人与庶人,既然他们只能喻之以利,所以也就必须约之以刑。“君子”与“小人”之别,大概可以算是中国传统差异政治中的核心理念。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孔子自己坚持“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但在秦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上与下的差异已经越来越与身份、财富等因素无关,而是与个人的学养和修行相关。所以孔子讲“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人至已。”(《论语·述而》)孟子也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科举制度出现之后,这种观念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同时也使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突破了单纯的差异政治的局限,获得了“自然的正当性”,并且体现了现代意义上“机会平等”的原则,然这种“机会的平等”又明确地以结果的不平等作为目标。从个体层面来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进入社会的上层而握有权力;从社会层面来看,虽然差异政治的格局始终不会受到撼动,但社会政治矛盾可以大大缓解,另外精英阶层的社会流动问题也得到了非常完满的解决。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之所以长期稳定,应该说与这样一种差异政治的安排是高度相关的。

   在人类政治史上,差异政治事实上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时间,比较典型的还包括欧洲的封建制,以及印度的种姓制度等等。不过总体上看,那些能够长期持续的差异政治形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为政治差异提供了身份与财富之外的支撑,或者是人的知识与能力,如中国的科举制,或者是宗教,如欧洲封建制度与印度的种姓制度等。

  

自由-平等主义的政治:理念与制度

  

   在一个自然社会,人们恐怕不会像卢梭想象的那样,真正体会到人的平等与自由。唯一能够让人们真切感受到的,可能只有死亡面前的平等,即无论人与人之间存在多么巨大的差别,但终究不免一死。这种感受,既为各类宗教意义上的平等观念也为那些非宗教的、反世俗的平等思想(比如中国的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提供了心理乃至伦理的基础。

在人类历史上,真正主张人与人之间普遍平等并且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首先是基督教。基督教的一个基本主张,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圣经》中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那里都成为一了。”(《圣经·加拉太书》)不过,作为一个后来在欧洲国家获得正统地位、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宗教组织,基督教在贯彻其平等主张方面却显得极为克制。首先,所谓“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指的只是在临终审判时每一个人都会得到上帝公正的裁判,那时候,他们生前的权力、地位、财富、声望等都会被“清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审判的结果会一致,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们在人世间到底是行善还是作恶,以及这些作为的具体情形,这样的话,结果当然还是不平等。其次,基督教的这种平等观念因为强调的实际上是死后之事,所以并不反对世俗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异,更不要求变革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差异,基督教自然也就能够与不同的政治秩序和谐共存、相安无事——这就是“上帝的东西归上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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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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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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